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森穆遜與他的中國觀說起

森穆遜（PaulA.Samuelson，大陸習慣譯作「薩繆爾森」）九十四歲了，還寫專欄，思想還是那麼清晰。在今天美國的經濟專欄寫手中，我認為森老最可讀︰不磨斧，知識博，瀟灑生動，與四十年前相比少了一點霸氣，多了一點大氣。森氏得天獨厚幾近一個世紀！十多歲鋒芒畢露，作本科生時典故多，屬愛因斯坦那種傳奇人物。

我出自洛杉磯加州大學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當時被認為是自由經濟的兩所聖殿，其後在西雅圖差不多搞起一個華盛頓學派。外人見這背景與森穆遜的麻省理工格格不入，以為我不仰慕森穆遜。非也非也。我讀本科時用的經濟入門課本是森氏的《經濟學》第四版。該課本出版過無數次，銷量冠於地球，而第四版被認為是最好的。我收藏了幾本，不知今天拿去拍賣值多少錢。當年選經濟讀物，森氏的作品我不放過。他的推理邏輯從來不錯，經濟學的基礎定理永遠堅守，我只是有時不同意他的局限假設。他的論著多，是我這一輩後學的鍛煉腦子的讀物。同不同意是另一回事，不讀森穆遜就少了一項重要的練功法門。

有關森氏的有趣典故太多了，奇怪沒有人收集這些典故而結集成書，應該洛陽紙貴吧。他本科芝大。我的老師WarrenC.Scoville曾經回憶說，有一次，大家上奈特（FrankH.Knight）教研究院的課，森穆遜旁聽，咄咄迫人地提問，使奈特發了脾氣，說︰「森穆遜先生，還是讓你教吧。」跟著離課室而去。

後來森氏轉到哈佛攻博士，熊彼得（JosephSchumpeter）是主要導師之一。不知是真是假，傳說有雲，森氏的博士論文《FoundationofEconomicAnalysis》寫好後，要過口試那關時，教授們很尷尬，不願意進入考室，因為沒有誰讀得懂該論文說的是些什麼。滿是數學方程式的《Foundation》後來成為整個二十世紀的數學經濟發展的源頭。此作與認識阿羅（KennethArrow）是我決定不走數學經濟的路的一個原因：他們走過的路，沒有空間讓我擠進去。後來幾位搞數學經濟的朋友對我坦言，他們搞的來來去去都是《Foundation》的一點變化，可以說是為森氏的論文寫些腳注了。

典故說，哈佛沒有挽留森氏在校任教使他耿耿於懷。他到鄰近的麻省理工大興土木，把後者的經濟系搞得名滿天下，有超越哈佛之勢。我的另一位老師RobertE.Baldwin曾經任教於哈佛，對我提及，有一次跟森氏進午餐，後者若有所悟，在一紙餐巾上畫出後來名重一時的UtilityPossibilityCurve。這條關於福利經濟的曲線是後來福利經濟的分析重點。然而，森氏本人在一篇一九五○的重要文章中，指出我們無從肯定社會的福利是否有了改進。

森穆遜的學術生涯就是這樣：擲葉飛花，所到之處面目一新的定理跑出來，後之來者憑之搞出一些變化，弄出一點名堂，不可一世，但森氏本人一律無所謂，彷彿不知道。對外貿易有一個重要的FactorPriceEqualization定理，先由森氏發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LionelRobbins教授讀到，記得一位學生AbbaLerner的一篇習作得到同樣的分析結論，把該習作寄給森穆遜看。森氏直認是一樣，大讚Lerner之作比他的早出。看官須知，經濟學者不是陶淵明筆下的高尚士，究竟誰先誰後往往吵個不休，有時廢物也爭餐死。森穆遜呢？信手拈來，俯拾即是，不斤斤計較。

無疑是大師風範，但森氏與佛利民（MiltonFriedman）爭論了多年是事實。然而，外人認為這兩位大師不和，卻是錯了。佛老與他的多年拍檔史德拉（GeorgeJ.Stigler）幾次在我面前表達他們對森氏的仰慕之情。我的老師艾智仁（ArmenA.Alchian）也是個自由市場的信奉者，在蘭克公司作顧問時與森穆遜共享一間辦公室。他們喜歡把對方捧到天上去，傳為佳話。作研究生及博士後的日子中，我認識高人無數，後來不少同事也高人。總的來說，我的感受是他們對森氏有點恐懼之情。

他們怕，我也怕。曾經在文章中提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onaldH.Coase）拿諾獎的前一晚，在多個諾獎得主的宴會中我代表高斯講話。森氏同桌，正正地坐在我面前，把我嚇得心驚膽顫，講得一團糟。這件事不久後我忘記了，但當二○○二年底我寫好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後，一個晚上我無端端地想到十一年前給森穆遜嚇個半死的尷尬，認為如果再講我會是瀟灑的。《經濟解釋》的完工使我感到有自己的層面，有自己的境界，可以有恃無恐。那時我六十七歲了。

