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士九百年（二之二）

九百多年來，評論蘇東坡的人不計其數，而絕大部分都用上無以復加的讚美形容詞。事實上，蘇子二十二歲時，比他年長三十歲的歐陽修接見了他之後，說：「此人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歐陽修當然是個「識貨」之人，但見到一個只有二十二歲的青年，傾談一下，怎可以就說這青年將來一定「獨步天下」？我想，歐陽大師必定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不是他說的蘇小子「善讀書，善用書」那樣簡單。這感受是些什麼呢？



說蘇學士的文字豪放，那是當然的，但文字豪放的人多的是。說學士的文字有創意，有文采，也是當然，但有哪一位在文字上可見經傳的沒有這些質量呢？幽默嗎？不容易成名。



我認為蘇學士的文字能獨步天下，主要是一個原因：可愛。這是一個化境，是很難達到的。豪放、創意、文采、幽默，都不一定可愛。可愛的的文字要有其它三個因素：流、曠、真。這三個因素可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樣簡單，而古往今來，能夠達到三者合併的境界似乎只有蘇東坡一個人。



「流」不是指流暢或通順，而是文字使人有自然地「流」出來的感受。學士的名言：「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不多寫文章的人不容易體會這種「流」的困難。我自己久不久有幾句文字是不經意地「流」出來的，其感受很特別，但我不能整篇文章這樣寫出來。



蘇子在黃州時為赤壁所寫的一詞二賦，說是家喻戶曉、有口皆碑是低貶了。除蘇子外，沒有誰可以寫得出那樣的文字。「行雲流水」不是說很容易地寫出來。我知道蘇子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才寫成一詞二賦的，但我們讀來就有是「流」出來的感受。這是很特別的天賦了。



「曠」是指曠達。這是天生的個性了。你說中國歷史上有哪一個文人真的算得上是曠達的？以隱逸知名的陶淵明來說吧。他說「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我就覺得他有點心有不甘。范仲淹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算是曠達了吧。但過不了幾句他又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何曠達之有？簡直是前言不對後語。



還是看蘇學士的《定風波》吧：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才是毫無污染的曠達。這首《定風波》令人讀來海闊天空，其舒暢的感受難以形容。



「真」是說純真，這是感情流露的重點了。也是十分困難的事，可能也是天生使然。純真的感情表達要完全不做作，沒有俗氣，也要扣人心弦。我很同意元好問對蘇學士的詞評：「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情之所至，應該是不知有文字的。



世人皆愛舉學士的悼亡妻詞《江城子》為感情表達的代表作，但這裡我還是選《永遇樂》其中幾句：



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朋友，多讀幾遍，你就不知有文字。純真的感情表達，是應該達到這個境界的。



我不是搞文學的，以學院的規範來說，是個門外漢。只是數十年來，睡前我喜歡躺在床上拿著古書欣賞一下，自我陶醉一番。學士謝世九百週年，專家們應該群起而出，盡訴他們的心中話。我自己是忍不住而班門弄斧，不自量力也要寫幾千字。不是因為我懂文學，而是這麼多年來為了欣賞享受，我對蘇子深深地有感激之情。追思既不用專家，也不要有見地。



這些年來，在國內旅遊凡遇上蘇子的遺跡，我必定拜訪，流連一下，發點遐思。離開香港兩個小時車程的惠州，有一個重要的蘇子遺跡。蘇子被貶惠州謫居大約三年，今天在他曾經親自修葺的西湖旁的小丘上，有蘇東坡紀念館。重要的是那裡有王朝雲的墓。



朝雲是蘇子的愛妾，年紀相差二十六歲，白髮紅顏，蘇子正室謝世後，朝雲就日夕陪伴他。這段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名的戀情，終於朝雲的早逝。她死時三十二歲。



