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三）

上文談及的三岸大勢有兩個局限重點，這裡要重複再說而又補充一下。

（一）三岸文化語言相通，只要大陸一律開放，經濟統一無可避免。這是因為大陸的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今天大約是香港或台灣的四分之一。促成這價格分歧結構的延續有兩個因素。其一是匯率不自由浮動：港幣與美元掛，人民幣與台幣有政府的干預與維護。其二是大陸還有數之不盡的管制。單論設廠生產成本，驟眼看來大陸的數字十分可愛，但一旦下注，其手續、關係費用不菲。新加坡在蘇州搞的工業村全軍盡墨，是另一個故事，但也是與這些費用有關的。此外，出入口管制、外匯管制、來料加工等規例，都是延續價格分歧結構的因素。

（二）香港盛產金融人才，但大陸的青年今非昔比，一旦解除匯管，開放金融市場，他們會學得很快。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訓練可要比金融人才困難得多。科技人才是台灣的優勢。七、八十年代，在美國學成的科技人才大量地回流台灣，促成了台灣大有看頭的科技工業發展。今天，美國加州硅谷的華裔科技人才，絕大部分是台灣人。是的，出自台灣的科技人才多而精，長遠來說，這是中國之幸。

且讓我先談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吧。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定律，叫作比較優勢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這定律說，兩個分隔之區，兩種物品，若一區生產甲物品的成本較低，那麼另一區生產乙物品的成本就必定會是較低的。這樣，每區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產品，不可能有一區所有產品的成本都比較低。在物品換物品（barter）的情況下，這定律一定對。

問題是若不同之區有不同的貨幣，而不同貨幣的匯率違反了購買力相等（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準則，那麼一區可能沒有成本較低的產品。驟然提出，這觀點不容易接受。但不久前張滔給我看一篇三十年代倫敦經濟學院L.Robbins教授的講義，也類似地這樣說。

香港有聯繫匯率，與美元掛；大陸的人民幣匯率有政府左右。這樣，香港與大陸的物價與生產成本的大差距，是不能以匯率調整來減少的。餘下來的調整只有兩條路。其一是香港的物價有通縮（目前正是這樣），但這種調整為時甚久，代價也大。其二是香港的工商業與人口北移。香港有人口北移，大陸也有人口南下，是否打個平手我不知道。商業也有北移及南下，但工業北移卻是一面倒的。

君不見，今天香港數之不盡的工業樓宇，其市價低於建築成本！昔日香港稱霸天下的幾類產品——成衣、手錶、玩具、首飾等--今天蕩然無存。印刷香港也曾稱雄於世，要不是一些印刷在香港從事比較利便及不用審查，這行業也應盡去。

台灣呢？那裡的工業北移比香港來得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台灣人投資大陸沒有香港人那麼方便，而對大陸的手續運作香港比台灣人多知一點。其二——這點重要——是台灣的科技工業遠超香港。科技工業北移是比較困難的。要在大陸訓練高科技人才需要長時間，而要台灣的科技人才北上，其工資不能下降。這是因為台灣的科技人才不難在美國找到高工資之職。那是說，在目前，大陸工業羅致高科技人才，要與美國競爭。

我不懂科技工業，不知道在大陸搞高科技產品所需的專業人才的百分比。可能在這行業中低職的也需要有長期的訓練，又或者科技所需的文化與氣氛不容易搞起來。數之不盡的地方也想搞一個硅谷，但搞得起來的絕無僅有。若台灣的高科技工業大量北移，對台灣的打擊甚重。

如下的結論應該是對的：

（一）大陸若解除匯管，開放金融市場，上海會在十年之內超越香港。大陸若大事開放，台灣的科技工業大量北移的機會不小，但因為人才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科技文化與氣氛的培養，台灣有機會維持中國硅谷的地位。機會存在，但因為台灣是一個島，要打個折扣。

