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司角度看最低工資

前文寫《最低工資的殺傷力》是從「日工」的角度看。中國工人的日工工資從來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約束，但這些年上升神速，快過我們知道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經驗。如果有最低工資的約束，不可能增長得那麼快，是淺道理。老弱殘兵是最低工資的受害者，道理也淺。我們要尊重那些敬業樂業、不管工資多低而還要工作的老弱殘兵，要讓他們工作，則是淺哲理了，用不著拜孔夫子為師。



該文在博客刊出後，有大罵我的。我想，分析那麼淺，捱罵可沒有解救之方。從來沒有反對過幫助貧困的人，但最低工資適得其反，害了他們。間接地不准他們工作，派錢搞福利，是蠢政策——香港大手引進福利制度後，失業率上升了兩倍！壓力團體或政治遊戲或可從推舉最低工資的活動中獲利。支持的人可能老是想著只要政府規限最低工資，老闆或資本家會出最低工資，就業人數不減。這是很淺的錯。也可能有些人認為，老闆其實可以提升工資的，但他們要剝削勞工，多賺一點。這裡的錯深一點。我不懷疑這裡那裡有無良的老闆，但在市場競爭下，「無良」的程度一定會受到行家的約束。我也不懷疑這裡那裡有老闆出術行騙。這方面，市場競爭的約束之外，合約的法律保護不足就要改善了。兩年多前北京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是干預合約的選擇，有了這干預合約履行的維護會變得複雜艱深。北京的朋友不妨參考我花了幾年時間研究才寫下的三篇關於租金管制的文章。



淺的捱罵，那就讓我轉談深的吧。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該文今天不少研究院指定為讀物，可惜其中一個重點讀者漠視了。是我之過：為高斯的榮休動筆，表揚他一九三七的《公司》大文，我不便直說他在重點上錯了。我只寫道：「說公司替代市場（高斯的重點）不是很對的。正確的說法是一種合約替代另一種。」行家們拿不準這句話的重要含意：我不僅是說高斯錯，整個新古典學派的傳統也錯了。傳統說，市場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我的意思，是產品合約與生產要素合約的性質不同，但市場一也。傳統分為兩個不同的市場是大錯。八年前我發表的《制度的選擇》一書有提及，但最清晰可能是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從穿珠仔看新勞動法》。



該文提及香港二戰後的貧苦人家穿珠仔，由一些經紀或中間人提供材料及圖案設計，穿成的珠仔鏈以每件算工資，通過兩三重中間人在市場出售，勞工市場當然也就是產品市場。所有件工皆如是。如果因為某些交易費用的存在，不用件工，轉用時間工資，那只不過是合約的安排有別，但勞力市場與產品市場還是同一市場。這樣看，以最低工資法例來管制工資，其實也是產品的價格管制。反對價格管制但贊同最低工資的君子無數，不可能自圓其說。



不久前一位同學給我電話，說美國某名校的某研究院最近選我一九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為規定讀物。蠢到死，為什麼要過了三十五年才知道該文重要？該文指出，價格是市場競爭衡量勝負的準則，如果這準則受到干預，其他準則一定會出現，用任何其他準則一定會導致租值消散，而哪些其他準則會被採用，則要基於在侷限下減低租值消散的原則——後者，巴賽爾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句話。數十頁紙的文章，我花了一整年時間修改了無數次。



是奇怪地難讀的文章，內容是說，如果產品的價格被管制，排隊輪購等行為一定會出現，排隊的時間浪費替代了產品的價值，是租值消散。這不難，難就難在可以排隊，可以炒黑市，可以論資排輩，可以論人際關係，不一而足，都是準則，究竟哪一項會被選中呢？任何市價之外的其他準則必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浪費。



最低工資是管制工人的時間之價，從穿珠仔的例子看，也是管制著珠仔鏈的價格要高於市價。只要最低工資生效，一些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會出現。不知高舉最低工資的君子們要選哪一種？有最低工資，找工作要多搞人際關係，或擦老闆的鞋，或送禮品，或靠口才了得，或論相貌可人，甚至跟老闆上床去也。不是說笑。七十年代初期美國有汽油價管，一個女人以色為價，跟汽油站的老闆上床，吵將起來成為新聞的。租值從何而散難倒了我這個偉大天才（一笑）！