秦少游形容朝云「美如春園，眼如晨曦」。所有其它說到朝雲的文字——包括蘇子自己的——都說得她是仙女下凡：聰明活潑，靈氣湧現，是蘇東坡的知心人。朝雲死後，蘇子以梅花為喻寫了這樣的悼詞（調寄《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花叢，倒掛綠毛麼鳳。

素面常嫌粉污，洗妝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十多年來我到過惠州四次，每次都到那裡的蘇東坡紀念館及朝雲的墓流連一下。該館太不成話，內裡沒有什麼值得一讀的關於蘇子的文字，也沒有什麼東坡全集之類出售。有的只是一兩個寫揮春水平的人在賣書法。最後一次到那裡時，我就大發脾氣。他們竟然在朝雲墓及六如亭之前，建一泳池，有高台跳水板，其混帳思維可與北宋的朝廷相提並論。



蘇子已矣，是九百週年啊！要是西洋鬼子今天能找到不知所終的莫扎特墓地，你認為他們會怎樣做？我衷心希望惠州的主事人，或某富有人家，能明白要是我們沒有蘇學士，生命總要失去了一些光彩，於是慷慨地、有意思地把蘇子在惠州的遺跡，以學士當年的品味大事修葺一番。



（二之二）

學士九百年（二之一）

朋友，我要發一點牢騷。我們這個高舉先人的民族，是阿Q 也好，是一般的炎黃子孫也好，永遠都在談什麼孝義，什麼光宗耀祖，但拆穿了西洋鏡，我們得個「講」字，對先人沒有感激之情。



先說我們認為是無情無義的西洋鬼子吧。一九九一是莫扎特謝世二百週年。西洋鬼子做了些什麼？什麼莫扎特的音樂全集，什麼紀念音樂、歌劇大會，什麼追悼鴻文與書籍，應有盡有，目不暇給，你不可能全部欣賞或買下來。是的，一九九一年時，你不可能在歐美任何地區某一天的某一個小時內，在收音機上聽不到莫扎特的音樂。



今年是二○○一，是蘇東坡（一○三六——一一○一）謝世九百週年。我們做了些什麼？個多月前，我就知道二○○一是蘇學士的大日子。我持筆不發，看看炎黃子孫的感激之情。等呀等，等得不耐煩，就忍無可忍地自己動筆了。中國的文化起於蘇學士之前，繼於蘇學士之後，但立竿見影，主要是蘇東坡。我們是因為曾經有蘇學士的存在而可以在西洋鬼子面前高視闊步的。



蘇學士是一個怎樣的人？讓我告訴你吧。論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論賦，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論詞，世稱「蘇、辛」。論詩，世稱「蘇、黃」。論書法，他是宋四家之一。論畫，視旁人如無物的米芾說他畫的竹石「運思清拔」。這樣的天才數千年一見，只有上帝才能解釋了。



且讓我從一首蘇學士的六言詩說起吧。北宋畫羅漢渡江的大畫師李龍眠，精於繪人物。他是蘇東坡的好朋友，替蘇子畫了一幅畫像，留在鎮江的金山寺內。蘇子謫居海南島後北歸，途經鎮江，見到李龍眠替自己畫的造像，即席題詩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兩個月後，蘇子在常州病逝了，年六十六。



我要說的，是古往今來沒有誰可以寫得出這樣的詩，更何況是即興之作。



好一句「黃州惠州儋州」！儋州指儋耳，是海南島。蘇子因為不畏權勢，但求生命過癮精彩，被貶三次，謫居於黃州、惠州、儋州。後者是因為朝廷見他的名字是蘇子瞻，就把他貶到儋州去。有那樣混帳的朝廷，我們竟然還有一個蘇東坡，可算是天意了。



回頭說蘇學士的那首六言詩，以被貶三次來作自己平生功業的總結，本來是悲不堪言的，但那六個字那樣瀟灑，那樣淡然處之，而又不渲不染，好像是自嘲，但卻蓋不曠達、幽默。我第一次讀時在大笑中流下淚來。



