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末，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邀請我用大約五百字對本文題目發表意見，據說是因為唐寧街十號對這問題感興趣。我當時推卻了邀請。但其後許多朋友不約而同地向我提出類似的問題，而英國的邀請人亦堅持我推卻的理由不足，就只好勉為其難地答應試寫。
動筆之初，我對中國的去向毫無認識。先入為主的意見沒有科學價值，而推斷又必須要有理論根據。因此，我在八一年初的思索探討，只集中於經濟體制轉變的原理。這個原理果真不易，難怪十幾年來這麼多經濟學者在這方面碰壁。我朝夕思索三個多月，反覆推斷，但是片段的分析總是連接不上。幸而在五月的一個晚上，我無意中將交易費用一分為二，一個較為完整貫通的理論總算顯現出來了。
要寫論文，就先要有話可說，這是已故的夏理·莊遜（HarryG.Johnson）十多年前要我記著的。既然有話可說，我就決定借題發揮，將不同經濟制度的不同運作向中國同胞們解釋。所以原定五百字的短文，竟寫出二萬多字。心想經濟事務學社收到了長達七十多頁的初稿，必定大吃一驚；沒想到兩星期後，收到剛退休正在度假的老編輯來電，說他們打算立刻發表，不用修改。
這個反應反而難為了我。我曾在稿件的附信上言明，由於文章坦白，恐會開罪中國人，可能決定不發表。但編輯在電報後的補信，卻已訂明出版日期。我好不容易將這日期延長數月，修改了兩次才付印。
除了編輯的不斷鼓勵外，我決定發表的原因有二。一、高斯在看完初稿後，多次和我研討，大致上全部同意我文內引用高斯定律所演變出來的理論。高斯對經濟制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濟前途常深表關懷。他既然對文稿有偏愛，我又怎能令他失望呢？第二個原因，是我一向喜歡將初稿寄給朋友批評。但沒想到這次投石問路，幾間大學竟將文稿列入課程讀物，而一家石油公司甚至複印一批，分發給職員。既已成為公眾讀物，我又怎能不發表呢？
論文的定名，非我所願。我一向反對用「資本主義」或任何帶有「主義」在內的名詞，原因是我對各種「主義」的現有定義，一概不滿。經濟制度是產權結構的問題，與空泛不著邊際的各種「主義」無關。何況「資本主義」一詞在中國入了黑名單，我又何必再提及？就連「資本」二字也應免了。所以在論文出版前數星期，我嘗試改題目。編輯的回電卻堅持他選的原名富吸引力。經過幾次來回電報，我贏得的就只是在「資本主義」一詞上加上括號。這括號其中一個重要用途，是表示在號內的字眼另有別意。
這論著先由侯運輝翻譯，再由岑逸飛、楊懷康、舒巷城修改，謹此致謝。
（按：這次二○○二年再版，不拘小節，我把「資本主義」的括號刪去了。譯文由我自己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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