（二）我們不能希望大陸不懂得怎樣做，繼續左管右管，來維護香港與台灣的利益。這種想法是望天打卦，蠢也。

（三）要是大陸今天一律開放，迫使三岸經濟統一，香港及台灣人的實質收入應該上升。不少大陸朋友今天的生活很不錯，而經濟統一後他們的收入會急升。另一方面，香港及台灣人有資產，大陸全放後資金的回報率會相當可觀。我認為，大陸以全放而促成的經濟統一，對香港及台灣來說，會比今天的情況好。不能肯定的因素，是大陸全放後三岸的匯率怎樣算。香港的聯繫匯率可以守得住，但要等到香港人的資產跌得七零八落時才經濟統一就太遲了。

（四）今天的情況若繼續下去，台幣的匯率會永無寧日。台灣不適宜採用聯繫匯率，更不應該以外匯儲備支持台幣。以後者從事，有什麼風吹草動，外匯儲備可能在幾日之內輸清光。英國的經驗是前車可鑒。目前的形勢，台灣應該採用佛利民（M.Friedman）多年來的建議：劃定一個固定的貨幣增長率，大手地簡化金融、貨幣政策。這簡化政策不能穩定匯率，但可以減少大幅度的波動。

（五）政治統一我既不懂，也沒有意見。但台灣要盡早考慮與大陸經濟統一。舉棋不定會是一個致命傷。無可避免的事，早點決定是上策。當然，話事權不在台灣。但台灣今天似乎還有一點政治本錢，找北京的頭頭談談是上策：談經濟統一，政治統一過後再談吧。我認為台灣今天的政治本錢是靠經濟本錢支持的。到了本錢盡失就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最後，讀者很想知道的，是肥佬黎的命運將會如何？答案是：若中國真的全放，肥佬會是個大發其達之人。《壹週刊》進軍大陸，第一期不賣三百萬本才怪！

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二）

概括而言，中國大陸開放，香港與台灣所遇到的困境，是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出現了問題。一九九○年起我看三岸大勢，就以這局限為出發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到瑞典參加高斯（R.H.Coase）的獲獎典禮，遇到佛利民（M.Friedman），在這個價格結構的問題上與他談了兩個小時。像我一樣，他認為三岸的經驗史無先例，不容易推斷會怎樣發展下去。

試看下列的幾個論點：

（一）大陸人口比香港多二百倍，比台灣多五十倍。要是人口自由流動，隨意定居，香港與台灣可能在地圖上消失。

（二）三岸是同一民族，文化語言相通，只要大家一起全部開放，經濟統一立刻成事。這是說，三岸經濟不統一，是因為有管制：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他管他的。問題是，要是大陸一律開放，在經濟壓力下香港及台灣要管也管不了。這是因為大陸的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只有我們的四分之一。

（三）如上所述，經濟統一是可以由大陸單方面決定的。而只要經濟統一，你說三岸是一國、二國、三國、三十六國都沒有多大關係。前年在北京講話，被問及統一的問題，我說只要大陸廢除所有外匯管制，開放金融，取消關稅，採用簡單的低稅制，取消所有無謂的工商業管制，讓台灣人自由到大陸定居，那麼台灣人會怎樣做，資本會向哪方面走，毋庸細說。這樣，北京要怎樣統一就怎樣，沒有誰管得。這分析贏得掌聲雷動，顯出聽眾都明白了。

從上述看，今天香港及台灣的生產成本及生活物價與大陸的大差距，主要是政府管制促成的。八十年代中期，這差距在十倍以上，今天大約是四倍。按照原則，若中國開放得快，這差距收窄得快；開放得慢，差距收窄得慢。可是，這原則在八十年代有一個特別的因素，使香港人受寵若驚。這就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人因為服務中國的改革發展而增加收入。金融是一例，管理是一例，資訊也是一例。可以說，沒有香港，大陸在那個時期的發展不會那樣快。香港人賺錢是應該的。這樣，生產成本與生活物價的差距，怎樣收窄香港人可以承受而有餘。換言之，當時物價與成本的大差距對香港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是因為香港有的人才大陸沒有。