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學者或詩人在生時能有蘇子那樣大聲望的。那是九百年前，是「雁來音訊無憑」的時代，一個還在生的文人，怎可以變得那樣大名呢？事實上，因為妒忌他的才華而說他壞話的人甚多：「吾生平遭口語無數……今謗我者或雲死，或雲仙。」另一方面，因為怕朝廷留難，他好些文章是偷偷地寫的。今天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館的蘇子手書的《前赤壁賦》真跡，可見如下後語：「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



這樣偷偷摸摸，妒忌小人當道，被貶三次，最後一次儋州三年，算是被放逐於荒島上，但還能在生時名滿天下，是一個不容易相信的現象了。我唯一解釋，是蘇東坡這個人非常可愛。他豪放、曠達、瀟灑、幽默、過癮、仁慈、正直、極富感情。那是說，所有我們欣賞、喜愛的人的品性，都集中在蘇東坡一個人的身上。



一個豪放地寫「大江東去」的人，瀟灑地「把酒問青天」，曠達地「一蓑煙雨任平生」，其感情深於大家所知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因為愛妾朝雲曾在唱他作的《蝶戀花》時下淚，朝雲死後，學士終生不復唱此詞。在海南島行歌田野，他「負一藥囊，遇有疾者，輒為發藥，便疏方示之」。也是在海南，學士曾盡傾所有金資，購一新居所。剛搬進去，晚上在路旁聽某戶有婦人哭聲甚哀，問其故，知婦人的兒子將房子賣掉，而這房子正是學士剛剛購買的新居！他於是立刻把屋契燒掉，「不責一錢，復返舊寓。」



在蘇東坡平生數之不盡的軼事中，我最欣賞的是《南歌子》的故事。在杭州時，東坡的朋友大通禪師是一位以聖潔知名的和尚。據說要單獨見他須先行沐浴，而女人更不能進他的房間。東坡要跟這老和尚搞笑一下，竟然帶了一個歌女進寺拜訪。大通一見就慍然於色！東坡於是說，若老和尚能借木魚給歌女一用，他可以寫一首《南歌子》詞讓歌女唱給老和尚聽。一揮而就，歌女敲著木魚唱出來：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大通禪師聽得笑逐顏開，後世傳為佳話。



我的已故知交舒巷城，生時像我一樣，是個蘇東坡迷。大家談起蘇東坡，總要說到他那過癮可愛的品性。舒巷城是個才子，雖然遠不及蘇子，但卻遠勝於我。讀到《南歌子》的故事，舒巷城說他曾經想像蘇子黃昏時在山間迷失了路，向寺門投宿，遇到另一個正經和尚。巷城於是忍不住也寫了一首《南歌子》來和蘇子的，同樣過癮：



誰及蘇公放，食齋講異經。大師無奈忍吞聲：為甚此人風貌遠馳名？

借宿還幽默，哈哈唱不停。山僧無計暗心驚：但願霎時天亮客登程！



這是要真的明白蘇子，衷心的愛，才能寫出來的。



（二之一）

攝影藝術始於二十世紀終於二十世紀

雖然攝影科技大約始於一八四○年，但作為一門藝術是一九○○年左右開始的。這門藝術的興起，主要歸功於兩個美國佬，一個是Alfred Steiglitz （1864-1946 ），另一個是Edward Steichen （1879-1973 ）。最重要是Steichen ：他的攝影作品帶有當時盛行的印象派畫風，而更重要的是他替雕塑大師羅丹拍攝的一系列造像，很有藝術性，於是有口皆碑，攝影就被當時的藝術大師接受為一門藝術了。



攝影藝術的盛行，起於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那時Steichen 如日方中，而英國的皇家攝影師的人物造像，對光的處理與手的安排很了不起。英國的大師影響了加拿大的卡殊（Yusuf Karsh ），後者更上一層樓。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的市立圖書館中花了兩個月時間研讀這些大師的作品，獲益良多。今天我拍攝室內人像的光法與手的安排，在基礎上是從這些高人學得的。



