最近世界乒乓球賽在西德舉行，中國大陸的男子選手全軍盡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國團在世界男子單打的決賽中，左推右掃，把匈牙利名將西多殺得片甲不留。中國作為乒乓王國是從那天起的，到今天為止，整整三十年。沒有哪一項體育活動能這樣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來，很多朋友要求我寫一篇追憶容國團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筆來，內心實在不好過，寫不上二百字就停下來了。今次中國男子隊落敗，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國團在一九六五年親手訓練出來的女子隊，薪盡火傳，到今天還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壇。我想，阿團若死而有知，也會感到驕傲吧。一個身體瘦弱的體育天才，其影響力竟然歷久不衰，而女子隊的成就只不過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國團和我決定分道揚鑣。他打算去中國大陸，而我卻要到北美洲去碰碰運氣。他決定北上的原因是這樣的。該年初，他獲得香港的單打冠軍，跟著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龍的伊利莎伯體育館以二比零擊敗了荻村伊智朗。荻村並非一個普通的世界冠軍。他的正手抽擊萬無一失，百戰百勝，於是紅極一時，沒有誰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國團當時在一間左派工會任職，備受外界歧視，賽後在伊館的更衣室內，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兩個人。戰勝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沒有記者來熱鬧一下，他顯得有點尷尬。我打開話題，對他說：「你的反手推球越來越快了，應該有資格向世界冠軍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說：「今晚我勝來幸運。不要忘記，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際，荻村發球出界。」我說：「打五局三勝，你的體力可能不及，但三局兩勝，我認為你贏面居多。」
到了五月間，馬尼拉舉行亞洲乒乓球賽，容國團竟然成了遺才，不被選為香港隊的選手之一。連亞洲賽也不能參加，世界賽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認為：他要進入大陸才有機會闖天下。北行就這樣決定了。想不到，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支持，到後來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團清早給我電話，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職的工會見見他。會址在灣仔修頓球場隔鄰的一幢舊樓上，我到過很多次了。那會所是一個不及一千平方呎的單位，其中一個小房間作為圖書室之用（阿團是圖書室的管理員）；另一小房間，放一張康樂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著一盤象棋（我有時在那裡閉目讓單馬，倣傚著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那樣去剝削一下那工會的會員）。餘下來的一個較大的房閒，放著一張乒乓球桌。這是容國團的天地了。
日間無聊（他那份工作的確無聊之極），沒有對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單獨研習發球。可以說，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變化莫測，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之鬥室中。也是在這斗室之中，容國團創立了持直板的四個重要法門：發球、接發球、左推、右掃。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基礎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卻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容國團的方案一定下來，日本的乒乓王國就一去不返了！
話說那天下午我應約去找他，會所內只有我們兩個人（日間那裡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國，而過幾個月他也要到中國大陸去了。在那時，遠渡重洋，差不多是生離死別的事，更何況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訊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幾段時期朝夕與共，談天說地，大家都有點少年人的豪氣干雲，對什麼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們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見見面就行，毋須多談什麼似的。
「行裝都整理好了吧？」他輕聲地說。「差不多了。」「到那邊還打算搞攝影嗎？」「攝影機是帶去的，但將來不會靠攝影謀生吧。」他看著我，想著些什麼，說：「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麼行業的大師，但你總會是其中一個！」我想，是說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遠走他方，前路茫茫，連起居飲食也不知道日後如何，還談什麼大師了？我知道他很羨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羨慕的卻是他的才華。我於是回答說：「我的機會可能比你好，但你是個音樂天才，也很可能是將來的世界乒乓球冠軍，大家以後努力吧。」
最後，他說：「我沒有錢，不能送給你些什麼，把我的球拍送給你怎麼樣？」我喜出望外。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兩年後他贏得世界冠軍，那球拍就給朋友「搶」走了。他又說：「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發球技巧，今天要你到這裡來，是想教你怎樣打這一招。」我當時心想，到北美洲還打什麼乒乓球呢？但見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卻？
那是一招反手發球，同一動作，可以有上、下兩種不同的旋轉。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發球當然是平平無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確是創新。後來我憑這招發球得了加拿大冠軍，見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對手臉有「怪」色，輸得糊里糊塗，我實在覺得有點尷尬。
離港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阿團。後來朋友來信說他去了大陸；但一般人都知道，當年從外國寫信給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會給後者帶來牢獄之災。於是，我們二人之間音訊斷絕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多倫多一間影院裡看電影，正片前放映新聞簡介，突然從銀幕上見到容國團勝西多的最後一分，我霍然而起，電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後整晚也睡不著。
十年後，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駕車到溫哥華一行，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就很自然地向他問及容國團的情況。他回答說：「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殺的。」晴天霹靂，我淚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國團熱愛國家。但當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時，一位共識的朋友對我說，他變得很崇拜毛主席，對共產黨有萬分熱情，當時我就有點替他擔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在鄒讜那裡知道不少有關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紅衛兵像費沙那樣，將資本的概念一般化。我於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資本，不知容國團怎樣了？一九六八年，我為此在《政治經濟學報》上發表了《費沙與紅衛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紅衛兵的資本概念是正確的，但假若他們真的要消滅資產階級，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倖免。在該文的結論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徹底地消滅所有資產階級，中國大陸只能有一個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無盡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國團熱愛生命，外軟內剛，決不會輕易地自殺。他的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革的恐怖。後來我才知道，從香港到大陸去的三位乒乓名將——姜永寧、傅其芳、容國團——都自殺了，而阿團是最後一個。他熱愛生命是對的吧！內剛之如容國團，也經不起文革的一擊。
文革之後，容國團之被平反也令我反感。死者死矣，平反就算是有了交代嗎？受害者不可能知道的道歉，說笑罷了！北京當局唯一可以做到而又應該做的一點補償，是盡其所能去維護容國團的下一代。這就要廢除等級特權，尊重人權，推行法治，給活著的年青人大開機會之門。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舉辦一個容國團誕辰五十週年紀念會，隆重其事。不知道他們從哪裡獲悉我是阿團少年時的好友，邀請我參加。我當時在美國，電話中知道這個邀請，就立刻飛回香港，睡也沒睡好就趕到珠海去。進了當地的一家賓館後，不知與誰聯絡，正彷徨無計時，突然在會客廳內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說：「你是容國團的女兒！」她對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陣溫馨。
我跟著見到她的母親，大家不停地細說阿團的往事，一說就是幾個小時了。後來我們去參觀珠海市為紀念容國團而建立的銅像，見到銅像下邊所刻的銘文竟然沒有提到容國團是怎樣去世的，我衝口而出：「寫得不好！」她們母女倆看我，我不再說什麼。我想，假如由我執筆，我是會這樣寫的：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生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獲得世界乒乓球賽的男子單打冠軍，也就是中國在任何體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他對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訓練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軍的女子隊。在此後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壇上，中國戰績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國團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