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為米折腰

前期在這裡發表《有賭本的經濟研究》，抨擊今天的經濟學發展，寫到最後，很有點感慨，因為覺得自己也走錯了路：雖然一開始就獲得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有賭本，但還是操之過急，頻頻失誤。

於今回顧，要是一九六八年初我聽夏理·莊遜（H.G.Johnson）的話，在經濟學術上選走理論的路，後果如何倒是個有趣的猜測。夏理當時一半時間在芝加哥，一半時間在倫敦，他讀到我《佃農理論》及跟的有關租值消散的文稿，認為在經濟理論上好些難題（例如共用品的理論）需要由我來解決。他建議我立刻補修數學。

我的數學基礎不足，眾所周知。但夏理聽說我曾經在兩個星期內強吞了兩年的微積分課程，就建議我花一個暑期補數。兩位數學大師聽到有我這樣的一個怪人，毛遂自薦替我修補。

一九六八年暑期過後，夏理問：「數學畢業了吧？」我說：「還沒有動工。」他很失望，於是建議我跟他到倫敦經濟學院去，由他親自監管我的發展。後來我也沒有到倫敦去。

要是當年我選走理論的路，一年寫六篇左右的名學報文章不會困難。寫理論就是坐下來，關在房內，可以不知世事，但要天天想。一般書本的理論錯失或空缺觸目皆是，修之不盡，改之不盡，補之不盡也。

然而，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響，我選走了事實驗證的路。那是基於傳統的理論，選出可取的，修改一下，補充一下，加點變化，以假說來解釋行為或現象。不管傳統的理論廢物，不刻意創新，但求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

高斯的觀點很有說服力。他認為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但我們首先要知道真實世界是怎樣的。聽來容易，過了幾年就知道是中了計，因為要稍知世事我們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中計的主要原因，是高斯自己有一個不言自明的極具說服力的例子。那就是他調查真實世界的廣播音波頻率，推出了應該輕而易舉地拿得諾貝爾獎的高斯定律。當時我想，這定律那樣重要，但淺得連小學生也能明白，然而，若不從真實世界中得到啟發，沒有人可以想出來。

決定了走驗證研究的路，每次作了一項調查，有了結論，我總是學高斯那樣來「一般化」一下，希望時來運到，發現了什麼張氏定律。這樣的一般推論，找出些什麼定律不大困難。問題是推出來的要不是平平無奇，就是眾所周知，或不大重要，不容易令人歎為觀止。自己認為最有份量的，是那研究了香港租務管制數年後才寫成的《價格管制理論》（1974）。可惜落筆打三更，易稿十多次還是辭不達意，讀者不容易明白，以致發表後石沉大海。當年夏理?莊遜讀該文稿後，說我以價格管制為中心分析是浪費了重要的思維，要我轉用另一個中心題材來示範，但其他同事卻認為我選價管很適當。今天回顧，我應該聽夏理的話。

花了幾年時間調查租管，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雖然三十多年來反響平平，但將來還有起死回生的機會，不應該耿耿於懷。但用了更長的時間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因為題材過於湛深，收穫近於零，就真的是血本無歸了。然而，選錯了題材是任何作研究的人都可能遇到的，這是不幸，沒有什麼值得大怨特怨。

八二年回港任職後，好些行內朋友認為我不應該以中文下筆來分析中國的經濟演變。我認為沒有做錯。中國的經濟改革史無先例，千載難逢，我當然見獵心喜。作了調查，可以動筆，你認為我要用中文還是用英文書寫呢？為了中國的同胞可以讀，我選中文。但這樣一來，文字就缺少了國際名學報的學術性。要是我寫得術語連篇，中國的讀者不明白，那我就更沒有理由下筆了。

當年就是這樣的想法，務求淺白通俗，寫成了《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三岸情懷》、《存亡之秋》等結集。外國的學者朋友見到我少用英語下筆，但聽到我轉用中文，就找中國學生口譯給他們聽。倒是那些香港本土的後起之秀，說我放棄了學術，走下坡，再不是學者了。中國的學者呢？他們說我發明了經濟學散文，影響了神州大地的思維與文體。

我感到惋惜的可不是上述種種，而是有兩項為米折腰，加起來大約花了八年的時間。其一是七六至八二年間，我為一件重要的反壟斷案作顧問，深入地作石油工業的研究。這研究的報告分析是我做得最好的實證工作，但賣斷了，不能發表。不發表不是那麼重要，問題是石油工業太複雜，太特別，不容易搞出什麼「定律」來。很有趣味，十分精彩，但要花很多時間在油田及煉油廠，審閱文件及數字資料無數，才贏得一小點有一般性的啟發來。