我第一次感到香港的形勢不妙，是一九九○年。該年我到上海南京路某大廣東菜館進晚餐，味道不及香港，但菜式陳列大有可觀。我問該菜館的老闆是不是香港廚師，他說不是，所有職員都是本地人。「有多少個員工呀？」我問。「六十五個。」「總工資每月是多少？」「大約三萬五千元人民幣。」這把我嚇了一跳，因為一個香港到大陸工作的廚師或菜館經理，工資是二萬五千加一萬住宿津貼。那剛好是三萬五千。一個等於六十五個，那是怎樣的市場均衡了？

讀者會記得，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菜館經理及廚師到大陸工作的不計其數，而不少大陸菜館高舉香港廚師為招徠之道。一九九○年在南京路所見，我想，大陸學得八成就「炒」得你！不出所料，一九九一年起，香港的酒家經理及廚師大量班師回朝，如喪家之犬。

一九九三年我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雖然對香港服務中國發展有錢可賺還看好，但提出香港廚師的不幸，然後問：香港金融資訊等行業人才今天那麼值錢，會不會有一天遇到廚師的命運？

老實說，我當時認為廚藝大陸的人不難學，但金融與資訊是不同的。後二者要識英文，懂電腦，知世事，有學識，明白市場。這樣的人才香港盛產，大陸要追上談何容易？

殊不知到了一九九六年末，我遇到的中國青年迫我改變了想法。大約是一九九三年起，不知是哪家機構樂善好施，出錢給港大每年邀請數十位優秀的大陸學子到香港訪問。那些學子往往要求見我，大家傾談一下。我這個老教授，見到後生學子，大喜之餘，有意無意地考他們一下。偶爾說幾句英文，拋兩個英語字彙，看看他們懂不懂。又或者舉出一些西方經濟學必讀的文章，問他們有沒有讀過。九六年末那一次，大陸優秀學子的回應使我意識到大陸優秀的比我們平均的高得多。我問：「你們是被選出來的數十個大陸狀元吧。」回應道：「不是的，有我們水平的為數不少。」「你們拿碩士後的工資多少？」「留在大學工作大約二千元，外間市場有三千多。」

百年樹木，十年樹人。近十年來，雖然大陸對「思想」還有管制，但只要不談政治或宗教，不低貶某些重要人物，思想大可自由。大陸的學子，不十年就「樹」起來了。君不見，今天的上海，西裝筆挺，英語流利，一表人才的青年絕不難找。君不見，電腦上的所謂「個人主頁」（HomePage），大陸數量之多應該是亞洲之冠。

十年前我想，工資的分歧不論，要是人才我有你沒有，你怎樣也要給我賺點錢。然而因為電腦的發達，今天大陸的資訊人才有的是。金融呢？大陸的金融行業不夠開放，訓練人才總有困難。但有英文根底、懂電腦、有學識、讀過外間的財經刊物，只要金融大事開放，在市場補課只是朝夕之間。

我有你也有，你的工資比我的低得多，是一件很頭痛的事。

話說三岸大勢（三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中國大陸會走資本主義的路，舒爾茲（T.W.Schultz）讀文稿後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可以推斷制度轉變這種事。後來我還是讓文稿在英國以小書的形式發表。

一九八六年我在香港某刊物發表《日本大勢已去》。那時日本的股市與地產如日方中，不少讀者朋友說我發神經。不久後日本某大報章譯了該文，放在頭版，股市下跌，在日本有投資的朋友歸咎於我（其實跌勢已成，與我的文章無關）。

一九八七年一位加拿大女記者以長途電話問：「加拿大的經濟何時才會復甦？」我回應道：「可能要等到下個世紀！」這句話發表後，加拿大的朋友罵我一頓。

一九九七年初香港某報章訪問，那時香港的股市樓市皆達頂點。我說香港的經濟會有十年以上不景，但那與幾個月後的「回歸」無關。觀點刊登後，一些讀者從那天罵到今天！有幾次輿論說香港經濟怎樣急速回升，地產怎樣見底，我被批評為「冇料到」；跟不靈，又說我不應該「唱衰」香港。