幾天前蕭滿章傳來森穆遜最近的一篇專欄，其中提到中國。這一趟輪到他怕（一笑）。這兩年中國本身的發展其實不好，但金融風暴對中國的禍害，雖然明顯，卻沒有先進之邦那麼大。這使西方的經濟學者紛紛對中國在國際上的等級排列改觀。森穆遜認為在不太長遠的將來，領導世界經濟美國可能要退居次要的位置，在中國之後，於是建議他認為屬一等的奧巴馬人馬作點準備。這點我不同意：中國的學術與知識水平跟美國還相差甚遠，要趕上遙遙無期。歷史的經驗說，學術水平不足是無從領導世界的。差一點可以，差太多不成。昔日小小的英國，雄視地球逾百年，學術水平了不起是主要原因。這些年我對中國的高級教育發展很失望。

森穆遜提到，在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的情況下，美國很可能走上保護主義的路。我認為如果奧巴馬的政策成員真的有森氏說的水平，保護主義是不會出現的。這是因為今天的世界與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開放而又滿是廉價勞工的發展中國家無數，在產品的成本上這些國家與先進之邦出現了一個差距很大的斷層，「保護」對成本高的國家會帶來災難性的發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約束中國的玩具進口美國，進口商會轉到印度等地方購買，就是對所有國家封殺也不容易找到投資者在美國設廠製造玩具。這是說，今天，保護主義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國際要全面，製造品也要全面。這樣一來，美國的物價大幅上升不會被消費者接受。

我認為先進之邦是做夢做得太久了。工會的勢力沒有明顯地減弱，而美國還打算今年七月再提升最低工資。二十年來，我眼白白地見到美國的電視、音響、冰箱、計算機、鋼琴、成衣、洗衣機等，逐步在國際市場上消失。這幾年輪到汽車，飛機的不吉日子恐怕不會太遠吧。長此下去，先進之邦的學術高士與科技專材也會大量外流。解散工會及撤銷最低工資是政治上行不通的好路向，但我還是認為先進之邦真的要考慮在製造業這方面他們需要這樣做。

森氏最關心的一點，我有同感的，是美元的前景不妥。如果美元暴跌，中國會首當其衝地受害。北京的朋友要怎樣應對我寫過了，不再說。我認為目前美元還算穩定，主要是因為美國的通脹搞不上去。

佛利民的貨幣理論奇怪地遇到一個大麻煩。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後，聯儲局反應快，膽夠大，把銀根（monetarybase）推得垂直上升，其升幅之高，之快，是從來沒有見過的——相近的也沒有。但幣量的升幅不怎麼樣，而消費的升幅是更慢了。看不到有什麼「流動性陷阱」，只是銀行不大願意借錢，借貸利率跌得少。我曾經以訊息費用作解釋。這是說，金融危機出現後，銀行變為驚弓之鳥，借錢倍加謹慎，在此同時，顧客還錢的本領的訊息困難及抵押品的市值的訊息困難是增加了。這解釋有經濟內容，但在細節上的變化不容易拿得準。很不幸，目前的聯儲局走上了商業借貸的路。逼於無奈，但長此下去會是災難性。

我認為百分之八左右的通脹率，對美國目前的經濟困境會有很大的幫助。最近的數據顯示，通脹推不上去。另一方面，銀根升得那麼高，長此下去，急劇的通脹早晚會出現。聯儲局能否及時約束是重要的考驗了。今天我認為，通脹對銀根暴升的反應沙石愈多，到通脹明顯地出現時，能成功地及時約束愈困難。我們因而不能排除惡性通脹，甚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有機會在美國出現。這會是很大的不幸，因為美元與美國債券一定會暴跌。

幾天前，聯儲前副主席AlanS.Blinder教授發表文章，認為未來兩年美國不會有通脹，甚至可能有通縮。他聰明地以不同性質的美國債券的孳息利率作比較，認為市場的通脹預期是很低的。然而，追查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經驗，大家會知道市場的通脹預期可以在幾天之內甚至一夜之間急變，而孳息率的高企甚至上升可以相當持久地與貨幣量的收縮及通脹率的下降脫節的。當年在美國債券市場上輸錢的經濟學者無數。另一方面，美元可以因為外圍的因素而大跌，而這大跌會促使美國的通脹急升。無錨貨幣（fiatmoney）是非常頭痛的貨幣制度。在時間上通脹的調控很難拿得準，何況這次金融危機的性質是以前沒有遇到過的。是的，在最近一片對美國審慎樂觀的聲浪中，我不敢看好。那裡的情況變得太複雜，太混亂。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的經濟制度開始惡化。

今年一月六日我發表《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指出有宏觀派，有貨幣派，也有區區在下的微觀派。跟著一月十三日我給貨幣派六個月的時間發揮。今天六個月的期限快到了。看來佛老的貨幣觀是要修改一下的。

[五常問答室]簡體字應不應該改回繁體字？

上海Jason問：

近兩年國內有恢復繁體字的呼聲。恢復繁體字的成本是否因計算機的普及而減少？

答：

簡體字有兩個困難。第一個困難是用簡體字不能寫書法。也就是說，如果人們不懂繁體字，中國獨有的重要藝術就會失傳。我們知道，有些簡體字是從中國的草書變化出來的，但大部分不是。在中國的書法裡，行草混合是很普及的。唐代的孫過庭說得清楚：「草歪使轉，不能成字。」所以寫草書時不能用簡體字。在這一點上，簡體字是不可以在書法上運用的。毛澤東曾在他的上佳書法裡使用過一兩個簡體字，但這一兩個字他寫的是行書，不是草書。如果沒有了繁體字與草書的傳統，就寫不出書法。