我是一九六七年放棄攝影的。八二年回港任職後兩年，到馮漢復的攝影室重操燈光人像之藝。一別十七年，攝影科技的改變使我遇到兩個困難，也使我意識到昔日的攝影可能會變得面目全非。



第一個困難是室內人像改用了閃光燈，而這是我在五、六十年代沒有見過的。細看他人以閃光燈拍出來的人像，皆是由發泡膠協助的所謂「世界光」，人像被拍得臉如白璧——昔日所用的光法早已失傳了。我想通了把先進的燈具復古運用，那就是除拍攝的燈具外，室內任何其它光線也沒有。後來何藩投訴，說以閃光燈拍室內人像，不用「世界光」效果不能預先知道，我就告訴他我的發明：除閃燈外，室內要伸手不見五指。



第二個困難就無法解決了。那就是五、六十年代所用的比較上選的黑白相紙早已停產。黑白攝影有可取的味道，而若黑房工夫到家，色澤與層次可以搞得很迷人，但必須要有上佳銀膜的相紙才可以辦到。是的，昔日為人像而造的暖調、毛面的黑白相紙，六十年代中期就停產了，而其它還算可取的——暖調而黑位夠深的——也跟停產。



市場的需求不夠大，停產在所必然。先進的科技是要付代價的。當年有誰會想到，今天彩色攝影的成本比黑白的便宜得多？



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攝影藝術大有成就。說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攝影家在國際沙龍比賽上所向無敵，是對的，但這種比賽有負面作用。要比賽成績好，參與的作品要迎合三幾個評審員的品味，而用同樣的作品參加多個沙龍，作品要淺白，也要有通俗性。久而久之，一般的沙龍作品就變得俗不可耐，缺乏創意，算不上是什麼藝術。這個負面效果，與歐西的繪畫經驗如出一轍。是的，在歐西的藝術歷史上，凡是以比賽勝負為依歸的畫作，不管作者在當時怎樣大名，皆不能傳世。今天大名鼎鼎的塞尚，一百四十年前在歐洲屢次參加競選而沒有一張畫作被取錄過。



香港攝影家的不幸，是沙龍成績太好而埋沒了他們的真功夫。何藩的街頭巷尾之作，當年舉世無匹，但較有深度的沙龍成績就不那麼好。陳復禮拍得比較大膽的作品，應該不敢寄到沙龍去。簡慶福自己最心愛的人物作品，沙龍不取也。



值得一提的是，古往今來，沙龍比賽成績最好的，是五十年代張汝釗的十多幅金魚作品。從藝術的角度看，張氏的金魚攝影可受批評。問題是，在攝影歷史上，沒有任何其它攝影家可以把金魚拍得那樣精彩。今天我們還是不明白張汝釗是怎樣拍攝他的金魚的。你不喜歡是一回事，怎樣也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了。



我認為歷來香港及今天中國大陸的攝影家有成就，主要是因為攝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非常接近。我們的國畫明顯地影響了郎靜山等人的攝影，而我們的詩詞所描述的景物，是攝影的寫照。近人黃貴權所拍攝的一草一木，沒有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容易拍出來。



作為一項藝術媒介，攝影的主旨是以光作畫，不是法國印象派的以光作畫，而是真的以光畫在紙上。這個明顯的特徵，好些攝影家不重視，或不知道這是攝影藝術的重心所在，失之千里。



舉一個例，大名鼎鼎的街頭人物攝影家Henri Cartier-Bresson 的作品，雖然有口皆碑，但我不認為算得上是攝影藝術。說是某種藝術我不會反對，但此君從來不在黑房操作，對光的處理乏善足陳。他的作品對人物的描述很有兩手，但卻忽略了攝影藝術是應該以光畫出來的。



