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

在任何經濟制度下，決定一個人的生活境況，富貴貧賤的因素，始終脫離不了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原則。無論在什麼主義下——不論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甚至是無政府主義，這原則是不變的。

在未開化、弱肉強食、人吃人的地方，這原則固然適用；在以盈利高低論英雄的資本主義下，這原則依然適用。但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衡量「適」與「不適」的準則，卻有所不同。詳細一點來說，在任何的一個社會裡，人與人之間必定會為生存而競爭。以競爭定成敗、分貧富，必定有一個或多個衡量的準則或規格來決定勝負，或分別出「適者」與「不適者」。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便會有不同的衡量規格。進而言之，產權制度是衡量勝負、貧富準則的決定因素，衡量的準則是隨著產權制度而改變，在不同的產權制度下便產生不同的衡量準則。

每個人的天賦條件、後天本領，甚至運程都各有不同。亦因為這個原因，隨著每個人條件的不同，他們便喜歡以不同的準則來衡量成敗、貧富。身體健碩的人，可能喜歡以暴力為準則；年老的人，則喜歡以年歲為準則；更有些人則喜歡以容貌、圓滑的交際手腕，或金錢為準則。

什麼是好的準則？什麼是壞的準則？這是個主觀、倫理的問題。具有聰明才智的人，可能以為應該以智力商數的高低作為分配資源的準則。同樣，有些人可能認為政治、交際手腕，或甚至是武力，都是理想的準則。這個倫理上的好、壞問題，辯論一萬年也不會達到一致的結論。但經濟學分析卻可以斷言，在千百種準則、規格中，只有一種是有益於社會，能夠最有效地引致經濟繁榮。其原因是只有一個準則是沒有經濟浪費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的石油價格曾經受到政府管制。要買汽油便得要在街上輪候，時間是得油的準則。有多餘時間的人，便成為「適者」。政府若不准以錢僱人代輪，沒有時間輪候的人便會被淘汰出來。以輪候準則來定勝負，不是資本主義，亦不可以說是共產主義，雖然在共產或社會主義下，這種情況極為普遍。重要的問題是，花了一個小時去輪購汽油，時間是浪費了。倘若這個人可以利用花在排隊上的一小時去工作，賺取三元的工資，那麼他這一小時對社會的貢獻，起碼值三元。但花了一小時的代價去輪購汽油，這一小時便在排隊中荒廢掉，社會沒有人因此得益。

再舉另一個例子。香港的廉租屋只有符合了某些資格的人才可以獲得，這些資格便是贏得廉租屋的準則。許多人會用盡千方百計以求符合這些資格——化時間勞力填表格、弄證明書、假做文件甚至搞人事關係和跑後門等。倘若符合資格是包括了收入少或其它類似的準則，有些人便可能會因而放棄一份較高薪的工作，或工作較少時間，以期獲得一層廉租屋宇。以整個社會而言，辦文件、跑關係的勞力是浪費，放棄較高薪金的工作或怠工也是浪費。

每個人為了適者生存的緣故，都會設法適應生存的衡量準則。倘若經濟制度改變了，斷定適者生存的準則亦會改變，每個人的行為亦會隨之而改變。那一類人更能適應新的準則，其經濟效果亦會跟著改變，這是千古不易之理。

在倫理或一般人的道德觀念上，可能以為某些準則或規律並不合理。弱肉強食——如越南、柬埔寨及阿敏時代的烏干達，很多人以為在倫理上說不通，而在經濟上亦是浪費的行為。但有些在表面上看來是非常理想和合理的衡量準則，其實卻是非常浪費的。譬如，我們可能以為「先到先得」是很合理，但如上文指出，排隊和爭先恐後是一回浪費的事。有些人認為應該敬老；但若以年歲論成敗，許多年青人便不會發展所長，只是不耐煩地等待年老，或浪費資源去扮老，虛報年歲。