上述的租值消散，是指一些對社會有價值的資源或物品，在競爭使用或獲取的過程中，如果不用市價而是用上其他準則（例如排隊論先後，搞人際關係等），這些其他準則的成本或費用會在邊際上抵消了資源或物品本身的價值，從而產生浪費。（有關的分析可參閱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注五提到的四篇文章。）最低工資是一種價格管制，無疑會導致租值消散。然而，我要到年多前才想出蠶食租值的理論，也是與最低工資有關的。



上述的分析不淺，而現在要加深了。



一間公司的出現，起於專業分工合作可以帶來以倍數算的產出——史密斯的造針工廠是有名的實例，更誇張的其他實例無數。同樣的資源，專業分工合作可使產量暴升，在產出的安排上不一定需要高斯和我說的公司。問題是一個員工的產出貢獻，往往沒有市價的無形之手的指導。就是件工的件價也不是消費市場之價。這樣，一個員工的工作貢獻的量度往往要委託於時間，時間工資於是出現了。然而，工作時間的本身不是產品，不一定有所值。為了保障一個員工的工作時間有合乎工資所值的產出貢獻，有形之手的監管或指揮就出現了。無可避免地，這監管帶來主人與「奴隸」關係的形象，工人被老闆剝削的言論也由之而起。無良的老闆這裡那裡存在，但在市場的競爭與自由擇業的侷限下，「剝削」的極限是受到不剝削的競爭行家們的約束，而公司關門倒閉是剝削無能為力的證明。讀者要開一間酒家過癮一下嗎？平手賭你會倒閉我會發達，因為胡亂地賭一百家新開的我的贏面達八成。恨不得政府立下法例，凡是高舉最低工資的高尚士要先罰他們去做廠。



市場的存在是因為社會有交易費用而起，但市價的釐定也有不菲的交易費用。那所謂「公司」的出現，是選用另一種不用物品市價的合約來處理產出活動。這樣一來，監管與奴隸性質的安排就出現了。最低工資的推行是管制著這後者合約的自由，但上文解釋過，其實也是產品的價格管制。從租值消散帶來浪費的角度看，這消散不僅限於引進價格之外的另一些競爭準則，更包括「公司」合約帶來的交易費用的節省在某程度上要放棄。



最低工資的引進對經濟發展的損害無疑嚴重，雖然經濟學的外行人不容易看得出租值消散的禍害。這裡要指出的，是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禍害還不是摧毀性：能保留職位的員工，因為最低工資而獲得的利益甚微，大幅提升最低工資的壓力因而不存在。經濟學的解釋，是在競爭下一間公司或機構可以有租值，但除非有意外的收穫，否則不會有盈利，而一個經濟起步後不久的國家，大部分公司的租值不多。最低工資大幅提升，或通過勞動法例間接地提升，或約束勞動合約的選擇自由，租值不足的公司或企業會紛紛倒閉。這是兩年前中國的不幸經驗。



大事情的發生，是當一個經濟發展到近於先進的水平時，大有租值的企業來得普及，最低工資的提升是不會容易令他們關門的。這些租值可能來自名牌寶號的形成，或有值錢的商業秘密，或有發明專利，或學得高人一等的產出運作，又或者是下了不容易以原價轉讓的大投資——例如設置了獨特的廠房、機械等。



租值的一個重要定義，是當價格或工資轉變時，租值可以下降但某些行為不變。一間公司經過多年的刻苦經營，或靠天才了得，或下了重本，累積了上述的名牌寶號等等的租值，不會容易地因為最低工資的提升而倒閉。啞子吃黃連，有苦自知，租值是下降了，但還可以生存，於是繼續經營下去。是這樣的企業使壓力團體看到可乘之機，認為可以改善自己與勞工的收入而企業仍然存在。因為企業仍然存在，輿論的責難不多。這樣，政府的支持就來得容易了。