第二個困難是我發現簡體字比繁體字少很多。一般沒有困難，但需要使用多字寫文章，或者是寫中國的舊詩詞，簡體字是有麻煩的。比如說「面部」的「面」與「麵食」的「面」在簡體裡是同字。大字典裡有很多繁體字是極少或完全不使用的，據幾十年前的一份研究所示，這些大多是別字。另一方面，簡體字嚴格而言是不夠用。繁體字中用不著的字廢除容易，但簡體字數量不足卻很難增補。

據我的理解，簡體字可以打字很快，也能夠經由電腦轉換成繁體。而中國文字傳統上的弱點是無法打字，但現在有了電腦的協助，中文在世界上成為國際語言就容易多了。中文基本上是很好的語言。但我擔心的問題是，若現在轉回繁體字，外國人可能很難學習。而另一個困難是，改到半途的時候簡繁並用，變成不可取的問題。所以該不該改，我覺得是改也頭痛，不改也頭痛。

最後，我個人是反對用電腦寫文章的。電腦是無腦的，不可能寫出一個蘇東坡來，也不可能寫出一個張五常來。

海耶克大戰奧巴馬

已故的海耶克一九八八年出版了一本題為《TheFatalConceit》的書——中譯《致命的自負》——其中一個要點說在計劃經濟中，政府官員以為在沒有足夠的訊息及賞罰的情況下，他們可以把產品定價，指導市場。顧題思意，這是「自負」，對經濟會帶來「致命」之傷。

今年六月十四日，貝加（GaryBecker）在他的博客以同一題目為文，指責奧巴馬及他的財政部長蓋特納犯上相同的「自負」行為，試圖左右數以百計的企業高職人員的薪酬。凡是受到美國政府資助的大機構，例如美國銀行、花旗銀行、AIG、通用汽車等，其高職行政人員的薪酬與花紅等要由政府委任的一個「沙皇」拍板決定，而拍板後是不能上訴更改的。

這就帶來一個似淺實深的話題︰政府這樣做是對還是錯呢？我想知道讀者怎樣看。不要讀下去，把自己的答案先寫下來才讀，你可能發覺你的想法跟我的很不一樣。

首先要說的，是通用汽車已成國企，既為國企，政府要怎樣處理職員薪酬是政府的權力，沒有什麼不對。政府應不應該把通用收歸國有是另一回事，但米已成炊，市場的薪酬只能用作參考，僅此而已。AIG的性質略為不同，但我也看不到政府左右薪酬有什麼不妥。這家龐大的企業面對破產，無可救藥，生意暴跌，政府挽救接管。不難想像，政府不左右薪酬是難以止血的。美銀、花旗及其它接受政府資助的大機構怎樣看呢？政府大手資助，某些獲助的機構出現了大派花紅的例子，也不難想像，政府不管，資助的錢很容易花清光！我不知道政府有否事先言明︰向我借錢資助我要管你們的薪酬。如果言明，政府跟著左右薪酬理所當然。如果沒有，但政府見受助者大手花錢，借出去的可能輸清光，左右薪酬有點不對，但可以理解。政府是為了自保，說不上是自負，不管薪酬，獲「致命」傷的可能是政府。

面對可能破產倒閉的企業，或大或小，好些時的確有點亂來的意向。這次金融危機帶來的效應，政府資助出現了一些亂來的行為，但我欣賞的是大部分遇上財政困難的企業沒有這樣做。另一方面，政府應否資助是不容易決定的。我認為除了銀行政府不應該挽救。一位貨幣大師認為銀行也不應該挽救。另一方面，不少學者及專家今天認為政府當時（去年九月）應該挽救雷曼兄弟。是複雜的問題，我不知細節，就是知道也不一定有答案。我的觀點是，既然政府出手挽救，耗資甚巨，為了自保，左右被救的企業的某些職位的薪酬，算不上是海耶克說的「致命的自負」。

海耶克大戰奧巴馬，戰到此間，奧巴馬勝。當然，海耶克是不會同意政府出手挽救企業的，但這是另一回事。

寫到這裡，困擾我的問題還沒有開始。這就是金融的專業或行政人員的收入非常高，究竟值不值那麼多錢呢？就是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政府應該約束或管制他們的收入嗎？這些問題由我這個教授提出，讀者可能以為我發了神經。無可置疑，金融行業的收入是在市場競爭下決定的，市場說值那麼多錢，海耶克不可能錯。然而，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不久，我讀到一篇森穆遜寫的專欄，簡直破口大罵。森氏是個了不起的經濟學者，平生作出的貢獻無數，也是個深知市場運作的大師人物。他認為十多年來金融專業的收入上升了不知多少倍，近於發神經，不成理，言下之意是政府早應考慮干預。也是去年，我讀到一份報告，說有些出道不久的金融「天才」，幾分鐘賺佣金五萬美元也嫌少！不知讀者怎樣看這個問題。在市場競爭下決定的收入，怎可以是「過高」的呢？