說好言不由衷，說壞招來非議，最高明還是不說。說實話，我事前意料不到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自己也規避不了，中了計。但我想，要是我看股市有看經濟大局轉變一半的準確性，今天用不寫稿賣文章。

是的，市場或股市的走勢，短線的局限條件太多、太複雜，不可能搞清楚，而若真的有天才能把所有局限因素譜入電腦，算出有錢可賺的方程式，大手下注，市場的走勢就會被改變了。另一方面，一個制度的大勢轉變，沒有誰可以左右，而有關轉變的局限往往簡單得多。這不是說我們一定可以把大勢轉變的局限拿得準，容易地作出轉變的推斷，但有時是可以的。一九八一年我對中國大陸的大勢發展作出準確的推斷（連小節的發展也準確地推斷了），是因為當時看得清楚局限轉變的重心所在。這些年來，中、港、台三岸所走的大勢，其局限息息相關，而又是比較簡單而清楚的。主要的是：在文化語言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價格與匯率的結構出現了問題。這是後話。

《壹週刊》進軍台灣，黎智英親自指揮，一起步就搞得滿颱風雨。只出了兩期，肥佬給我電話，說阿扁訪美回台後說了幾句搶救台灣經濟的話，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希望我為文回應，並作些建議，救救台灣。我想，肥佬搞週刊搞得思維不清，誤把我看作上帝。他跟傳真來一些台灣的刊物報導，我告訴他的女秘書傳真讀不清楚，無從評述，不寫了。跟阿康又傳來數十頁關於台灣經濟的文字。我問太太：可不可以說傳真機壞了，收不到！

昨天肥佬再給我電話，說台《壹》已為我開了天窗，要我在星期一交稿。老闆有命，為米折腰，就作一次今天的陶淵明吧。

我坐下來，翻閱那近半英吋厚的傳文，三十分鐘就不再看了。這些文字對台灣經濟困境的分析都有水平，但沒有分析大勢所趨的局限。另一方面，我不可能在短期內對台灣的經濟有深入的瞭解，細節更不用說了。然而，大勢我還是可以一談的。三岸大勢的局限，十多年前我認為自己看得準，現在補充一下，試把三岸混為一談吧。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今天的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說什麼美國經濟不景、什麼核電風波、什麼陳師孟一言喪邦，只反映久病體虛，到今天虛不受補。十多年來，台灣的經濟政策，除了在一九八九年大手放寬外匯管制外，其他的大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效，但只是短暫地買時間。台灣沒有正面地接受中國大陸開放的必然影響。統一問題吵啊吵的，說來說去都是政治統一或那所謂國家統一的問題，漠視了與大陸經濟統一隻不過是或早或遲的事，基本上無可避免。

是一九八八年吧。在台北我遇到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她的名字是郭婉容，大家暢談甚歡。她問我對台灣與大陸的經濟關係怎樣看。我回應道：「生產的成本相差那麼遠，台灣的工業北移勢在必行。要是政府禁止他們去，他們就坐以待斃。權衡輕重，還是讓他們北上吧。」郭女士不僅明白，而且同意。我當時的感覺是，郭女士名不虛傳，這問題她想得比我還要清楚。

困難是，這邊廂讓他們去，那邊廂要他們留；這邊廂放開匯管，那邊廂維護匯率。工業發展政府領導；金融方案五花八門。

台灣的基本問題只有一條：怎樣應付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文化語言的交易費用是零，經濟統一的話事權在北京（見本文之二），台灣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是買時間，但要買多久呢？要怎樣處理才對？我自己沒有高明的答案，但我認為台灣政府低估了商人的智慧。