其二是自己的研究思維全盛之際，好些時見文章出得太慢，又見有那麼多的學報邀請，我就半應酬地交文章出去。這些都不算是劣作，但打斷了比較重要的研究。半應酬學報，另一半是應酬校方每年加薪時的要求。這是為米折腰了。

要是我能從頭做起，我的研究策略會是很不同的。從頭做起，我絕對不會申請什麼研究金。研究金在美國不容易拿得，雖然我從不失手，但寫申請報告要花很多時間，而事後又要對基金會有所交代。研究金可有可無，因為自己的收入可以應付。為了研究金而花了無謂的時間，又或選題材時要考慮基金會的喜惡，也是為米折腰。

從頭做起，要寫些什麼呢？最理想是寫書，完全不寫文章。像《佃農理論》那樣水平的書，三年寫一本我沒有困難。書高於文章，是因為一個重要的思維可以發展得洋洋大觀。不重要的不值得寫，重要的要使出渾身解數。

然而，昔也如今，同樣的時間投資，寫文章的金錢回報率遠比寫書為高。因此，選寫文章是為米折腰。要是從頭做起，被迫棄書選文章，我會一年只限自己寫一篇，完全不應酬。這樣的文章，每一篇都有機會立竿見影的。

要把壹出版殺下馬來！

阿康讀到本文的題目可能心臟病發，但其實我是要替他旗下的壹出版捧捧場，宣傳一下，當然也替出版我的書的花千樹捧捧場。可以這樣說吧：整篇文章是一個大廣告。《壹週刊》的讀者數十萬，真的是「廣」而「告」也。

其實這樣做很無聊，也有點那個。然而，朋友，告訴我吧，今天的香港有什麼可以做而又可以賺點錢的？除了肥佬黎的傳媒行業，還有哪一個行業可以賺點錢？回報率不用高，每年有五厘就心滿意足了。學肥佬搞傳媒嗎？一將功成萬骨枯，你敢不敢？鄭大班是有膽的，但願他吉人天相。

朋友，你聽過無聊經濟這門學問嗎？讓我告訴你吧。無聊經濟是指你選做甲事，其邊際功用（marginal utility）是零；選乙，其邊際功用是零；選丙、丁……等，邊際功用也是零。這樣的世界很理想，因為理想是指再沒有希望。沒有希望與絕望相同！奈特（F.H.Knight）與他的入室弟子布格南（J.M.Buchanan）每人說過一句倒轉過來的話。一個說：What is hopeless is ideal；另一個說：What is ideal is hopeless。這些乃名言也。我補充說：無聊、理想、絕望，盡皆相同。

如上可見，無聊的經濟情況絕對符合柏拉圖的至善點（Pareto optimality）。問題是，無聊與至善的境界絕不過癮，要找些什麼來過癮一下呢？不是要爭取功用升為正數，而是希望能以零的平線為中，上上下下地波動一下。時來運到，書展的節日又來了。

信不信由你，今年的書展特別熱鬧，搶租場地的出版商無數，而大出版商動不動要租十個攤位。展銷會的主辦人決定誰有優先權的準則，可不是價高者得，而是用一條高深莫測的方程式。第一個回合攤分後，餘下來的貨尾又有第二條方程式。最好一層的場地考不及格，就要更上一層樓，跟孩子們放飛劍去也。

無聊的經濟，怎會有這樣熱鬧的場面呢？我為這個問題調查了一下，得到的結論，是有江湖地位的出版商不是因為有錢可賺而搶租場地，而是他們今天的存貨功用指數是負值，希望能在書展賭一手，搏搏懵，把這負值提升至零！是的，他們都說出版市場形勢不對，存貨太多，要在書展大出血云云。

我不明白為什麼經濟學教授考學生，從來沒有出過如下的試題：在經濟不景、購買力弱的情況下，試舉三個市場熱鬧非凡的實例。（已有一個，我在三十秒鐘內想多了兩個，讀者的智商如何？）

年年難過年年過，今年書展又重來。去年花千樹參加書展，只租了一個小攤位，因為是新入行，被安排在不毛之地。我刻意捧場，每天下午坐在那裡簽名，幾天下來簽了四千本書。連上款計，每本大約寫十個字。四萬字，半瓶墨水，其金錢回報率遠不及寫文章。然而，我因此能見見讀者，傾談一下，拍張照片，倒也不負此生。