金融這門專業學問起自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磯，我當時有染指。主要是從費沙的利息理論加上風險，其後轉到芝加哥及麻省理工等大學發揚。因為收入比較高，從經濟學轉到金融學的研究生不少。這是指在美國興起的金融學，與當時的老一套的英國傳統的金融學是不同的。一九八二年起我到香港大學主事那裡的經濟系，跟著發展為經濟金融學院，經驗上我遇到一個大難題。論求學的難度，經濟與金融差不多，而到了研究院，從經濟轉讀金融不會有困難。然而，起碼有十多年的時間，從國際的市場看，大學聘請一個初出道的金融學博士的薪酬，要比一個經濟學博士的高出一倍！香港大學不同學系的薪酬是劃一的，所以金融學不容易搞上去。當時我們逼著起用經濟老師教金融，沒有困難，因為金融學的基礎文獻一律出自經濟學者之手。

為什麼金融博士的出道薪酬會比經濟的高出那麼多呢？事實上，有一段長時期，金融專業的收入冠於所有行業，比醫生還要高。當時我的解釋，今天回顧沒有錯，是大學之外的市場對金融專業人材的需求很大，而這需求不斷上升。大學研究院攻讀經濟的學生沒有大部分轉到金融那邊去，可能因為經濟學的趣味性比較高，也可能因為恐怕金融市場的需求增加會緩慢下來。

我要到去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才知道，美國的借貸量十多年上升了三倍！這驚人的升幅顯然是由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及保險安排的發明促成的。這個迅速的發展，加上分紅制度很自然地在金融市場流行，金融專材的收入動不動每年逾美元百萬。算不算是過高呢？政府要不要管？經濟學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那是市場的運作使然。

問題是，不管好些經濟學者認為這個由無數衍生工具組合而成的金融制度是偉大的發明，給美國帶來繁榮，但到頭來從效果衡量，這制度奇劣無比。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任何制度，可以在幾個月之內使整個地球輸那麼多的錢！事實上，這些年整個金融行業賺得的高收入，全部回吐也不能填補一小部分的損失。是艱深難明的制度：股神畢菲特早就說這制度會帶來災難，但事到臨頭他自己還是中了大計。我呢？當然更不懂，但還是認為去年十月十七發表的《浮沙指數：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提供了一個關鍵性的解釋：借貸與抵押的比例不應該高於一，而美國的新潮金融制度把這指數弄得遠高於一。另一方面，我認為金融借貸與保險合約的縱橫織合是愚蠢的安排。

這裡的重點問題是：如果美國的金融制度是純由市場自由發揮地搞起來的，市場難辭其咎：海耶克會一鋪輸清光。但明顯地，美國的金融制度不是自由市場的傑作。政府的管製法例不少；評級機構是得到政府認許的；格林斯潘主席聯儲局時，幾次讚賞美國的金融制度！我歷來欣賞的格老，當時被奉若神明。

政府監管與市場運作加起來的混合制度容易闖禍，不少經濟學者指出過，只是沒有誰想到會闖出那麼大的禍。這制度的深不可測使我無從判斷，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政府應不應該左右金融專家們的收入。一個近於肯定的看法，如果政府早就約束這收入——不容易說得通——美國的金融行業不會發展得那麼瘋狂，為禍也因而不會是那麼嚴重了。這可能是森穆遜去年的直覺吧。

[五常問答室]開徵物業稅的條件要達成恐怕不容易

柴禾　問：

大陸有關部門在探討徵收物業稅的問題，你的看法是什麼？


答：

如果政府取消所有關於物業的稅項，也即是物業成交不需要付稅，物業賺錢也不需要付稅，我不反對政府抽物業稅，每年抽物業的估價0.5%。物業的估價是由政府估的，通常是市價80％左右，高於市價業主有權申請投訴。很多年前，美國的物業稅大約是0.5%。後來逐步加至1.0%，甚至更高，很頭痛。政府就是這樣，給他們開了一條抽稅之路，他們是會變本加厲的。美國當時的問題，是中、小學校的費用，是由學校鄰近的房地產的物業稅資助的。本來合情合理，但這些費用逐步提升，使物業稅也不斷提升了。

嚴格來說，如果物業稅夠低，夠簡單，夠清楚了當，是一個很好的稅制。因為房子不會走動，不會消失，其市價通常不難估計，所以物業稅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稅制。也因為物業本身通常不會因為物業稅的引進而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物業稅對資源的使用影響甚少。目前在中國，物業的相對價格是相當高的。這是因為人口的密度高吧。每年0.5%的物業稅可以替政府帶來很多的稅收，可以協助政府把稅制大幅簡化，甚至可以取消物業之外的好些其它稅項。問題是，增加稅收政府當然高興，但要他們為之而取消其它稅項，恐怕不容易。

通用汽車的悲劇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發表《奧巴馬與通用汽車》，說曾經是美國光輝的通用汽車可能是奧巴馬上任作總統後第一件要處理的頭痛大事。這個總統不易做，要處理的頭痛事項多得很。通用汽車呢？最近有了定案。選擇不多，但在幾個可能的結局中，這次定下來的應該是最差的選擇。

通用汽車出現了難以解救的財政問題有好幾年的歷史了。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工會勢力大，工資太高，通用累積了多年的租值被蠶食殆盡，不容易經得起經濟波動的風風雨雨。另一方面，這些年發展中國家冒升得快，工資低很多很多，而這些國家產出的汽車質量直線上升，快得近於離奇。

