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西北部

假如位於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州、西雅圖一帶的平均氣溫上升攝氏兩度，這地區的人口密度與地價會比現在的高得多。這是個人的主觀看法。

一般人常說，西雅圖一帶下雨太多，是它美中不足之處。但事實上其雨量不及香港的一半，多雨不成理由。所謂「雨太多」，主要下的是毛毛雨，量少但雨天佔了年中二分之一的日子。雨季是在冬天。西雅圖比北京還要「北」一點，所以冬天早上九時多才天亮，而到了下午四時許就天黑了（在夏天，早上六時天亮，晚上十時才天黑）。因此，到了冬天，西雅圖一帶真的有我們古人所說的「霪雨霏霏，連月不開」的意境。

在我來說，這冬天烏天黑地的「意境」可以接受。那裡的冬天不算冷——大約攝氏十度左右，每年下雪只有三數天——而對於無需動用傘的毛毛雨，大可置之不理。木材燃料此地價錢很便宜，冬天下雨的晚上，在家中燒著火爐，喝點紅酒，聽著莫扎特的音樂，其情調確實不錯。

我唯一不喜歡西雅圖的，是夏天不夠「熱」。例如今天晚上，是盛夏之夜，室外的氣溫只有攝氏十五度。好些時候，這裡中午是三十二度，黃昏卻是十八度。要是你在大熱的某一白天去海旁釣魚，「正單衣試酒」，你很可能會「中招」，因為到了黃昏，冷風吹來，逼著要「鳴金」收釣，是魚兒之幸也。

但說到底，我還是喜愛西雅圖一帶。我們不能「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冬天的毛毛細雨，不僅使那一帶的草木茂盛，使華盛頓州有「常綠州」之稱，而到了春天，百花齊放的景色更是迷人。

美國西北部的雨，喜雨也。香港以水塘蓄水，西雅圖一帶以雪蓄水，到了夏天積雪緩緩融化而向下流。水力發電使電費便宜，而不用煮就可以喝的水喉（自來）水，甘甜無比，比什麼礦泉水之類好喝得多了。

西雅圖曾屢次被選為美國最可居的城市，美國最佳的遊覽城市，去年還被選為最宜從商的城市，而幾年前又被選為世界最可居的城市。有這麼多項「最佳」的排名，但房地產的價格卻只有美國加州的一半。那麼，其原因是雨多還是夏天黃昏的冷，或是二者的合併使然，我就難以考究了。不過，在西雅圖以北一百三十英里，雨量比它還要多的溫哥華，房地產之價也在一倍以上。這應該是由於九七問題的緣故吧。

美國西北部最優勝之處，是其海岸之美之妙，無與倫比。這個地理學上有名的Sound，是內海，島嶼數以百計。水深的內海，使西雅圖成為美國最佳的海港，沿海北上五十哩，到了San Juan一帶，島嶼一百七十二個，怪石參差，蒼松懸壁，優美壯觀兼而有之，而海鮮的供應是有口皆「津」的。

一九七六年，在該地任職時，我以六萬八千美元買了一間在海旁的度假屋，陸地與海「地」共有九萬平方呎，其中包括很舊的幾間房子，大約三千平方呎。屋前的海灘有蚝，有象拔蚌。屋後古木參天（其中有一個還保存下來的枯樹頭，直徑七呎，年齡應該是「老」過耶穌了），有果園（我種植的中國沙梨與日本的水晶梨，比香港能買到的還可口），也有一小溪（我挖造了池塘後可養魚三千尾）。

吃不盡的蚝、魚、水果，要朋友多取，但朋友卻要我先把鮮蚝之殼開了，把魚好，洗淨，才肯「收貨」，我心中一氣之下，索性不再求人取之。回港任職十四年，該度假之居平均兩年才有機會去一次。而在都市長大的兒女，對大自然的「野外」生活不感興趣。

中國人移民到北美洲，選擇「落腳地」的本領很有兩手。據說百多年前，移民到美國西岸的中國人，首選西雅圖。但當時該市排華排得厲害：燒了些華人房子，殺了幾名華僑，華人於是北走「鹹水埠」（溫哥華），南奔舊金山（即舊金山）。

在北美，凡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必定繁榮。今天，不少熟悉掌故的人認為，舊金山與溫哥華比西雅圖繁榮，是因為當年西雅圖排華之故。俱往矣！今天正在競選華盛頓州長的一個熱門人物，是華人。