不是有意低貶美麗之島，但拿同樣資金，今天的生活享受與工業生產，美麗之島比不上蘇浙一帶。後者天氣好，交通發達，名城古跡所在皆是，菜式可口，而生活費用與生產成本不到台灣的三分之一。大陸目前的困難是還有外匯管制，其他規條數之不盡，貨品進出口要講章法，買「好處」要知門路。這些若一旦清除，人們就會想：

江南江北舊家鄉， 五十餘年夢一場。

衡量經濟科學只有一個準則

前些時到廣州中山大學的嶺南學院講話，遇到一位青年，是在深圳大學的經濟學系畢業的。他說已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翻譯我老師艾智仁的一本書，快譯好了，洋洋近百萬字，是艾老以自己的舊作經濟學課本改寫的。青年說，目前還未譯完，因為艾老還在左改右改，改之不盡，不知要改到何年何日才算是完工。艾老八十七歲了，還有這樣的精力與興致，真令我羨慕。

奇怪，艾老沒有向我提及他還在動筆寫巨著。前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見到他，相聚了幾個小時，暢談甚歡。他的智力顯然還是超人一等。今年初在舊金山與佛利民相聚，他八十八歲了，智力不如往昔，但也還是超人一等。這可見幾年前佛老對我說過的「智力理論」是可靠的。他的簡單理論是：思想是一種運動，要是一個人不停地想，智力的退化會退得很慢。當然，患上了什麼老人癡呆症是例外。

佛老的「運動」見解對我是有鼓勵的。我什麼其它運動也不做，只是天天不停地想。想了那麼多年，成了習慣，要停也停不了。我認為艾老與佛老也像我一樣，不是刻意地要去想什麼來運動一下腦子，而是思想成了習慣，要停也停不了。高斯今年九十一歲了，還是天天想，也是停不了。我希望這個應該是對的觀點能給年青的學子一點啟發：試行天天想，養成一個思想不停的習慣。

回頭說那位翻譯艾老的書的青年，要求中譯本出版時我能替該書寫個「序」。我一口答應了。替人家寫「序」我是老手，但往往勉為其難。這一次會是例外地容易。我不僅是艾老的學生，而且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不僅對他的學說瞭如指掌，也衷心地歡喜這個人。十多年前英國出版的經濟學百科全書，關於艾老那個項目是由我執筆的。

在廣州那次講話，一位學生問我對今天經濟學盛行的博弈理論怎樣看。我的響應，是經濟是一門科學，目的是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但我就是看不出博弈理論是解釋了些什麼的，沒有人能給我一個例子，一個博弈理論解釋了的現象實例。我不要多，只要一個。要是一個例子也沒有，我就無法衡量博弈理論的科學用場。

我要求一個博弈理論可以解釋的實例，是因為你若能舉出來，我會立刻用傳統的經濟理論試行解釋。如果我解釋不了，而我又滿意你的解釋，那我就會同意博弈理論有科學的內容。但要是我的傳統解釋比你的解釋簡單，那我就勝了。然而，你連一個實例也舉不出來，尷尬之極，那我就只能說你搞的是遊戲，與科學無關。

幾經轉折，數天前收到兩位大陸同學傳真來的信，有好幾張紙，是關於他們讀了中譯《佃農理論》的一些質疑。我沒有細讀，因為發表了的文字我是從來不作響應的。論著發表了，有它自己的生命，於我何干？這好比自己的兒女長大了，離家而去，有著他們自己的生命，偶爾傾談，互相慰問，皆大歡喜，我還能再作什麼干預呢？

但那兩位大陸同學，提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內的一個例子。那是我小時在廣西逃難，在江上坐的船是由多個勞工在岸上以繩拉著行，有個拿著鞭子的人在約束拉船者的行為。我說拿鞭子的人可能是勞工聘請的。這個例子在國際上成了名。兩位同學說，依照他們的博弈理論分析，拿鞭子的人應該不是勞工聘請的。