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帶來金融震撼，算是價高的耐用品的汽車首當其衝地受損，通用守不住是意中事。最明確的適當處理，美國的學者專家不少支持的，是讓通用申請破產，重組債務，因而可以有力地說服工會讓步。沒有走這一著，換來的是政府資助二百億美元。不容易明白這個選擇。知情的專家認為這資助只是擔沙填海，購買幾個月的時間，可以起死回生的機會近於零。

通用終於破產了。債主先分，資不抵債，股票的持有者所獲是零。報導說，債主分股權，美國政府佔百分之六十，加拿大政府佔百分之十五，工會佔百分之十五，餘下來是通用債券的持有者，佔百分之十。報導又說，美國政府打算再投入三百億美元於通用，希望有生機，之後或有機會把股權再在市場出售，有朝一日可以擺脫通用成為國營企業的困境。

作為外人，也不是汽車專家，我看不到這是解拆的好方法。首先是政府再投入三百億，要怎樣放進去呢？政府之外的股權持有者多半不願意再注資。工會大幅地讓步有助，但成功機會不大。由政府獨自注資，沒有抵押納稅人會吵起來。於是，一個可能的結局是不出錢注資的放棄股權。這樣，整間通用可能成為國有。

其次，我不認為在今天的情況下通用的股票可以在市場有價。今天沒有，可見的將來也不會有。通用要回覆到有錢賺的時光才可以考慮把股票試之於市。再其次，就算工會大幅讓步，有錢賺的日子遙遙無期。這是因為購買汽車的消費者，不少會因為通用是國營而選購其它牌子。這是中國的經驗，前車可不鑒乎？

一個基本的困難，是美國從來沒有嘗試過國營企業，不知道目前通用汽車走上的路沒有生機。三十多年前英國戴卓爾夫人與國企鬥法的經歷可見經傳，但我認為中國的經驗最具說服力。讓我大略地說說吧。

國企要在一個市場經濟持久地生存要有兩個條件。其一是要有政府授予壟斷權的保護；其二是產品或服務的性質不著重於變化。在中國，石油、通訊、火車等是例子。沒有壟斷保護，在競爭下國企容易虧蝕，而變化多的產品或服務，國企與私營競爭一般經不起三招兩式。

汽車這個行業，在福特產出Model-T的初期，是代步工具，但求耐用可靠，成本相宜。後來這大有名堂的品牌，因為變化跟不上潮流而差不多使福特破產。今天的汽車行業是另一回事：購買汽車的人視之為一種消費品，重視款式，講究品味，考慮舒適，研究功能，而多多少少「派頭」總要顧及一下。四十年前日本開始發難，為了爭取市場他們逐步把汽車造得應有盡有。到了今天，坐進一部檔次高的，你會察覺機關無數：音響與空調的講究，冰箱與影視的和諧，座位與按摩的舒適，導航與提示的巧妙，等等，二十年前皆無法想像。

變化多而又需要年年更新的產品，或者是些什麼名牌貨式，以國企從事不可以在市場生存，是經驗的規律。這是個很不容易解釋的現象。一般人的想法，是需要不斷地精益求精的產品，政府作老闆無法辦到。可能對，應該對，但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問題不簡單，因為今天不少善於產出高檔消費品的企業，是上市公司，老闆是數之不盡的股票持有者，其形式是「公有」，與國企屬「公有」沒有兩樣。但為什麼國企與非國企的操作表現會有那麼大的差別呢？

九十年代中期，為了中國的發展，這問題我想了很久。無疑是監管與消費者的意向訊息出現了困難，但為什麼國企不能解決呢？答案有幾方面，有不重要與重要之分。有關，但不大重要的，是國企的彈性不夠：經理與員工的薪酬通常有硬性的方程式，炒魷比較困難，工會對抗較易，消費者的意欲轉變知得及接受得比較慢。這些都對，但原則上國企的設計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國企無從解決的困難，最重要的，只一項。那就是沒有足夠的股民可以在市場把國企的股票沽得叫救命！缺少了這一項，國企的監管衡量與前景預期就缺少了市場懲罰作為最有效能的約束準則。四十多年前佛利民對我說：「一個人最不願意做的是什麼？是認錯。市場不會要求任何人認錯，但決策錯了，市價下跌，或要虧蝕，是市場給錯誤決策的懲罰。市場是一個不要求認錯但會懲罰錯失的地方。」

九十年代中、後期，北京的朋友考慮要把某些國企的小部分股權供之於市，問我意見。我回應說：「如果民間持有某國企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國企可能稱不上是國企。但國家究竟持有股權多少不是重心問題。重心問題是民間持有的那部分，足不足夠可以隨時把國企的股價在市場沽得七零八落！」

回頭說美國的通用汽車，轉為國企已成定局。很明顯地，在可見的將來通用不會有股價的波動作為一個可靠的監管或衡量操作表現的準則。賺錢不一定做得對，虧蝕不一定代表著失敗。連年虧蝕的私營企業有股價急升的實例，而賺錢企業的股價可以跌得頭破血流。股價是由市場對企業的前景預期決定的。企業本身的操作如何，產品的銷售前景如何，不可能沒有識者知道，而這些識者的行動會導致市場的股價作出很快的反應。不一定對，但市場的運作就是這樣。市場傳達訊息；市場懲罰失敗。你改不改？