缺糧說

我認為今後（大概是十年之後吧）世界會缺糧——以較正確的經濟觀點說，糧食與其它物品的相對價格會增加，而這增加相當厲害。世界和平，人口不斷上升還在其次。最重要的因素，是近八年來舉世的共產制度潰不成軍，一窩蜂地走資去也。又因為這發展增加了國際上的生產競爭，迫使好些此前像印度那樣管制貪污而弄至民不聊生的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

我們可以這樣看吧。在共產崩潰之前，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連冷飯殘羹也吃不到。只要今天舉世的改革之風能繼續，那麼十年之後，這百分之七十的一半會成為小康之家。民以食為天，收入有所增長的窮人首先要多吃一點，好一點。這樣，糧食的量與質的需求會激增，是自然的事。

這其中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今天，美國百分之七的人口是農民。這先進之邦，百分之七的人口不僅供應整個國家的糧食，而且還有大量農產品出口。相比之下，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好些落後的國家也如是。要大事改革，使經濟「現代化」，這些國家要大量把人口轉到工商業那方面去。那是說，假若中國大陸的一般經濟情況，要達至台灣那樣的水平，那就大約要有五億人口棄農從工或商了。這等於要增加八十個「廣州」！如果舉世之邦都這樣做，農民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就難以避免，這對糧食的供應是有約束的。

世界將會「缺糧」——我有這樣的觀點已經好幾年了，而個人也在這「缺糧」的前景上作了一點投資。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不久前在報章上讀到，去年中國對美國華盛頓州紅蘋果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進口二百五十萬噸。這個數字似乎太大，可能是「印」錯了。然而，華盛頓州的紅蘋果園的價值，近幾年來大幅上升，卻是事實。

經濟學者永遠都是那樣的不幸。他們可以推斷哪一個賭馬場有機可乘，但進了場內，他們卻往往買（下注）錯了馬！我自己為「缺糧」的推斷而作長線投資時，怎樣也想不到，目前還說不上是富有的中國人，竟然特別喜歡吃華盛頓州的紅蘋果！話雖如此，其它有關糧食供應的投資，還是上算的。

先進的農業科技，當然可以助農民人口的減少與糧食需求的激增。但這些科技有其局限性。飼養雞鴨之類，高科技可使之密集生產，用地不多。但飼養牛、羊或種植，科技對生產供應的彈性就沒有那樣神乎其技的效果了。農地的供應可以增加，但費用不菲；水利要大費思量——美國加州的農地一流，但水利供應越來越傷腦筋；過冷的天氣，要補救就得揮金如土——日本溫室水果的價錢，香港人是領教過的。

對北京意圖經濟改革的執政者來說，本文提到的「缺糧」前景，他們好像仍在五里霧中，還老是說著自供自給的口號。說實話，要搞經濟現代化，糧食自供自給是不可能的事。從外地進口是唯一的解決辦法，而經濟搞得越好，糧食的進口量必定越來越大。

無論從理論或經驗的角度看，由他人供應自己成本較高的產品，而自己則以那些成本比他人較低的產品輸出換取前者，是最可靠、最有利的途徑。香港的資源、耕地缺乏，但除了日軍佔領那幾個年頭外，缺糧從來沒有發生過。在同一國境內以自由貿易來解決自己之不足，和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在原則上是完全一樣的。

不同之處，是國與國之間，多了一些無良政客在左右。近幾年來非洲某些國家的大饑荒，都是一些視人民如草芥的什麼強人政客搞出來的。

中國既然無可避免地要大量進口糧食，及早推行國際自由貿易是先見之明。必須避免的是由政府辦糧食進口——自由的貿易，是要由商人自由來干的。賺、蝕皆不「入肉」（並無切身之利害感）的官員，對市場的動向，怎會知得一清二楚！更何況，國際貿易有了政府的管制，官員就大可渾水摸魚，越摸越甚，其後果會是大饑荒。勞苦大眾，豪華汽車可以不坐，但連稀粥也沒有得吃卻是另一回事了。

我認為北京政權應該以開放進口、不抽關稅這一高招來跟美國打個招呼。美國農民當然大聲叫好。這樣，美國的政客不能不拍手附和——如此一來，中國的產品要自由輸入美國，就易辦得多了。


後記

此文在一個重點上推錯了。因為忽略了飼養行業在中國大行其道，我低估了農業產品的大彈性，以致缺糧之說到七年後的今天還看不到象。但非糧的棉花是農產品，其價今天在上升，長此下去，因為農地的替代，糧價早晚會被帶起的。