要有組織才能蠶食租值。組織有好幾種，最常見的是工會。搞員工康樂活動的工會可取。然而，為了增加工會本身的利益，蠶食企業的租值是一般的取向。一家工會能成功地蠶食租值，主要靠約束或限制工人在市場上自由競爭。約束競爭的方法有多種，例如規定會員資格，或推出牌照規限，或禁止不同行業工作「過界」，或封鎖工人上班。不是工會會員是不准求職的。最頭痛是罷工的指令與上街示威的行為了。約束工人競爭就業的工會對經濟的殺傷力甚強，我的觀察，是這類工會主要是在有可觀租值可以蠶食的機構或行業才出現。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衡量，讓租值被蠶食當然是敗筆，因為租值的累積也是國家財富的累積，是國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基礎。工會蠶食租值與最低工資的規限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最低工資協助了約束工人競爭——本領低下的無從競爭就業。即是說，最低工資減少了勞動市場的競爭壓力，從而協助了工會加強對這競爭的約束。倒轉過來，有了蠶食租值的工會存在，最低工資的提升就來得容易了。我的觀察，是沒有最低工資的經濟，以約束競爭的方法來蠶食租值的工會沒有大作為。



兩年前，當新勞動法正在推出之際，內地有一家大有成就、租值可觀的機械產出機構，其主事人發表言論，建議最低工資大幅提升，他們可以接受云云。這家機構的意圖，顯然是希望夠高的最低工資能為他們淘汰較弱的競爭者——沒有誰會阻止他們把自己員工的工資提升到天上去。這機構主事人的建議是引狼入室，屬捉蟲之舉。最低工資大幅提升會協助約束工人競爭的工會成立，從而蠶食這家機構的可觀租值，沒有多少租值可言的行家會偷笑。因為最低工資的存在而促成的租值蠶食，嚴重起來對經濟有摧毀性。



當兩年多前讀到北京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時，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為什麼北京要讓此法鼓勵著工會的成立呢？當時我想，不可能是約束競爭的工會，是搞工人康樂活動的吧，不應該反對。另一方面，我歷來相信，約束競爭的工會與中國的體制結構格格不入，難以共存，所以沒有說什麼。其後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表了《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而這次談到最低工資，想到這規限與約束競爭的工會的關係，緊張起來，趕寫此文給北京的朋友提點一下。巧逢牛去虎來，新春大吉，專欄停了一期，讓我能多想一個星期才動筆。



是不容易讀得懂的文章。租值消散與合約選擇這兩個話題我研究了四十多年。我是搞經濟解釋的。這方面的發展經濟學漠視了三十年。今天還存在的不多的對經濟解釋有興趣的研究院，在租值消散與合約選擇這兩方面，學子讀物表上的文章還是我四十年前寫下的幾篇。看來火既盡，薪也難存了。



可幸我用中文寫下了更多。高斯說經濟學發展的前途要看中國。

最低工資的殺傷力

一月二十七日《信報》有標題云：《江蘇下月調升最低工資逾百分之十二》。內容說經濟回暖，「兩會」召開前夕，不少省市說有調升最低工資的條件。老生常談，但這一次，壓力團體的動作來得明顯了。除了年多前新《勞動合同法》與人民幣的處理失當，把神州大地弄得一團糟，最低工資在內地的殺傷力不明顯。「最低」不夠高，地方政府忙顧左右，救一救。



其實，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嚴重，是這些日子先進之邦的經濟看不到有大復甦可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北京的朋友不知山有虎，於是試向虎山行。我早要大聲疾呼，但有說服力的分析不容易，何況最低工資這回事，是政客活動的好籌碼，也有眾多利益或壓力團體的支持。在經濟學的範疇內，從本科課本到研究院的論文，我沒有讀過一句說最低工資對經濟有貢獻：因為政治上或職位上的需要而支持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一律被行家們貶低。靈魂可以出售，有價，而此價也，往往低得很。



我要從一個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分析角度來把最低工資斬一刀，有好些日子了。前幾天終於想到，這裡以之起筆吧。