在黑白攝影的日子中，研習了七、八年後，拍攝時我喜歡單看物體上的光與影，先以底片錄下來，然後在黑房中用一張有一個小孔的黑紙，在放大機下一筆一筆地把光塗在相紙上。進入了彩色時代，這個以光繪畫的方法就失卻了一部分重要的操作。這是因為彩色作品在黑房顯影時，作者不能在紅燈下分部處理：這部分用手多擦幾下，那部分用清水，那部分藥水加濃，又或某部分用熱水，某部分忽冷忽熱，忽濃忽淡，又或某部分以手電筒中途曝光。這些黑白沖洗的法門會帶來多種不同的效果，而作者做熟了手，可以預先知道怎樣做會有怎樣的效果，整張作品就可像畫油畫似的畫出來。



今天的發展，是以「數碼」從事。質量較高的做法，是先以正規的相機攝得正片，交出去數碼分色、入碟，再以計算機修改，然後以激光放大在相紙上。這樣，攝影就失卻了八成昔日作者以光繪畫的意識。



質量比較低的做法——而我們正在這方面改進——是以數碼相機錄得影像，然後放進計算機，在鍵盤上按呀按的，加加減減，左修右改後，再按一下，相片就跑出來了。這樣，以光繪畫之藝盡去矣！



科技的發達是要付代價的。因為科技發達，攝影藝術終於二十世紀。

《憑闌集》前言

這本書曾經出過四版，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於今重印，我修改了好些文字，補加了些後記。

很奇怪，我的文章似乎永遠都有可修改之處。每次重讀，總是覺得有瑕疵，於是改呀改，改之不盡，到後來不敢再讀。

永遠不明白蘇東坡是怎樣寫出那些我們無法替他改一個字的文章。

蚝與蜆的選擇

如果你有一塊海灘地，是私有的，平坦而又有大約一半的時間在海水之下，可以殖蚝或殖蜆，但二者不可兼得，那你會選殖蚝還是殖蜆呢？這不是個膚淺的問題。讓我告訴你吧。



你可能認為，自己喜歡吃蚝就殖蚝，喜歡吃蜆就殖蜆。錯了！一九八四年二月，我在《信報》發表了《養蚝的經驗》（見拙作《賣桔者言》），很受讀者歡迎。該文談及我在美國華盛頓州的胡德海峽買了一間度假房子，因為海灘是私有的，灘上繁殖的蚝有保障，就成為一個殖蚝者。問題是，我雖然愛吃蚝，但更愛吃蜆，那怎麼辦？



蚝是在灘上繁殖的，隨手可得。蜆呢？要挖掘，工夫不少。一九七七年，兒子五歲，我對他說：「爸爸喜歡吃蜆，但海灘上有的是蚝，你可不可以幫個忙，大家找點蜆來吃？」兒子答應幫忙。（為了好奇心，這類要求兒子從來不推卻。）於是，兒子和我每人拿著一個膠桶，跑到自己擁有的海灘上去，拾蚝，只幾分鐘就載滿了兩桶。



我跟著帶兒子駕車到數英里外的一個海邊公園去，走到那裡的海灘上。該海灘是公有的，沒有蚝，但掘蜆的人不計其數。我對兒子說：「這些掘蜆的人沒有蚝，物以稀為貴，你拿蚝去跟他們換蜆，一蚝換五蜆，試試看。」



兒子聽，很有點懷疑，裹足不前。我說：「這是市場呀，你爸爸是教市場的運作為生的，你不相信我就做給你看吧。」



拖著兒子的手，每人一桶蚝，去到掘蜆的人叢中，我大聲說：「一蚝換五蜆，有誰要換的？」言猶未了，要換蚝的掘蜆者一窩蜂地來交易。五歲的兒子樂得不可開交，忙點數蚝與蜆的數量。過了不久，兒子說：「爸，我們快沒有蚝了，怎麼辦？」我回應道：「你怎會這樣蠢的？我們要加價。」「什麼是加價？」「一蚝換六蜆就是加價。」孺子也算可教，他明白了。到最後，一蚝換七蜆成交。