今年我的書多了好幾本，可能要簽八千。這要寫八萬字，是著書立說的份量了。幾天寫一本書？寫言情小說是可以的吧。但肥佬就是不讓我寫言情小說，認為我這個人什麼都可以，就是不懂得言情。

參加書展，簽呀簽的，簽得多了其邊際功用就低於零。為了振作一下，花千樹要找一個賣書斗多的對手。我問花千樹的老總：假想敵是誰呀？他想了一陣，說：壹出版！這把我嚇了一跳。壹出版曾經滄海，關門大吉，一年前捲土重來。我想，花千樹的老總少不更事：肥佬幕後，阿康掛帥，花老總是有點糊塗了。

我於是對花老總說：人家財雄勢大，速銷輸了十億面不改容，更何況肥佬禮賢下士，單是一個康哥出手花千樹就「更吹落，星如雨」。我跟著問：「你有什麼招數應付呀？」花老總想也不想就回應：「我老早就想過了。我們有兩個絕招。其一是美人計：一個大眼妹梁芷珊，一個奧運之花顧紀筠，一個香港小姐梁佩瑚，她們都會坐在書展簽名，康哥何足道哉？我們的第二招更厲害，是老人計。」

中國文化傳統的三十六計中，可沒聽過有老人計。我想，老人者，區區在下也。日暮黃昏，老師傅還被重用，可以告慰矣！

實不相瞞，那所謂康哥的阿康，曾經是老師傅的准徒弟。准者，quasi也。問題是青可以出於藍。所以一提到賣書比賽，阿康欣然於色。他似乎不知道，老師傅是炎黃子孫，依照傳統，怎會不留下幾招散手，秘技自珍？

記得年多前，阿康和我以讀者品評來比文章高下，在網上大戰數十回合。結果如何？我在《考試四情》一文內報道過了，這裡不好意思重述。

文章歸文章，銷路歸銷路。這次壹出版與花千樹的書展大比並，當然是比銷路，書本好壞在所不論，黃色、黑色一律照算。是無聊中的無聊玩意，但總比沒有玩意優勝一點。最近阿康大有長進：他的新作曾排在某暢銷書榜之首。可能是因為我替他的書題字，人家買的是我的書法，但排在榜首還是不容輕視的。

今天的香港，要搞出版容易，但要賺錢卻難於上青天。香港的書籍市場小，據說能賣一千本的書已是難能可貴，而若花點心機製作，只賣一千本會血本無歸。壹出版有點莫名其妙：聽說他們旗下的作者隊列中曾經有張小嫻、梁芷珊、李敏，以及不是聽說的張五常。

有賭本的經濟研究

回頭說四月在廣州遇到的那位青年，替我八十多歲的老師艾智仁翻譯巨著，閒談中他提到一些有趣的故事。該青年說，事前他翻譯了艾老的一些文字，寄給艾老看。老人家倒也不蠢：他在美國請人將該青年的中譯翻回英語，認為可以，就讓該青年翻譯他的書。

蠢的是我。我不敢閱讀他人替我的英語論著所作的翻譯，因為恐怕讀後稍作修改，就會被說是我修改過而批准了的。翻譯難得不得了，比寫原文困難得多。我的《佃農理論》及大部分的英語文章論著，都被翻譯成中文面市。據說賣得很好，但我就是不敢讀，是所謂「吾不欲觀之矣」！

那位翻譯艾老巨著的青年，說他曾經到美國拜訪艾老，在洛杉磯加大艾老的辦公室內傾談。傾談之際，Harold Demsetz走了進來，手中拿一篇文章給艾老看。那是一篇中文英譯、中英對照的文章，是我以中文下筆而被翻譯了的。你道是哪一篇？是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我在《壹週刊》發表的《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不知是哪位好事的中國學生，譯成英語給Demsetz看，後者讀後又傳給艾老。顯然地，這些人不認為我那篇文章是胡說八道，甚至可能認為有點見地。

發生了些什麼事？我說過好幾次了，經濟學在走下坡！怎麼可能呢？今天研習經濟的人，比我當年多出很多，而經濟學報的增幅以倍數計。論人多勢眾，論數學的根底，昔不如今。但從解釋現象的角度來衡量，今天的乏善足陳。解釋現象是唯一衡量實證科學的準則，經濟學怎可以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了？要是價格理論真的「失傳」，經濟學是要從零開始的。