我要從「日工」的角度說起。因為一、中國的最低工資以「月」算，不以「日」或「時」算；二、日工不是天天有工作，每工作天的工資一般比同樣的全職月工的平均每天工資高出相當多。這樣，到今天，中國的日工從來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左右，近於這規限的威脅也沒有。



先從目前上海的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說起吧。那裡的壯年而又技術及格的建築日工，今天的每日工資是人民幣一百二十。二○○三年底是人民幣五十，六年的每年平均複式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六。目前上海的工程特別多，炒起了一點，而六年來略有通脹。扣除這些，六年來的平均複式增長率約百分之十二。了不起：複式實質年率百分之十二的增長率，收入每六年加倍，持續下去，十二年後，上海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是四百八十。中國日常生活的物價比先進之邦低，調整後，這是近於先進之邦的水平了。居住的地方比不上人口密度低很多的發達國家，但其他日常的生活水平會是差不多。當然，假設工資的實質增長年率維持在百分之十二水平，不可靠，有點苛求，但說近六年日工工人的收入增長驚人可沒有誇張，何況其中有一年勞動法的干擾影響了經濟整體的發展。記著，日工的工資是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法例幫助的。



農民的收入增長更驚人。沿海省份，壯年的農業日工工資，二○○三年底約人民幣三十，今天約八十。算出來，複式增長年率是百分之十八強。這支持著我說過的，二 ○○○至二○○七這七個年頭，農民收入的增長年率達百分之二十——曾經用幾種不同的算法也大約是這個數。女的或較弱的農工的日工工資，今天約六十，老弱殘兵約四十。農工的全職月薪今天是八百至一千五百之間，前者是近於老弱殘兵了。



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的低相當多，加上有天倫之樂，打個七五折是我的大約估計。換言之，神州大地只用了約八年的時間，農民的收入就追近或可與城市工人的收入打平，達到了一個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勞力收入均衡點。工業的發展拉動農轉工，使留於農業的收入上升。倒轉過來，農民的收入上升，促成的民工荒把工業的工資推上去。去年二月二十日我發表《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其中寫道：「工業的工資，是由農作的收入決定的，用不著新勞動法的幫助。」這是個新的均衡點看法，淺的，不足道，但解答了二百多年來經濟學者老是找不到圓滿解釋的工資釐定的懸案。



農轉工人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理所必然。我曾屢次指出，北京千萬不要約束農產品的價格上升。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目前央行關心通脹的言論顯得不知適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不要管，進口原料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也不要管。只管其他的因素吧。



中國的經濟奇蹟是出現了的。今天我們問：如果中國老早就有日工的最低工資的規限——即是說最低工資一律有效地維護著或左右著所有就業的員工——中國的經濟會怎樣了？答案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僱主會挑選工作效率較高的員工；會聘用較少人手；為恐最低工資再提升，他們會作出對勞苦大眾不利的未雨綢繆；農轉工會緩慢下來，而最低工資加得夠高會出現工人大量回鄉歸故里的現象——正如年多前出現過的。除非有工會的有效維護，有機會就業的工人不會容易地獲得甜頭：去年在新勞動法下，有依法及不依法的兩種工廠，工人多選不依法的，因為依法的僱主凡事苛求。另一方面，授予工會維護權力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這是後話。



在有效或夠高的最低工資規限下，老弱殘兵的際遇會是最不幸的：他們會失去了就業的機會。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我最敬佩的是數之不盡的老弱殘兵，去年四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說過了。就是今天的上海，老弱殘兵的日工工資只四十元，而如果有最低工資的左右，他們會失去工作。我不反對幫助或補貼這些每月只得十天八天工作的老弱殘兵，但他們可以工作，願意低薪工作，政府有什麼理由要立下最低工資的法例，間接地不准他們工作呢？老弱殘兵有他們的尊嚴，看得起自己，工資難以餬口也要工作，比高舉最低工資的君子們偉大得多了。



任何人，只要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無論工資多低我們要讓他們工作——這是我信奉不疑的。敬業樂業是人的權利，奇怪是高舉人權的眾君子也往往高舉最低工資。說不通的邏輯那麼淺，是真的不知道嗎？還是因為政治遊戲的需要呢？