看奧運有感

今屆奧運一百週年紀念大賽，美國以大比數勝出。記憶所及，數十年來，除了八四年蘇聯沒有參加外，其它的都是由蘇聯勝出。這次舊「蘇」敗北的一個原因，是其「聯」解體，遠遠落後的，是俄國了。我屈指一算，如果蘇聯尚在，還是稍勝美國，但其差距比以前大幅下降了。

八年前，我肯定地推斷美國在奧運上將會回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雄風。這是因為奧運開始容許以體育運動作為職業而賺錢的運動員參賽。歷久以來，奧運指明參賽者必須是業餘的，不能是職業的運動員，使人莫名其妙。這個奧運參賽者不能以運動賺取一分一毫的規定，在那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守」得很緊，而共產國家的運動員則由國家供給豐衣足食，但卻說不是職業的。以全職斗業餘，前蘇聯在奧運上八面威風，是不難明白的了。

一九一二年，美國有一個名為Jim Thorpe的印第安人，據說是歷史上最傑出的運動奇才。他在該年的奧運會上獲取「五項」及「十項」運動的兩面金牌。但過了一年，奧運委員會發現他曾經在一個暑假期間打了幾場收了少許錢的棒球，就把他的金牌取消。這位大英雄於是變得衣食無著，酗酒成性，後來死得可憐。這位可歌可泣的人物，今天人們提到他都肅然起敬。

時代畢竟轉變了。是十多年前開始轉變的。其轉變的原因有三。一、所有人都知道，當年蘇聯的所謂業餘運動員，其實都是全職。共產的「優越性」，不可以永遠地瞞騙所有的人。二、很多人很想看看，如果讓美國的職業運動員參賽，施展渾身解數，鬥他一個落花流水，豈非大飽眼福，過癮之極？三、由於傳媒的普及，運動明星可以在廣告上賺大錢。廣告的收入算不算是運動的收入呢？這個問題公有公理，婆有婆說，到最後，讓職業運動員參賽奧運是最簡單、最合理的解決辦法。

有錢使得鬼推磨——這是俗語所說的。奧運會是製造明星的最佳場所，明星可以賺大錢，美國的運動員怎會不拚命去博呢？在最近（第二十六屆）的奧運場上，一位十八歲的美國女孩，跳木馬受了傷還拚命再跳，傷勢加重，單足而立，痛極而跪，卻因此拿得團體金牌。這位女孩今後的廣告收入，五百萬美元應該是低估的了。

君不見，自奧運職業化以來，美國的運動員不僅比賽時全力以赴，而且在傳媒的其它表現上也十分良好。他（她）們談吐得體，奏國歌時熱淚盈眶，勝時不驕，敗卻大方，平時笑口常開，口口聲聲以大局為重。何也？他們要爭取一個公眾形象，好叫廣告商能刮目相看。

因為美國富有，廣告市場大，我們不難推斷，越來越多的（前）共產國家的一級運動員，會投奔美國的。不過其中有它局限之處：運動員的高峰期只有幾年，而成為美國公民後才能代表美國參賽，那是要等待幾年的。

前共產之邦一向都強調「團結就是力量」，而美國歷來所行的是個人英雄主義。但這次亞特蘭大奧運會所見，美國的整隊或團體項目卻贏得最多。這似乎是顯示，美國的運動員把個人金牌與整隊每個人一個金牌大約同等看待，而前共產國家的運動員卻把前者遠置於後者之上。從以英雄形象來爭取收益的角度看，除了接力賽得牌不及個人項目所得外，一個運動員只要表現出色，整隊得牌與個人得牌是沒有多大分別的。但整隊每人一牌，在國家計分上說，也只算一個，政府的官員不是廣告商，其看法是不同的。

前拳王阿里在這次奧運電視上出現了好幾次，都很感人。他今年五十四歲了，患上嚴重的柏金遜症，舉步緩慢，雙手不停顫抖，半句話也沒說。這比起昔日口若懸河，非常活躍的他，判若兩人。然而，最近他每次亮相，在場的人都站起來拍掌，而電視評論員每次提到他，都措辭尊重，令人聽來肅然起敬。可以說，在美國，今仍健在的運動員中，沒有誰的英雄形象可與阿里相比的。

回顧當年，阿里是因為自己的信仰，不參加越戰，而在高之際被取消拳王之位，有近三年之久不准出賽，被人歧視、嘲笑。今天，一般人敬愛他，認為他言行一致，奉公守法，樂於助人，是一個君子。另一方面，這些人都知道，在拳擊的歷史上，沒有誰可與阿里相提而並論。他把拳擊藝術化，純以技術取勝。

