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論衡》

經過了七個多月，《論衡》發表了五十篇；對一個從來不在報章上寫稿的人來說，總算是一點「成就」。在此之前，我頗想知道寫專欄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一寫之下，才知道其中大有「玄機」。真佩服那些寫三幾個專欄而從不斷稿的人——就算是那些不堪一讀的，我也佩服！

寫專欄不是我的職業，就連副業也算不上。以空閒時間執筆，每星期要寫五千字；而二十多年來我沒有用中文書寫，其苦處不足為外人道！中文實在不夠現代化，要作者親自用手寫，易稿時要用人手抄，而抄錯了或用上了別字又難於發覺。關於《論衡》，我唯一引以為憾的就是時間不夠——我若能每篇多花幾小時，文章會寫得較好些。

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從來沒有被完成的——它只是被遺棄了。我同意這句話。我一向寫文章，都難把文章完成——改得厭了，要把文章「遺棄」，就寄出發表。《論衡》雖然算不上是藝術作品，但每篇都沒有被「完成」，也不是被「遺棄」，只是因時間所逼而非交稿不可。以我來說，這是一種代價。我相信很多專欄作者都會有同感的。

讀者對《論衡》的熱烈反應，遠超我意料之外。雖然我力求簡明，力求通俗，但畢竟經濟學的題材不容易，辭難達意。有不少《論衡》難以明白，但讀者還是要看。我常在想，《論衡》這種文章，若刊登在外地的報章上，是不會有這麼多讀者的。香港的讀者很特別，雖然特別之處在哪裡很難說。但既然任何題材都有讀者，我就索性不管他們的喜惡，心安理得地寫下去。

我記不起在哪一本名著中作者寫道：「我不是說我很好，但總覺得自己有點與眾不同。」從街頭賣桔到高斯定律、從燈塔到養魚千里、從知識到讀書的方法、從評錢俊瑞到公司法治港，都是以經濟的角度入手。風馬牛不相關的事，都被我扯到產權的問題上。我可以說，像《論衡》那樣的文章，任何其它報章的專欄是不會有的。促成這特色的主角可不單是我——《信報》要試跟市場打賭，是促成《論衡》的特色的主因。

有幾位高手讀者不約而同地說，《信報》和我相得益彰；我當然樂意坐享其成，沾一點《信報》的光。但《信報》的編輯和我既無策劃，也毫無默契。這全無章法的合作，能贏得一些可讀的文章，全是靠信報編輯親自用上神來之筆，每篇改幾個字！

有不少讀者認為《論衡》是夠膽、敢言。這觀點是不對的。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若是在文章內說幾句假話，或言不由衷，就很難在行內站得住腳。為米折腰，我是一點膽量也沒有！今時今日，在一向以言論自由見稱的香港，寫幾篇學術性的文章，竟然被聯想到「夠膽、敢言」那邊去，怎能不叫人悲從中來？

在《艾麗斯夢遊仙境》裡，皇后問艾麗斯：「你還要多喝一點茶嗎？」艾麗斯回答說：「我一點茶也沒有喝過，怎能要多一點呢？」有些朋友見我趕稿，就打趣說：「張五常江郎才盡了！」我想：「既是無才，怎會盡呢？」有了這個艾麗斯邏輯的自我安慰，我就本「無才不可盡」的宗旨，坐下來，拿起筆，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寫成了《論衡》。

但有些文章是由朋友「點唱」而寫成的。有朋友要我寫鄧麗君，我就寫了《鄧家天下》；《信報》的編輯要我評論的士風潮，我就寫了《的士的問題》；有人不相信「教授」會在街頭賣桔，我就寫了《賣桔者言》。很不幸，因為九七問題，有很多其它很好的「點唱」題目，是被擱置了。有些文章是寫了而沒有發表的。《學英文的方法》，被某英文老師見到，指我所言步步「不依常規」，認為我最好不要「撈過界」，我就知難而退！《考試的方法》寫了一大半，但見香港的學生過於著重考試，就決定不再寫下去。

因為知道很多學生閱讀《論衡》，寫作時我就為了一件事耿耿於懷，在這裡我要向學生們解釋。我一向都反對在經濟學上用價值觀，或提出各種可以改進社會的建議。我一向堅持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其主要用途就是分析與推論現象或行為——價值觀及改進社會，見仁見智，與科學無關。但在報章上寫文章，沒有價值觀，沒有建議，就不免沉悶。我在課堂上就對自己的學生說，讀《論衡》是可以的，但不要以為學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改進社會。

事實上，我從來不相信經濟學者能有通天本領，可以影響或改進社會。被執政者利用卻是有的。就是凱恩斯也把自己的本領高估了。而我自己呢？滄海一粟，什麼野心也談不上。這總算是有點自知之明。

有人說，一個思想，無論是對或錯，一經表達了，就很難完全消逝。這觀點我是同意的。我相信我有些文章，很多年後也會有人讀。既然要論衡時事，巧逢九七問題，我就不妨逢場作興，湊湊熱鬧，在此時此地也學人作一點建議，好叫將來好奇之士多一點資料。我沒有「萬世留芳」的妄想，但「飛鴻踏雪泥」的本事卻是有的。

記得在十四、五歲時，我和幾位朋友爬到筲箕灣的柏架山之巔。那裡有一塊大石，石上有不少人寫上名字。少年朋友見海闊天空，又知我稍懂書法，就找了一塊有顏色的小石子，要我在大石上題字。我既沒有毛潤之「指點江山」的豪氣，也沒有蘇學士「逝者如斯」的文采。但我還是我，稍一定神，就在大石上寫下：「孫悟空到此一遊！」

我記不起是誰曾經說過，文章有如一個孩子，有著它自己的生命，一旦離家而去，生育的人就再管不著了。有很多讀者要我將《論衡》輯而成書；我以為《論衡》在「離家」之前，被作者稍作整理，也是好的。



後記

只不過是十六年前，我在此文寫道：「中文實在不夠現代化，要作者親自用手寫，易稿時要用人手抄，而抄錯了或用上了別字又難於發覺。」

今天，用計算機打中文字很普及，而打得熟手的絕不比打英文慢。數之不盡的寫稿佬轉用計算機打中文字，改好後就以e-mail轉到出版處，而出版的不用再植字，編輯認為可取，就付印去也。是的，今天要搞一間出版社，只需用三、四個人，兩部計算機，每年就可出版四、五十本書。

我這個人不可救藥，是個「古」人。從來不打字，就是英文初稿也是用手寫的。連用原子筆我也不習慣，要用墨水筆。其它新興的各種科學怪筆更是不染指了。

今天我在《壹週刊》寫文章，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們也養幾個「古」人，能看得懂我的草書，植字後傳真給我時錯漏極少！傳真機我是懂得用的。

計算機的好處，眾所周知，而數十年後回顧，我們今天可能只是起步時期。世界會大變，但變成怎樣就不容易推斷了。我認為我們要認真地考慮一下計算機的代價。我不是指金錢的代價，而是人會變成怎樣？

不寫字會怎樣？不用人腦計算會怎樣？藝術作品由計算機代作會怎樣？兒童的遊戲不需要兒童想像會怎樣？這一切，還有很多其它的，我思之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