我贊同補貼那些樂於自食其力但收入不足餬口的人。當年佛利民建議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就是這個意思。「負所得稅」有不容易處理的漏洞，北京的朋友聰明，總可以想出其他的協助辦法。從西方進口的最低工資得到支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無知的勞苦大眾以為鴻鵠將至，對自己有利；其二是有知的利益團體可以利用。我的主張，是先讓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的人自由地選擇對社會有貢獻的就業，工資再低也要讓他們做，有需要時政府可再為他們作其他安排，尤其是協助他們增加知識。讓市場的競爭保護著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著工業的工資，是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新賣橘者言》目錄

序

引言：《新賣橘者言》的構思

一、 舊《賣橘》原文
　賣橘者言
　養蚝的經驗
　會走動的資產
　私產可養魚千里
　如詩如畫的例子
　燈塔的故事
　科斯的燈塔


二、 神州初放
　中國大酒店
　補鞋少女的故事——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


三、 謬論與定律
　荒謬的「定律」——兼與林行止商榷
　走火入魔的「風水派」
　博弈理論的爭議
　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
　欺騙定律：鹹水草與淡水蟹

　上河定律
　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


四、 街頭巷尾的徘徊
　風雨時代的鈔票
　從淺觀察看深問題
　從玉石市場看訊息費用
　香口膠的故事
　打假貨是蠢行為嗎？
　炒黃牛的經濟分析


五、 獨裁的遊戲
　壟斷可能是競爭的結果——為微軟說幾句話
　獨裁、民主、市場——給阿康與何洋上一課
　「大」與「賭」跟「喜功」不同
　下星期上海不堵車
　廣州巧設空城計


六、 國際貿易的棋局
　日日貿易的啟示
　配額：前車可不鑑乎？
　出口從量稅的經濟分析
　薄熙來兵三進一
　從日本的經驗看地球一體化的不幸形勢
　閉關自守也無妨！


七、 從農民到燕子
　要冷靜地處理中國農民問題
　與農婦一席談
　佃農專家倒霉記
　從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再評新勞動法
　燕子風水說


八、 土地的使用
　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
　豬價與樓價：評中國的土地政策


九、 勞動合同剖釋
　從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論
　新勞動法的困擾
　災難的先兆——三論新勞動法
　勞動合同的真諦
　從穿珠子看新勞動法
　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
　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
　北京要利用縣際競爭處理勞動法


十、考古記
　經濟大師考古記
　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
　始皇陵墓的經濟分析
　學問無界說：我可沒有帶著鋤頭跑到西安去
　龍的故事
　《千字文》想像考


十一、啟示錄
　海嘯的啟示
　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
　世界末日好文章


十二、結語篇

中評社專訪張五常：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

中評社香港1月31日電（記者　黃曉南專訪）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百廢待興，中國雖安然度過危機，但是仍面對不少深層問題，包括市場化改革的前路等。追本溯源，要瞭解中國經濟目前面對的問題，必須先理順近卅年來「經濟奇蹟」出現的緣機和走過的腳步，才可認清處境，知所去向。

為此，中評社專訪了曾深入參與「中國經濟奇蹟」的發生、並一直關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的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張教授可說是把以高斯和佛利民為代表的市場經濟理論介紹到中國內地的先驅，他早在1979年——改革開放的第一年——就緊盯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並於1982年、外界對中國的經濟仍所知甚少的時候，就在英國發表論文，一錘定音地揭示中國必將走市場經濟的路線，在西方學術界造成震撼。

往後這三十年，每當中國經濟改革面對艱難抉擇的關頭，都可以見到張五常參與其中的身影。為了進一步瞭解並解釋中國的經濟實況，他走遍大江南北，為探索農業改革處境，他到農村與農民們打成一片；為解答「承包制」能否推展到工業的困惑，他到北京首鋼的工人宿舍住下來，埋首找第一手數據。到了今天，他在全國各地仍設有多個「調研點」，對於農產品最新售價、東莞工人的加班費，他隨時如數家珍。