好些時，一門學問會誤入歧途，或走進一個死胡同，搞了好一段日子，而其中參與的不乏聰明才智之士，但當局者迷，莫名其妙地胡混了一輩子。一九四八年興起的經濟發展學說就是例子。這門學說大約終於六十年代末期，壽終正寢也。有些中了計的學者堅持下去，再多搞十多年。

經濟發展是我考博士試其中一項。當時明知這學問胡說八道，選修是要體會一下胡說的理論，與艾智仁及赫舒拉發所教的價格理論有什麼分別。不僅我那樣想，幾位其他同學都以同樣的看法來選修。

後來我在《佃農理論》書後的一個附錄中手起刀落，用了四頁的篇幅把當年經濟發展學說中最有名的兩個理論殺下馬來（見該書的Appendix A）。這樣做是因為自己花了時間研讀胡說，廢物不妨利用一下。那是一九六九年才發表的。倡導經濟發展學說不遺餘力的度瑪（E.Domar）讀到，給我電話，說要是那附錄早發表十年，我會知名天下！（度瑪後期的作品大有可觀。他發表的一篇關於農村「公社」的文章，結論可商榷，但十分精彩。）

有時一門有建樹的學問，做得好，但做到盡頭，再不能有重要的新意，但還有學者繼續努力，以至虛度時光。經濟學上的傳統對外貿易理論就是例子。這門學說曾經有多位高手雲集於斯，但森穆遜一九四八年發表了「生產要素價格相等」理論（其實Abba Lerner一九三三年作學生時早就寫過一篇有同樣結論的習作），登峰造極，之後這學說就再沒有重要的貢獻了。

「生產要素價格相等」這個理論，相當了不起。它是說，國與國之間的產品交易，在某程度上是代替了生產要素的移殖——代替勞工的移民、地產的跨國轉移等。天才之筆，是在多個假設下，森穆遜證明國與國之間的產品交易，可使國與國之間的勞工、地產等的生產要素之價相等。雖然大家都明白那多個假設有點過分，不切實際，但在程度上外貿代替移民之說是重要而又正確的。不幸的是跟走這路的經濟學者，都是加加減減其他的假設，再沒有重要的新發現。（十多年來，對外貿易有另一套新發展，這是後話。）

今天經濟學的天下大勢，是走數學、術語、博弈理論、數量統計的路。這些學問絕不簡單，而所需的智力也不平凡。問題是從解釋世事那方面看，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到有什麼值得拍案叫絕的。這顯然是因為後起之秀不重視解釋，選走理論的路。這是急功近利的意向：可能是要爭取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或者是爭取有大名的學報發表，又或是爭取諾貝爾獎。

要解釋世事，我知道的最可靠的辦法是用簡單的理論，概念與重心要拿得準，然後深入地調查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有系統地加以簡化。只要做得適當，簡單理論的解釋力非同小可。困難是真實世界的局限不容易調查，有時花上幾年時間調查不複雜的局限也一無所獲。要走這路來獲取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tenure）是冒天下之險，賭不過，更勿論諾貝爾獎了。

不管文章發表，單看研究工作來評審一個助理教授應否獲終生僱用合約的大學，當今之世絕無僅有。三十多年前的情況似乎不同。當年我沒有要求，但第一份正規的美國大學教職，就是終生僱用合約。這等於在研究時，給我一個免費的大賭注，讓我不管有沒有把握發表文章也有膽去馬。做了幾年，我知道調查真實世界的任何一項局限條件，可以血本無歸。我於是不把所有的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內。永遠有幾個項目一起調查，久不久有一項略有收穫，看得準了，猛攻幾個月就寫一篇文章發表。

話雖如此，我曾經有一項調查研究，是猛攻幾年而一無所獲的。撇除這項及其他的一些不幸，因為一開頭就有賭本，我是行內比較幸運的一個。

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因為替一個大富貴族（Duke of Duccleuch）的兒子補習了兩年，獲得非常優厚的終生退休金（每年五百英鎊，是二百三十多年前！），用了十二年的時間寫成了《原富》。這是經濟學之幸。

我很懷疑當今之世，公立的學校那麼多，影響了學術發展應該走的路。我們要細心地回顧一下，昔日李嘉圖、米爾、馬歇爾、費沙、凱恩斯等人的巨著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