給兒子上了溫馨的一課，老懷大慰，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沒有多大機會到胡德海峽的度假房子享受。數年前讓該房子給一位朋友的女兒居住，不收租金，但她的一家把房子維修保養，一家便宜兩家，倒也是一項可取的成交。最近回美與兒女度聖誕，順便到胡德海峽的舊房子一行，與朋友的女兒談到海灘上的蚝，她說出另一個故事。



她說，隔鄰的蚝，不知怎的，在數月前都給外人在夜間偷盜清光，只有我們的仍在。現今有人願意出一千美元買我們海灘上六成的蚝（大約美元十五仙一隻，零售大約三毫），問我要不要賣。我當然不想賣。但她跟著說，也有人樂意免費到海灘上來殖蜆，兩三年後蜆有收成，由殖蜆者挖掘，給我們之價是每磅兩美元，而我們自己要吃蜆是可以隨意掘取的。我想：兩美元一磅是很高的價錢了。十多年前，蜆的零售價只六毫一磅，今天零售怎會升到三元多？



美國華盛頓州最常見的蜆，與香港的一樣，叫作Butter Clam ，但比香港的清潔得多。這種蜆美味可口，而主要的鑒辨特徵，是殼上的紋作「井」字形。同類的蜆，較小的叫Manila Clam 。我喜歡吃較小的。



問題是蚝與蜆不能在海灘上共殖，這是因為二者的營養皆由海水帶來而得。殖蚝，蚝與蚝之間有三幾寸的距離，只數月蚝肉就長得胖胖的。這是我多年前殖養的經驗。現在要殖蜆的人說蚝蜆不可共殖，我是沒有理由懷疑的了。



近幾年來，華盛頓州的蜆價急速上升，而蚝價十多年來沒有變動，主要原因，是餐館以蜆作「頭著」食品愈來愈盛行。本來是賤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目前我在查詢，海灘賣出六成的蚝，還可否也殖蜆？若不可，我打算把蚝全部賣掉，殖蜆替之。這是市場、產權與個人品味的決定，不需要民主投票，也不需要政府策劃了。



公有的海灘，殖蚝不可能有收穫——可以輕易地被外人拾取的，收穫是異想天開。公有海灘可以殖蜆，因為蜆的挖掘要大費工夫。私有海灘殖蜆當然有更大的保障，而更重要的是，私殖的蚝可以被偷盜，但盜蜆就不容易了。



寫到這裡，我想到另一件有關的往事。一九七四年的一個晚上，我在西雅圖無意間看電視，見到十九世紀美國的加州發現了金礦，引起了舉世知名的尋金熱（舊金山又稱舊金山，可能由此得名）。那時墨西哥放棄了他們原先擁有的加州，該州正在無法無天之際，產權保障談不上，卻出現了尋金熱，金礦的租值豈不是變得煙消雲散了。電視中看到不少圖片述當年美國東岸的人蜂擁地到加州去，其中撈女與牛仔神槍手數之不盡，好不熱鬧。



七四年我剛寫好了《價格管制理論》一文，否定了非私產的租值消散理論。過了一天，我對當時在華盛頓大學自己的一位最好的研究生說：「昨天晚上看電視述十九世紀加州尋金熱的往事。當時加州的金礦沒有產權，而競爭尋金所導致的租值消散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私有產權肯定會被迫出來，你不妨考查一下，說不定可以寫出可取的博士論文。」



這位學生的名字是J.Umbeck 。他後來發表的關於加州尋金熱及私有產權的形成的論文，在國際上成了名。他的主要論點是：無法無天的社會，弱肉強食，力強者勝，但動起武來大家都沒有好處；而又因為大家都有槍械，使強弱之勢來得較為平均，所以大家變得有槍而不用，你嚇我，我嚇你，到後來大家以合約協議界定金礦的產權，減少了租值的消散。



與殖蜆有關的，是Umbeck 在他的論文中提到，私有產權是可以由知識的需要或爭取的困難促成的。采蜆比拾蚝困難，所以私產的保障前者是比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