好些美國朋友對我說，昔日阿里口出大言，今天回想，覺得他當年很可愛。

通訊與交通的發達時代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離港赴美，坐的是總統輪船，要航行十八天，單程船費三百八十美元。當時若乘引擎飛機，飛飛停停的，也得花三天工夫，單程一千七百美元，在當時說，是天文數字了。今天，噴射客機只需十二小時，單程為四百五十美元。經通脹調整後，今天的飛機票價大約是當年的四十分之一。如果把費時與苦悶的代價計算在內，今天比當年更覺便宜得多了。

一九五八年在加拿大多倫多，我因為在美國的哥哥生病而要打個長途電話到香港去，三分鐘加幣十二元（當時加幣比美元值錢），而且要兩天才打得通。今天，三分鐘一元七角，即打即通。那是說，不管當年要經接線生的手，還要等兩天，而又有聽得不大清楚的種種麻煩，今天的長途電話費用，經通脹調整之後，大約是當年的六十分之一。

大概是一九五五年吧。香港的舊中國銀行地皮出售，成交價每平方呎港幣三百元，破了當時的地價紀錄。今天該地的地價，經通脹調整後，大約上升了三十倍。

從以上的例子看，通訊的價格不僅急速下降，而且令人大感驚異的是，與香港的地價相比，其相對價格的變動，大約是一千五百至二千倍。求土地的增加，要擔沙塞海，但通訊與交通的發達，是人類智慧使然。人類的智慧，比地球的創造者高明得多了。

我想到以上的事，是因為我此時身在美國西雅圖度假，卻還可以如常地「為」香港辦公。圖文傳真要傳就傳，長途電話要打就打，每月的費用大約二萬元。在夏天，西雅圖的天氣比香港好得多，而一般生活費又比香港的便宜，其價值的差距又何止每月二萬港元呢？

世界輪流轉。美國舊金山有一個古老名字，叫作舊金山。「金山」者，其地賺錢容易之謂也。四十年前，香港人認為，最好能在美國賺錢，回到香港享受。即使到了一九六九年，情況也差不多；我當時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年薪是美元一萬七千，香港的朋友很羨慕，認為這樣的收入可在香港大享其「受」了。今天的情況卻是反過來，很多人認為最好在香港賺錢，到美國享受。

這個暑假期間，我是在美國享受，人卻做香港的工作。是的，發達的通訊，可使人在江湖，身卻由己。工作的地方與人身之所在，二者可以「配合」於地球兩面的極端。不過，我有點不明白，為什麼沒有很多、很多的人，跑到美國來，以長途電話之類「做」香港的工作。

科技的發達還有數之不盡的好處。今天，香港與美國兩地不同銀行的戶口轉帳，只需一個小時就辦妥，比香港本土的戶口轉帳有時還要快。當年人造衛星的創造者，可沒有想到這傳達的用途吧。此外，計算機計算的準而快，使計算的成本下降了不知多少倍。我一位作生物研究而在美國大有名望的外甥，對我說，他今天用計算機協助研究工作，做起來時，比沒有計算機之前的同樣研究，起碼快一百倍。

寫到這裡，我想到一個有趣的投資概念。人類的智能，可能永無止境，若知識產權又能有保障的話，那麼投資於知識是上選。另一方面，有止境的資源——如地產——長線投資也是可行，因為世界人口不斷增加。這是說，投資要在「有止境」與「無止境」的兩個極端下注，在「中間」的就應該沒有那樣出色了。不知歷史的投資回報率的統計數字，會否證明我這個論點？

我曾經提及，先進的科技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按鈕」時代。這當然有其好處，但也有其弊端。憑借先進科技的人懂得如何「按鈕」，但因為整天按呀按的，總不免少了一點想像力。最明顯的例子，是今天兒童遊戲，從思維、想像的角度來品評，跟五十多年前我們兒童時的玩意差得遠了。

同樣，通訊與交通的發達，大有其優勝處，但卻少了往日——尤其是古時——的「羅曼蒂克」。試想，假若今天一個青年詩人有直追古人的才華，除非是「黐線」了，他怎樣也不能寫出「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或「雁來音訊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又或「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之類的句子了。