中國人聰明吃得苦

中評社：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在於承包責任制的實踐，而張教授功不可沒。如此大規模的「承包制」演進，全球都無先例，為什麼中國能夠成功？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有今天的成就與我無干。我只是在旁不斷打氣，見到走上歪路就大聲疾呼。有時我認為北京聽我的而感到沾沾自喜，有時叫得力竭聲嘶也如石沉大海，一正一負，加加減減，剩下來的剛好是零。

我的本領是容易地約束著自己，既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也不計較外人以為我是傻佬一名，下筆為文只是為了一點關心，寫得坦白，但聽不聽則隨君便，所以活到今天。

不是說笑，中國有很多好幹部，比我偉大，而勞苦大眾的拚搏更比我偉大多了。炎黃子孫的「劣根性」眾所周知，但他們一般聰明，吃得苦，在適當的制度下他們的生產力就爆發出來了。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但只要看到明天有希望，炎黃子孫會站起來。



縣際競爭是中國奇蹟的關鍵

中評社：「承包責任制」在農業容易實行，但最後竟成功推演到工業上，直接促使「經濟奇蹟」的發生，內裡的關鍵是什麼？

張五常：（昔日的）承包責任制在工業沒有真的成功過，主要的困難是會貶值的資產與再投資的問題不好處理。土地的承包使用卻沒有這些困難，中國的工業層層承包始於1984年，後來引進到土地劃分的層層承包。

工業的層層承包可不是中國獨有，但地區的層層承包卻是中國的偉大發明。通過這樣的安排而把權力下放妙絕天下，以縣為經濟競爭的主角也是天才一筆，我認為是經濟壓力逼出來的，不會有人那麼聰明吧。

中評社：張教授首創「縣際競爭」理論，對「中國經濟奇蹟」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我們記者在內地採訪時，親身體驗縣官對於招商引資的狂熱，也從事實上反證了張教授的理論。但有一點想不明白：那些縣官的工作誘因（incentive）是什麼？因為一般的工資、政績等，似不足以支撐這種企業家般的熱情，而且地方官是常會異地調職的。

張五常：以增值稅作佃農分成是重要的鼓勵，縣幹部的薪酬低，但應酬費用一般可觀，有些縣幹部從招徠獲得的獎金不少。因為縣的發展是一盤生意，有生意能力的幹部往往有商業機構招手。

除了這些，我認為曾經有十多年時間，縣際競爭的氣氛實在好，我不懷疑好些干部衷心地要為國家做點事。炎黃子孫倒霉了幾個世紀，見到有機會而為國家做點事，熱鬧一下，用不著偉人。



「貪污對經濟有利」不成立

中評社：張教授在著作中說，「朱鎔基（1993年）的肅貪行動早就把『貪污對經濟有利』的假說推翻了」，能否對此說作進一步闡釋？因為自1993年後，中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加速，與此同時，正如中央領導人所說，仍然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貪腐問題。

張五常：1993年起的十多年是中國奇蹟最「奇」的時日，而這段日子肅貪最嚴厲。貪污當然還有，還有不少，但比起亞洲的其他國家，我認為不是那麼嚴重。認為貪污可以協助經濟增長之說，是蠢見！

中評社：張教授把中國近卅年的發展形容為「經濟奇蹟」，認為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但有人提出異議：中國人不是特別蠢或懶，人口13億，擁有今天的經濟生產力，是正常不過的事，中國政府值得表揚，只因其「沒把事情弄糟」，而非「做了非常對的事」。

張五常：嚴格來說，沒有把事情弄糟就是非常對。靠人多？看看印度就知道你看錯。越南抄襲中國的制度，有幾年經濟急升，頭頭是道，但今天又搞得一團糟。還是給中國政府一點功勞吧。（博客管理員按：張教授說原文是「還是給中國的共產黨一點功勞吧。」但中評社把「共產黨」改為「政府」。張教授接受中評社的改動，因為讀者可能較易明白。但教授補充說，共產黨與政府是很不相同的兩回事，有關的理論複雜湛深。他認為自己的原文說得對。）