問題是，誰聘請誰只有天曉得，不是一個真實的現象，無須解釋。我們知道的事實，是有人拉船，有人拿鞭，有人付錢，有人收費，有白紙黑字或口頭上的合約，而船行載客是多人組合的生產。我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生產那樣組合（什麼情況組合會不同），為什麼有人拿鞭子（什麼情況下拿鞭子的人會不出現）等現象，而不是誰是僱主，誰是被雇，因為這些不是現象。

我說勞工是僱主，不可能錯；你說拿鞭子的是僱主，不可能錯；他說某第三者是僱主，也不可能錯。究竟是一間大學的校長聘請教授，還是教授聘請校長？就是教授的聘請信上說明教授是被雇，我們要解釋的是該信為什麼那樣寫。說不定，是教授們聘請校長，授權於他寫聘請信。

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主旨是解釋現象。要解釋現象，我們首先要肯定現象的存在。我說過了，最蠢的學者，是那些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同學們要記著這一重點。

很不幸，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主要不是要解釋現象，而是要怎樣改進社會。「改進」是倫理或工程的問題，任何人都可以問，可能也應該問，但這樣的工程與科學所問的「為什麼」無關。純從科學那方面看，「改進」社會是經濟學之外的事。話得說回來，我自己寫過不少文章，建議中國的改革應該怎樣做。但那些是經濟科學工程化的言論，不是經濟科學的本質。是相關的，但我們要分清楚。

學經濟的重點，是問「為什麼」，那是解釋現象了。有了這個基礎，你要改進社會可能比較有份量。表面上，這關連頗為明確。問題是我生活了那麼多年，見過那麼多的經濟學者參與政府的顧問工作，認為大部分都是為私利發言。這是人之常情，難以厚非。

衡量一門科學的準則只有一個：解釋了什麼現象？至於什麼算是解釋，我在《經濟解釋》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說得清楚了。

五十年代起，得到芝加哥學派的啟發，從古典及新古典的理論基礎上，經濟學轉向解釋現象那方面發展，盛行了二十多年。這是經濟科學的黃金時代。今天，我愈來愈不清楚後起之秀是在解釋什麼。不僅博弈理論如是，數學方程式如是，術語一大堆的也如是。