沒有股價變動的指引，是通用汽車難以監管的核心困難。要不斷地虧蝕一段長時期是大家的意中事。這就帶來另一個尷尬問題。作為一間製造企業，今天的通用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間龐大國企。不止此也。通用曾經是美國的光輝，是美國經濟歷史炫耀地球的一個主角。如今收歸國有，政府怎可以讓他們擁有的通用倒閉關門呢？政府不斷資助，虧蝕綿綿無盡期，政府的顏面要怎樣看才對？

[五常問答室]金融風暴對日本經濟的傷害較大

wlian問：

日本科技發達產品附加值高，居民的消費又很高，可為什麼在這次經濟危機中受到如此大的傷害？


答：

很簡短的回應就夠了。日本像中國那樣，出口是國民收入的一個重要部分。但不像中國，日本的產品遠為高檔，也遠為耐用。在這次金融危機的發展中，因為舉世都為養老著想，檔次較高或耐用的物品，需求下降較多。

有如下的情況：要買新電視的，過一兩年才買了。要換新車的，推遲三幾年才換了。要買高檔次相機的，減一下檔次吧。這樣的情況，日本會受到較大的傷害。

鼓勵市場專業分化是中國醫改的主要出路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五日我發表了三篇關於中國醫療改革的文章。講到曹操，曹操就到，自己的健康出現了一點問題，到醫院休息了幾天。是國內的醫院，讓我能親歷其境地體會一下國內醫療制度的運作。不同地區的變化大，而要深入地瞭解中國的醫療問題，斷不是到某醫院休息幾天就可知大概的。我是憑好友ReubenKessel創立的醫療經濟學，加上自己對香港及西方的醫療制度有點認識，再加上自己的家族與朋友不少專於醫道，寫成上述三文。讀者的回應多，一般給我支持，但我自己可不是那麼滿意的。

自己不滿意，因為論點過於零散，沒有一般性的理論架構，無從肯定地為中國的醫改提供一個簡單而又明確的大方向。這次在醫院苦思幾天，時來運到，想出中國醫改的重點所在。寫出來再給讀者們吵一次吧。

我想到的重點，重要的，是史密斯（國內稱斯密）一七七六的巨著起筆時分析的造針工廠。在人類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巨著中，史前輩起筆二話不說，只談那造針工廠，可見他對這例子的重視。他在工廠的現場觀察，意識到如果每個工人各自製造，每人每天產出一支針也不容易。但他見到的是每個工人只集中於製造針的一小部分，分工合作，針的產量於是急升，每個工人的平均生產力上升了數百倍。我曾經為這個觀點加上科技的引進，推到其它例子去，得到的結論，是專業的分工合作可以把個人的平均產量提升逾萬倍。這也是說，分工合作可以把生產的成本減低無數倍。

這就帶來史前輩的一個大名鼎鼎的格言：Thedivisionoflabourislimitedbytheextentofthemarket（勞力分工是被市場的廣闊度約束著）。作學生時，這格言是否真理吵過好一陣，結論是大致上對。分工合作無疑可以大幅度地減低產出成本，而分工就是專業化，這專業可以化為產品中很微小的一部分。愈是分得細微，平均產出成本愈低，但如果市場不夠大，這專業分工的安排就難以推廣，也即是limitedbytheextentofthemarket了。

中國今天的醫療市場無疑是地球上最大的。不僅人多病多，而今天中國的老百姓出得起一點求醫的錢。不可以出很多錢，但三幾十元治療一個普通的病他們出得起。如果中國的醫療制度是按著史密斯的格言走，讓市場的大小決定醫療分工的廣闊度，治病的成本可以減得很低，比任何其它國家低很多。這就是中國醫改的最佳路向了。不可能錯，可惜目前北京不這樣走。

在國內醫院的幾天，我首先察覺到的，是他們的專業分工安排比香港及西方的分化得厲害。這顯然是因為病人太多，不專業分工無從處理。他們的制度缺點多，要改，而從本文的主題看，主要的困難是公非公、私非私，沒有好好地利用市場的機制來決定醫療專業分化的安排。他們的分工安排有政治的成分，有權力操控的成分，有利益團體分餅仔的成分。他們顯然沒有想到，撇開了這些利益問題，純由市場決定專業分工，他們每組醫護成員的收入會上升。收入的高下排列或會變動，但所有醫護成員的收入會上升是可以肯定的。

用一個實例解釋吧。我進的醫院每天門診一萬二千人，屬天文數字。有人在晚上睡在醫院門口替病人排隊輪掛號，天氣好收費大約人民幣十五元。加上其它擠迫費用，一個病人的門診爭位費加起來二、三十元。掛號費另計，其實是診金，從四元至三百元不等，要看病情及治者的身價而定。醫藥也是另計的。除了門診的排隊時間及擠迫費用二、三十元之外，有一個行業叫「醫托」，那是有人替病人找醫生或介紹醫生，都是指院內的醫生。也有一個行業叫「醫鬧」，那是搞事的，希望以投訴或遊行等鬧事方法從中取利。

我在一九七四年發表了一篇今天愈來愈受到重視的文章，題為《價格管制理論》。其中的要點說，如果權利界定出現了問題，或價格受到管制，租值消散的浪費行為一定會出現。上文提到露宿及擠迫費用、醫托費用、醫鬧費用，等等，都代表著租值消散，在一個以市場運作為依歸的醫療制度是不會出現的。