中評社：新《勞動法》推出後，張教授認為鑄成大錯。及後，教授在報章指出，該法的落實有鬆動，情況轉趨樂觀。至今，該法推出超過十八個月，教授的最新觀察和判斷是如何？

張五常：《勞動法》是從西方抄回來的，三十年來，西方經濟學脫離瞭解釋現象的範疇，不學也罷。《勞動法》今天的確放寬了不少，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應對策略，一言難盡。



中國學生面對環境侷限

中評社：金融海嘯後，歐美自由派當道，或也波及亞洲。張教授認為這是一股「逆流」嗎？將對世界——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構成何種影響？

張五常：西方的先進之邦夜長夢多，要真的過金融危機之關不容易。中國的際遇還好，可讀我發表的《從神州誤導地球說先進制度的不濟》。

中評社：張教授長年關心教育，近又推出《新賣橘者言》，授中國學子以經濟解釋心法。對於中國的院校能否培養出像教授般的經濟學者，您感到樂觀嗎？對於中國教育主事者，以及有意修習經濟學的學生，教授有何建議？

張五常：這些年我起碼遇到五、六個在內地的經濟研究生是上上之選，可惜大學的制度與老師的指導，他們沒有我當年那麼幸運。

我深信，只要神州大地能搞起有自己文化面目的學問，勝於我的中國本地經濟學者會出現。

目前來說，中國學子面對的教育侷限很不妥，不能不讓我這個老人家繼續威風一下（一笑）。不是說海歸的眾天才不厲害，而是在經濟解釋這玩意上他們沒有練過功夫。

從神州誤導地球說先進制度的不濟

金融危機出現一年多了，這裡那裡復甦的言論時有所聞，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國最近公佈上季的國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點七，二○○三年以來的最大升幅，是代表著經濟復甦嗎？不一定。幾個月前A. Bl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國的統計算法，只要經濟止跌，國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國的朋友還是一致認為，那裡的市面繼續一片蕭條，找工難望，看不到有復甦的跡象。

統計數字不容易作得準。八十年代後期日本的經濟遇難，其後復甦之聲時有所聞。二十多年過去了，沒有誰會說日本真的復甦過。一位常訪日本的朋友最近再訪，回來後對我說，二十多年來日本的樓價沒有上升過。這可見統計數字的波動與大勢的轉變是兩回事。

是的，金融事發到今天，整個地球只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復甦沒有爭議：中國。神州大地的國民收入增長保八可以不論，樓價急速地回升至歷史最高水平，甚或過之，而汽車的銷售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六，去年銷量遠超於歷來冠軍但遇上不幸的美國。汽車的平均質量應該不及美國那麼好，但加稅後，同樣汽車之價中國比美國高出不止一倍。我最喜歡採用的數據是廠房的租金，這些日子收復了一半以上的失地。民工荒又再出現了。

中國的經濟奇蹟早就把老外嚇破了膽，金融危機後，表現一枝獨秀更使他們嘖嘖稱奇。不幸的是他們指鹿為馬，或誤中副車，頻頻指著北京的四萬億花得夠快是中國復甦得快的主要原因。他們是說，北京的四萬億行動證明著凱恩斯學派歷來主張的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是對的。沒有疑問，金融風暴以還凱恩斯學派再抬頭，而支持的證據主要是中國。

神州誤導地球也是沒有疑問的。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金融危機起於毒資產的出現，而中國的毒資產不多：沒有一家中資銀行受到毒資產的威脅而近於倒閉。換言之，從金融那方面看，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雖然不小，但沒有西方那麼嚴重。

二、中國的經濟大為不妥出現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主要的負面影響有二。甲、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乙、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這些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早就大聲疾呼。暗渡陳倉，這兩方面北京能及時處理，雖然我認為這些處理還不足夠。換言之，正在急速下跌的經濟本來就與金融危機無關，而處理得及時經濟回升是理所當然的。

三、北京的四萬億政策不是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派錢或亂花一通，而主要是早有策劃的基建項目。例如高鐵的全國性發展及上海虹橋的交通樞紐，類同的工程人類歷史沒有見過那麼龐大的，不可能是臨急抱佛腳的發明。早有預謀，遇到地球金融危機立刻加速，浪費的成分不多。北京的「獨裁」本領，是加速加得快，快得有點離奇。