博弈理論的爭議

一個多月前，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講了一次話，惹來意想不到的非議！主要原因，是一個學生問及博弈理論（theory of games），我說還看不到這理論對解釋現象有什麼用處。
　　
那次講話被整理後（我沒有看過）在《21世紀經濟報道》評論版分上下兩期發表，後來被轉載到北大的網上論壇，跟著的爭議風起雲湧，罵我的及替我辯護的大約一半一半。
　　
首先要說兩件事。第一是我認為學生罵我是很好的現象。幾年來我屢次說內地的學生了不起，但私下裡每次都受朋友質疑。這次內地的學子反對我的觀點，是很明顯的進步。這不是我認為他們對，而是他們不管我是什麼教授。
　　
第二件事是不幸的。那是在這次爭議中，有些學生說我是憑著大名發言，有點浪得虛名也。這不對。我最討厭大名。我的「大名」是你們學生強加於我的，我啞仔吃黃蓮，有苦自知。這裡我要鄭重聲明：任何學生若再說我憑什麼大名，就是看我不起。
　　
學術上的行規你們怎可以不知道。你要批評我的學術，找我發表了的學術文章來出氣好了。我是不會回應的，但文章既然發表了，你們大可手起刀落——不要斬我，要斬就斬我的文章。不要斬他人對我的引述或詮釋，翻譯的也作不得準，要斬我親手寫出來的才算是英雄好漢（一笑）。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說我不懂博弈理論，雖不中亦不遠矣！我只是在1962年花過幾個星期的時間研讀J. von Neumann與O. Morgenstern的名著：《博弈理論與經濟行為》。不是我喜歡讀，而是在研究院內選修的一科規定要讀。其後在有關博弈理論的幾個題材上跟了好一段日子，一無所獲。這後者是我今天不認同這理論的一個原因。且讓我舉出四個我「跟」過的例子。
例一是duopoly與oligopoly，即所謂寡頭（指三幾個賣家）競爭。這是博弈理論的大題目。只幾個人競爭，各出其謀，不是博弈是什麼？問題是，雖然只有看得到的兩三家在生產出售同一物品，但可能有數以千計的在旁觀望，見有利可圖才加入。博弈的不單是看得到的三幾個人，而還有看不到的數以千計。競爭從來不是指看得到的競爭者，而是包括所有可能的競爭者。博弈理論要算多少個？
　　
大約是1966年吧，我從賭城拉斯維加斯駕車到舊金山去，路經之地全是沙漠。天大熱，攝氏40多度，汽車沒有冷氣，口渴之極。車行了很遠都四處無人。後來到了一個地方，見有五六人家，其中一家門前掛著可口可樂的招牌。我急忙跑進去，買了一瓶冰凍的可樂，只25分錢。我想，要是賣者叫價5元一瓶，也是相宜之極，為什麼只售25分？
　　
離開時，我見到有幾個鄰家的孩子在地上遊玩，恍然而悟。我想，要是賣可樂的人把價格提升，這些孩子就會叫父母替他們購置冰箱，大做可口可樂的生意。
　　
例二是Hotelling paradox，也是有名的博弈遊戲。這個怪論說，一條很長的路，住宅在兩旁平均分佈。要開一家超級市場，為了節省顧客的交通費用，當然要開在長路的中間點。要是開兩家，為了節省顧客的交通費用，理應一家開在路一方的1/3處，另一家開在另一方的1/3處。但為了搶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結果是兩家都開在長路的中間，增加了顧客的交通費用。
　　
這個兩家在長路中間的結論有問題姑且不談，但若是有三家，同樣推理，他們會轉來轉去，轉個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罷。這是博弈遊戲了。但我們就是沒有見過永遠不停地搬遷的行為。
　　
例三是市場的討價還價。經濟學的課本是不容許討價還價的，但這種行為觸目皆是。怎樣解釋真的是頭痛了。1963年我開始想，好幾次認為得到答案，但還是兩年前想到的答案算是滿意的。我的答案姑且不論，傳統上有些朋友試以core theory作解釋，也有以博弈理論作解釋，都沒有收穫。我自己的解釋是一個大秘密，想了30多年，讀者要再等幾個月，讀完我正在《21世紀經濟報道》連載的《經濟解釋》才知道。到時你可能不同意，但我可預先告訴你，我的解釋不用博弈理論。是的，討價還價是最常見的博弈行為，要是博弈理論連討價還價的存在也不能解釋，那又怎能自圓其說？
　　
例四是我在1969年推出的「卸責」問題了。這是博弈理論捲土重來的導火線。我不認為「卸責」及好些有關或類同的概念，在解釋行為上有大作為。我自己的老師及一些朋友不同意這個觀點。我曾經幾次細說我的立場，不再說了。不同意是很有趣的事，就讓大家不同意下去吧。
　　
例子歸例子。我不走博弈理論的路，不是因為我認為人是不博弈的。人當然會博弈，但我們要怎樣解釋人的行為呢？我不走博弈理論的路，是因為我認為在科學方法上這條路走不過。那是維也納學派傳下來的科學方法。可能不對，但那是我所知的而又認為是可取的。這些年來，我自己想來想去，認為驗證理論的含意時，在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的才算是事實，而驗證一定要以事實從事。我因此在抽像理論與事實驗證的轉接中下了多年功夫，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博弈理論的困難，是太深奧了。我看不到，或不能肯定，博弈專家所說的事實是事實；看不到，或不能肯定，博弈理論有什麼含意可以明確地被事實推翻。
　　
以科學解釋現象或行為，我說過了，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而是求可能被事實推翻。被推翻的可能要很明確，被推翻了就是推翻了的，然後我們把手指打個「十」字，跪下來禱告，希望上蒼保佑，事實不會推翻那驗證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