是的，如果資歷足夠的醫生可以在市場自由掛牌行醫，上述的租值消散或可夠付診金而有餘！目前國內的情況，自由掛牌行醫，一個普通的病，診金二、三十加藥費應該足夠，而絕大部分的病是不需要到醫院去的。我不是專家，無從判斷掛牌的醫生要怎樣專業分化才對，但這種判斷市場會懂得怎樣安排。此外，化驗室要怎樣專業分類，什麼超聲波、計算機掃瞄要怎樣分類，「睇片」是否用得著醫生之外的專業睇手，只要政府容許資歷足夠的各專其業，市場不可能不懂得怎樣安排。個人認為國內的醫療市場大得離奇，按著市場競爭與市價運作的指引，那裡的醫療行業的專業分化會達到的廣闊度，地球沒有出現過。局限不同，制度的安排應該有別——這是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內提出的重要觀點了。

政府什麼也不要管嗎？不是的，政府還要做的項目多得很。我要重複此前說過的：醫療行業的一個大麻煩，是求醫的人往往不知道購買的是些什麼。魚目大可混珠，浪得虛名之輩歷來不少。在權利與責任界定這重要話題上，政府的工作重要。但他們要懂得分辨哪些工作他們要做，哪些應由市場處理。原則上，這分辨不難，只是做起來，政府的官員會因為自己的權力與利益，漠視了社會整體的需要。因為這一點，我對中國醫療改革的前途不看好。魚目既然容易混珠，混水摸魚的行為容易產生。

從醫術知識那方面衡量，這些年國內的水平有了很大的長進，而我見到的幾位護理人員，水平勝於西方的——可能被挑選過吧。要投訴是醫院的建築物太不成話。北京推出不知多少個萬億「救市」，救救醫院的建築物不是遠為上算嗎？尤其是撥出土地的安排，市場不容易處理。

寫到這裡，我要向同學們推薦好友R.Kessel（七五年謝世）的一篇重要文章。那是一九五八年發表的《PriceDiscriminationinMedicine》（《醫療的價格分歧》）。該年戴維德推出《法律與經濟學報》，把該文放在卷首。當年在美國，同樣的病，較為富有的人付較高的費用。是否價格分歧有疑問，因為富有的人受到的待遇是較佳的。我不反對多收富人的錢來幫補一下窮人的不足處，但推薦Kessel的經典好文，是要向同學們示範上佳的經濟研究應該那樣做才對，而這樣的經濟研究今天不復存在了。中國要真正地搞好醫改，同學們要多下工夫吧。

[五常問答室]捐錢的動力在於它本身是一種消費

ickitt問：

請問教授如何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待慈善事業？


答：

做慈善事業有很多理由，其中一個理由是可以減稅，其實是政府利用減稅的手法來鼓勵慈善。有些慈善事業是掛慈善之名而取利，正所謂「掛羊頭賣狗肉」，例子不好說出來。有些人是利用捐錢的方法來求名的。不能批評，因為錢真的是捐出去了。我個人欣賞邵逸夫這種人。今天國內的大學到處都可以見到以邵氏為名的建築物。雖然有求名的味道，但捐出那麼多錢，不容易。我自己偶爾也捐錢，但不喜歡用上自己的名字。這是個人的品味使然。

我認為，捐錢的一個主要動力，是捐錢本身是一種消費。我們看電影或旅遊是一種享受，而捐錢協助一些自己認為需要幫助的人，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享受」，往往有一點痛快感。

幾年前在杭州，深夜晚上，在街頭，我見到好幾個老婦人行乞。我站在那裡每人給十元，跟著而來的婦人增加，我仍是每人給十元。一位在旁的朋友試行勸止，說這樣做再多錢也不夠。我反對，說寫兩篇文章的稿酬向每個行乞的老人每人派十元派一年也派不完。因我不喜歡跑街，不容易遇上。我只是想，每人十元可吃一頓暖飯。我自己的感受不錯，所以算是消費了。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捐錢的行為可以起於好幾方面：減稅、圖利、求名、消費享受。因為有好幾方面的意圖，經濟分析就增加了複雜性，但可取的經濟分析還是不困難的。困難是，資料數據不容易獲得。很多人捐錢不願意出名字，有不少人捐了錢但不要讓外人知道。近於無從解決的困難，是有些捐錢的數字很明顯是刻意地誇張了；但有些捐錢是秘密從事的，我們無從知道。所以我們能見到捐錢數字，是有很大的誤導性的。

燕子風水說

很不願意寫這篇文章，因為有替與自己有關的生意賣廣告之嫌。但我有一個神奇的故事要說，有機會傳為佳話的。避嫌無法，除非不說。前思後想，還是說說吧。

話說深圳某商場有間海鮮酒家，稱燕來居，名字與我有關，而設計的品味也由我作主。我這個年紀對生意沒有興趣，但還是要像年輕時那樣，好玩的總想玩一下。深圳的燕來居以中國的文化為主題，提供的是我從小愛吃的廣東菜。風水不靈，該高雅的商場八成滿後，不知怎的差不多所有租客都跑掉，什麼廣告云云，不說算了。

故事要從「燕來居」這個名字說起。兩年前我想到這個名字，不打算採用，但後來一位朋友竟然推薦同一名字，那麼巧，就決定採用了。說跟我有關，因為我母親的名字是蘇燕琦，父親的名字是張文來，前「燕」後「來」，取名燕來居有點意思。英文名字稱什麼呢？靈機一觸，我想到Capistrano，是再適當不過的「翻譯」了。在燕來居酒家的菜牌上我寫下了這樣的解釋：