先進之邦不會有像中國那種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而就是可以立刻想得出來，應該建造，但要立刻建造談何容易？先進難進，要通過的手續不知多少重，環保有幾關，工會有幾關，集資有幾關，居民有幾關，都要過，而就是全部過了，動工後壓力團體可以把項目殺下馬來。這裡我不是說中國的制度比先進之邦的好，而是中國要快可以快。當然，快可以闖禍，但這不是問題的重點。問題的重點是沒有人提出過的：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花錢當然也要快，但在先進之邦的政制下，政府可以快花錢的項目只限於沒有足夠的反對聲浪的範疇。年多前美國決定拜凱氏為師，花錢救市，通過第一關的竟然包括安全套產出的補貼。

早有細心策劃的花錢可能錯，不需要徵求民意的花錢可能錯，要迎合利益團體的花錢也可能錯——哪一類出錯的機會最高讀者猜猜吧。還有一點是，北京的本領不僅是要花就花，而且是要不花就不花。不能肯定是好制度，但從年多來我觀察到的農業補貼的幾次剎掣衡量，北京不蠢。

四、北京決定推出四萬億之際，因為新勞動法及其他原因，回鄉歸故里的工廠員工數以百萬計。四萬億的推出有協助就業之效。今天工業的民工荒再現，證明著反對凱氏的財政政策的西方學者沒有分析錯：這政策有擠迫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換言之，如果沒有新勞動法惹來的禍，中國的四萬億推出會有更為明顯的擠迫效應。

五、美國聯儲局大事放寬貨幣供應的約束，把銀行向聯儲借錢的利率減至歷史新低，但銀行不願意放寬貸款，購買房子及商業用途利率高企於五釐以上。這使銀行賺大錢。某些機構及某些人士借錢買股票遠為容易，導致那裡的股市回升。中國呢？政府要挽救樓市，說借銀行就借。樓價於是急速回升。最近北京又要再打樓市。地區政府呢？不到兩年前中過計，如驚弓之鳥，有抗衡的味道。樓價該為何上蒼也可能不知道，但中國的銀行借貸的決策顯然與西方的有別。

六、不到一年前，一些北京君子見外資撤離神州，問我意見。我說外資會回頭。果然，這些日子外資進入神州者眾。在金融危機陰影未除的情況下，中國是個避離所，而老外的光顧對中國的經濟有助。

財政政策——不是指處理財政，而是指花錢刺激經濟的那種——無疑起自凱恩斯，其無數弊端經濟學者早就說得一清二楚。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主要起自佛利民。西方的經驗說，在無錨貨幣（fiat money）的制度下，貨幣政策不能不用。我拜服佛老，但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無錨貨幣下，或小或大的錯，貨幣政策不斷地出現。這些經驗，加上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驗給我的啟發，使我想到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持久地穩定著物價，完善地發揮著貨幣的功能，貨幣政策可以不用當然不要用了（詳盡的分析見拙作《貨幣戰略論》）。

不用財政政策也不用貨幣政策，要用什麼政策來處理或調控經濟呢？用改善制度運作的政策。我認為，也堅信，中國的前途要集中在這後者。

人類歷史有兩大文化。其一是歐洲（這包括美國），其二是中國。回顧這兩大文化的發展，所有繁華昌盛逾百年的時代都沒有今天吵得熱鬧的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持久的昌盛永遠是基於制度上有可觀的發展。可惜在人口急升的情況下，用作貨幣本位的金或銀之量不足，出現困境。然而，沒有本位的困境從來沒有解決過。我們要想出另一種可以持久地穩定物價或幣值之錨，作為間接的貨幣本位。

我不僅認為財政及貨幣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而且認為這些政策擾亂了制度的運作。歷史的經驗說，最低工資、工會勢力、壓力團體、福利經濟，等等，都是在有財政及貨幣政策的干預下出現的。我們要幫助那些因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歷史的經驗說，除了在制度上給予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所有扶貧政策都害了窮人，因為一律是為壓力團體的利益而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