在共產主義下的衡量生活競爭勝敗的準則，我們所知道的著實不少；不知道的，可能是比知道的更多。「千規律、萬規律」這句話是容易置信的，單就我們確知文革時期的一條規律——以所謂「正確」的政治思想為衡量準則，其浪費程度，可謂史無先例。全國天天搞政治、讀紅皮書、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十年不斷。這些勞力資源，可以興建數以百萬計的工廠和房屋。此中一失一得的原因，就是基於衡量勝負的準則不同，競爭生活的人都為按著適者生存的原則辦事。

我們不要以為在某些理想的經濟制度下，便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生存。事實上仍然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以文革為例，會搞政治手腕、會跑後門的人便是「適者」；善於生產的人，多遭淘汰。換了任何一個制度，「適者」與「不適者」仍然是會有所區別。因為人的條件各有不同，在同樣的衡量準則下便必定有勝負之分。

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情況，現在我們無從臆測。但可以斷言，一日不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準則。不論將共產主義作如何的改革，種種對社會帶來浪費的準則必定會不斷出現。雖然在浪費程度上，照常理推測，不會像文革時那樣嚴重。

有一個斷定適者生存的準則，許多人都以為是不合理，但這準則所造成的浪費是最少——這便是以市場價值作為衡量的準則。假如某甲生產某種式樣的服裝，暢銷而致富，致富的原因是因為社會認為他的產品是有價值。這價值是由消費者所決定；甲便是適於生存的人。倘若有某乙，生產另一服裝，雖然他自己以為這服裝對社會的貢獻很大，但消費者卻以為他的貢獻不夠，他的服裝因而滯銷，最後虧本，公司倒閉；乙就是被淘汰的人。

假若用市場價格為準則，設想某人要得到一個手錶，他不能動用暴力，亦不能夠透過先到先得，或靠較高的身裁、較大的年歲、臉孔的漂亮，或搞政治思想或交際手腕等辦法；他要得到手錶的唯一辦法是出錢，價高者得。以錢來選擇適者，表面上似乎不合理、銅臭味太重。但贏得手錶的人，他的錢又是從哪裡來的呢？錢一定要賺回來的，要賺錢他便必定要對社會有貢獻，而他的貢獻起碼要相當於手錶的價值。故此以市價作衡量成敗、支配資源的準則，是沒有浪費的。

用任何其它準則來斷定得手錶的勝利者，必有浪費。在成千上萬的衡量準則中，只有以市場價格定勝負沒有浪費。

我們不要以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以市場價格作為準則太市儈太庸俗，因噎廢食，而忽略其用處。我們不要因為在某些所謂資本主義社會裡，某些人濫用錢的權力，便以為錢是要不得的準則。在這些社會裡，有些有錢人權力過大，倚錢勢凌人；也有些人以名譽高而橫行無忌。這些現象，在有些自以為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裡是常有的。但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基於不健全的私有產權制度，不是資本主義應有的本質，不是以市價作為競爭衡量準則的。

讓我再說一次，唯一沒有經濟浪費的競爭準則是市價。這種準則只有在私有產權下才可以有效運用。私有產權制度是資本主義的骨幹。假若取消私有產權，或在私產界定不健全的情況下，其它種種形式的競爭衡量準則會紛紛出現。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原則沒有改變，但換了衡量準則，便會引起各種浪費現象。

中國經濟學者孫冶方先生，在文革時因為說過「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一句話，而被禁坐牢七年。平反後他於七八年十月間在《光明日報》用這句話為題，為文分析價值的重要性。但囿於馬克思的老調，孫先生對價值的概念與近代經濟學的出入頗大。倘若孫先生能清楚明白市場價值只能在私有產權下產生，而現代經濟學對其他價值的種種問題的分析早已遠超馬克思的時代，他的論調當有不同。

在國外從事各種研究的中國人，和一般華僑一樣，關心祖國。《信報》的主事人要我用中文寫一篇文章，我就藉這個機會向中國經濟學者交換知識，更希望能夠引起有建設性的辯論，故此大膽地借用孫冶方先生的好題目，只改了三個字——「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



（原載《信報財經月刊》第三卷第七期總第卅一期，一九七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