「美國加州南部有一個小鎮，名Capistrano，很小的，鎮內有一間教堂，很舊的。百多年前發現，每年三月十九日燕子一定飛到該教堂，勾留幾個月，又再飛去了。這個三月十九燕子歸來的習慣據說起碼有幾百年，而多年以來，每當該教堂見到第一隻燕子回歸，就敲響鐘聲，而鐘聲一響，整個小鎮就大事慶祝好幾天，遊客雲集。很多年前，有人寫了一首題為WhentheSwallowsComeBacktoCapistrano的歌，今天不少人還在唱。

「那些燕子來自阿根廷，每年從二月十八起飛，飛三十天，在二千英尺以上的高空飛七千五百英里。這個大自然的現象沒有誰可以解釋，可見造物者遠超世俗。

「宋人晏同叔的《浣溪沙》詞是這樣說的：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話分兩頭。江蘇有一處叫金湖的地方，其中有一處叫荷花蕩，有荷塘萬畝，據說是地球荷花最多的地方。六年前我到過，見而喜之，五年前再去，攝影兩個早上，出版了《荷鄉掠影》那本攝影集。我熱愛田園，在荷花蕩承包了一些魚塘，一些荷塘，後來又在那裡購得一小塊絕無僅有的陸地，希望在那裡築小房子，偶爾過一下陶淵明的生活。

頭痛的問題來了。朋友希望我能安排一點小投資，帶動一下荷花蕩的可能發展的旅遊業。大家想到建造一間只幾個房間的小賓館，成本看來不高。看錯了。我這個人不能接受不舒適的居所，於是成本直線上升。讀者要知道，荷花蕩這個地方雖然風景幽美，但每年除了荷花盛放的季節，四顧無人，一些散落的農家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幾個月前我對那裡的朋友說：平生為了好玩屢作要虧蝕的小投資，但荷花蕩的小賓館的投資不算小，加上要僱用人手，虧蝕可以肯定，而每年我只能抽空到那裡三幾天，玩意是玩得太貴了。
這一次，風水有靈，荷花蕩的投資一下子變為有機會賺點錢！我賭讀者怎樣也猜不中。分點教你怎樣賺錢吧。

一、六年前承包魚塘之際，魚的批發價約二元五角一斤，請人飼養一定虧蝕。今天批發每斤八元，算盤打得過。

二、不知是誰幾年前的發明，在荷塘飼養大閘蟹可與植藕共存，互不干擾，於是把小蟹苗放進荷塘去。

三、金湖一帶盛產小龍蝦，產量冠於天下。這種小龍蝦肉少，我不認為好吃。但說不得笑，這是大名鼎鼎的crayfish，在美國被視為珍貴食品，六年前金湖的小龍蝦批發一至兩元一斤，今天市場需求龐大，是十元以上了。

奇跡開始出現。我們把小龍蝦的苗放進一個荷塘飼養，也是聰明的農民的發明。效果好得離奇，養大的小龍蝦呈碧綠色，是頂級精品，商人搶購，出價每斤二十元。不少農民也在荷塘養小龍蝦，但我們的產量特別多，也特別精，農民皆嘖嘖稱奇。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依照農民的方法，是五月小龍蝦收成後，落藥物殺掉餘下的，培植蓮藕，到九月蓮藕收成後，再飼養龍蝦。我見該塘是龍蝦神塘，為恐殺掉龍蝦的藥物會影響該塘的生態環境，立刻禁止。算盤說，要龍蝦不要蓮藕。

四、最神奇的故事你道是什麼？你不可能猜中。正在裝修的荷花蕩的小賓館，兩個月前有燕子飛來築巢，而且愈來愈多，多到妨礙著裝修工程。想到Capistrano的世界知名的典故，我立刻禁止損害任何燕子，燕巢一個不許動——燕子的光臨有季節性，不久後會離開。它們選擇棲身的建築物有偏愛，只有上帝才知道它們怎樣選，很可能明年會再來，有可能像Capistrano的教堂那樣，今後數百年每年會準時回歸。難道Capistrano的舉世知名的燕子奇跡會在神州大地的荷花蕩重演嗎？機會恐怕不大，可能性存在。

荷花蕩那間賓館原本定名「聽荷居」，我們立刻改為「燕來居」。與深圳的酒家同名，但風水有別也。老人家的生意眼立刻發亮。如果燕子回歸兩三年，我會在賓館頂上建一小鍾亭，不用西方教堂的鐘，用中國的古式寺鐘，張繼寫「夜半鐘聲到客船」那種，每年見第一隻燕子回歸就敲響鐘聲，然後大排筵席，讓鄰近的農民免費地吃個飽。此法一行，傳了開去，遊客生意滔滔可以斷言吧。我會說服有關人士，如果因為燕子賞面年年回歸，使荷花蕩的燕來居賺到錢，要全部捐出去給鄰近農家的孩子們，為教育用途也。燕子協助教育孩子，不是很有意思嗎？

寫到這裡，我想到某些事，某些情，也想到燕子，不由得想到蘇子的《蝶戀花》。詞好，是天才之筆：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