是的，我老是覺得，人與人之間，感情日漸減少，是科技發達後的一種代價。

言論自由的世界紀錄

因公帶私——其實是一「公」九「私」——我跑到西雅圖「老」家度暑假。一別經年的兒女雖然長大了，但還可以共聚天倫之樂。西雅圖天氣可人，氣溫徘徊於攝氏二十四、五度之間，是個避暑的好去處。此地草木並茂，家在湖邊，清風徐來，耳無車馬之喧，心無人事之煩，自己彷彿是二十世紀末期的陶淵明瞭。

正自飄飄然，悠然自得之際，在香港身不由己的女秘書，以圖文傳真傳來一迭有關黎老弟智英旗下刊物因報道潘迪生先生而闖下了禍的資料。嘩！熱鬧、刺激，兼而有之。我做陶淵明真是做得辛苦了。

話得說回來，這件因為「言論自由」而引起的新聞很有娛樂性。潘迪生受到無妄之災，世間少有。我對並不認識的潘先生從來尊重，但也不由得為此「烏龍」事件而哈哈大笑，笑個不停。雖然不是黎老弟智英直接惹來的禍，但若沒有他，怎會有《忽然一周》與《蘋果日報》。所以我要在這裡跟黎老弟過癮一下。

黎老弟非凡人也。可不是嗎？他的刊物一下子破了言論自由的三項世界紀錄。且聽我道來。

其一，雖然生安白造的消息，在傳媒中屢見不鮮——高斯（R.H.Coase）二十年前在美國給傳媒群起而攻之，是因為他在某篇文章內說了如下的話：「我們不要問哪句傳媒的話是假的，而是要問哪句是真的。」——但《忽然一周》的「白造」來得那樣逼真（似的），而且有錄音帶、照片為證，卻是前所未聞。

其二，事後，報道的刊物以整個封面大字道歉，史無前例，顯然是一項世界紀錄。

其三，輿論群起而攻，多得屈指難算。這些群起而攻的歷來都是高舉言論自由之旗的。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支持言論自由的人，突然間連手反對言論自由。這又是世界紀錄！

不要以為在這後者上，我是在寫怪論。怪的不是我，而是香港傳媒的「言論自由」概念，歷來都是奇怪得不得了。如果香港傳媒沒有「自由是完全自由」這個奇怪概念，黎老弟本領再大，也不容易一下子破了三項世界紀錄的。

潘迪生與《忽然一周》及《蘋果》這兩宗「言論」官司，是「冇得打」的。黎老弟可因此省去一大筆律師費，乃不幸中之大幸也。可是聽說餘波未了：事發後各輿論「刀槍」並舉，你「自由」來，我也「自由」去。如此一來，其它「言論」官司還會多的是。說不定，九七之後，香港的律師不用靠地產買賣維生了。

不久前道聽途說，黎老弟的人生觀有兩個要點：其一是生命要過癮；其二是面子不是成本。黎老弟可沒有親口對我說過，所以不知是真是假。但我認為這兩點並不膚淺，不妨在這裡「閒話」一下。

第一點可能從我那裡「學」得的，因為我的確是一個為了過癮而生存的人。但我認為，過癮有很多個層次；另一方面，我又認為生命很真實，有數之不盡的事我們是不能為了過癮而嘲笑的。數十年來，我日以繼夜地對前賢的各種智慧、各種學問，不斷地追求。這樣做，是為了要過癮而認真地痛下苦功，好叫自己能在不同的層次上大過其癮。

黎老弟既然有那麼多錢，而他對學問又似乎很有興趣，他應該盡量把自己的過癮層次提升的。對我來說，生活上若有用不盡的錢，即使錢再多一點，其「過癮程度」不會相應地增加。

轉談面子這問題吧。假若黎老弟認為面子不是成本，那是他無師自通的正確經濟學觀了。「面子」真的不是「成本」，經濟學的學生們倒要記住了。然而，成本與價值卻是兩回事。面子的大小雖然不會影響成本，但會影響一個人的價值。我自己對很多方面的面子，完全不管，因為不重要，所以懶得管它。但學生、朋友、行內人對我的尊重，給我一點面子，卻是重要的。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話說一九六九年七月，我要離開芝加哥到西雅圖去任職。芝大與我相處甚歡的Griliches教授為我餞行，臨別時他握著我的手，用我不懂的德語說了一句話。我問：「這句話英文是什麼意思呀？」答道：「希望你坐的飛機跌下來！」「為什麼要這樣說呢？」他解釋說：「德國的一個民族有這樣的一個『意頭』信念——他們認為把最壞的事預先說出來，最好的將會出現。」倒也「說」得不錯，承Griliches的貴言，我離開芝大後果真一帆風順。

在這裡我謹以Griliches的智慧，向潘迪生先生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