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搬遷的壓力

中國十億人口，八億以上是農民。假若中國要在二十年後有足以炫耀的經濟表現，以我個人的保守估計，在這二十年間必須有三、四億人口從農村遷徙到城市去。這個「大搬遷」牽涉的數目等於八十個現在廣州市的人口。在這遷徙過程中，小市鎮會擴大，新城市會出現，而遷移到現有的大城市的會近二億人！假若這個大搬遷不出現，經濟現代化就難有大成。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在經濟上比較先進的國家，農產品消耗的總價值，是不會在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但若要在農村內大量增加農產品以外的工商業產品，就會因費用奇高而難以辦到。


要讓市場協助大搬遷

我不是建議中國當局要開始策劃一些龐然大計，招兵買馬，引進外資，在城市蓋上高樓大廈，然後上山下鄉，用精明的幹部從農民中大量挑選適宜於工商業的人材，然後以徙置的辦法，把他們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單位。這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改變制度，讓大搬遷由市場自動調節，由人民自己開動腦筋，自由選擇，順其自然地進行。一個驟然看來差不多是無法辦到的大搬遷，只要制度一改，對症下藥，其發展的順利及神速，是會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對症下藥的藥方，就是要讓資產有自由轉讓或買賣的權利。這些資產不只包括土地及房屋，勞力及知識也同樣重要。自由轉讓有幾個重要的特徵。第一，買賣轉手時私下議訂的市價不可有任何管制；第二，成交量要不受任何約束，而每一個人都有權大量積聚任何資產；第三，買賣所用的合約形式要全由交易雙方自由選擇；第四，買賣不需要政府批准，而在交易轉手時，政府不可徵收手續成本以上的任何費用；第五，擁有可以移動的資產的人，有權將資產遷移到任何地方。真正的自由轉讓權是一定要基於資產有私人使用權及私有收入權的存在的。我可以說，轉讓權是達到私產制度的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關鍵。

有了自由轉讓權，大搬遷會順利進行，歷史是有先例的。日本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將土地加上了轉讓權，農民及武士就大量湧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不知這大搬遷會發生，沒有半點策劃，但跟著的驚人經濟增長率，一年之內就極其明顯！較近的例子，我們可舉七十年代中期，美國因原油價格急升而引起不少人遷移到較溫暖的地方。加州、德薩斯州及佛羅里達州的人口急升。這些地方的政府在事前也沒有特別策劃。暖的地區地價起，冷的地區地價降，沒有什麼大不了。

在私產制度下的市場調整，反應之快之準，是遠勝任何政府策劃的。這是因為市場是無數人的訊息組合，通過市價，不共謀而傳達了可靠的訊息。每個人看看油價，看看地產市價，看看就業機會，自作打算。但每個人為自利而行，他就無可避免地影響了各種市價——包括房子的租值及勞力的薪酬——而通過市價的轉變，重要的訊息就傳達到其它人那裡去。地產發展商、工商業專才，看看各種市價，見有利可圖，就會急不及待地大展拳腳了。若是沒有私產，沒有轉讓權，怎能會有各種市價的指引？沒有市價的指引，就沒有個人自動自覺地採取行動。要靠政府從事策劃，下令人民服從，由中央指導大搬遷，怎會不弄到一團糟？當然，在市場指導下的大搬遷，某些公共服務——例如馬路的建造——由政府辦理是可以的（但美國有好些城市，馬路全由私人組合而供應）。


轉讓與集中節省費用

讀者可能要問，為什麼這大搬遷，在中國一定要發生才能有可觀的經濟增長呢？在農村裡增加工商業不行嗎？這似乎是中國執政者目前的想法。他們正在提倡「離土不離鄉」，鼓勵農民從事農業以外的其它生產。行得通嗎？

要增加生產，決不是只要鼓勵人民勤奮就可辦到的。辛勤要有所值。同樣重要的，是增加生產要減少費用。工商業的發展要人口集中；農業的發展要人口分散。此一自古皆然的規律，有很簡單的理由。別的姑且不談，單從水、電、交通、運輸、通訊、財務、廣告、學習、交流、聘請及招租等各方面看，以個人平均計，有哪一樣不是因人口集中而令費用大量減低的？又有哪一樣對工商業不重要？「離土不離鄉」用場不大。

自由轉讓權容許農民將他們現有的「包干」合約所包含著的地權出讓，將他們在土地上的投資出讓，換取得一些本錢，遷移到城市內一試身手。轉讓權容許他們用租或買的方法，在城市內能容易地找到棲身之所。轉讓權也容許他們在城市內自由選擇職業或僱主，或學做一點小生意。沒有自由轉讓權，農民就會覺得離鄉有害，到市無門。大搬遷就不可能自動地發生了。

撇開大搬遷不談，資產的自由轉讓權，以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衡量，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轉讓權能使社會裡的每一個人得到市價的指引，去選擇自己認為是比較優勝的生產專業。轉讓權容許各種不同形式的合約的選擇，使交易費用下降。轉讓權容許辭職及解雇，因而減少了保障承諾的費用。轉讓權容許各種合作生產的安排，擴大了不同生產方法的選擇，使生產費用下降。轉讓權也容許每個人選擇自己財富資產的組合，替自己及兒女的前途生活加上保障。明治維新或任何私產制度的經濟成就，可不是僥倖的。


不要忽略不明顯的效益

問題是，以上提及的轉讓權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都是間接、不明顯的。今天的中國，執政者大都以為只要人民勤奮，現代化就指日可待。這觀點是錯的。他們又以為將市價放在消費品之上，市傷的發展就指日可待。這觀點是有了進步，但他們忽略了生產資源的轉讓及市價更重要。

不明顯的間接效益，執政者不容易明白，因而減少了說服力，阻礙了資產自由轉讓的發展。這經驗可不是中國獨有的。據我所知，在歷史上，資產轉讓權是任何經濟「大躍進」前的最後一步！很不幸，跟其它共產制度一樣，中國還有一個特別的困難。這就是轉讓權所能引起的直接而明顯的效果，在表面上顯然是「資本主義」；這會引起反對，難被接受。那是說，若資產可以自由轉讓，大地主——包括那些借錢買地的大地主——及大資本家——包括那些欠債纍纍的大資本家——就會出現了。

資產集中是轉讓權其中的一個可能後果，這是中國執政者知道而反對的。受了馬克思的影響，他們認為「大地主」及「大資本家」會從事剝削勞力——「剩餘價值」就會死灰復燃。他們可不知道，「大地主」及「大資本家」都可以是一窮二白的（在目前的香港，著實不少）。他們更不知道轉讓權是避免剝削的最有效保障！香港勞力工人可以辭職來避免被「剝削」；中國的國家職工卻因為缺少了轉讓權而無法辭職。

明顯的效果誤導，不明顯的效果被忽略了，是目前中國對轉讓權加上諸多限制的原因。農業的包干制只容許某程度的轉讓，但也引起了反對「走資」的言論。現在中國又開始提倡農村「合作社」，協助資源的組合及「集體提留」的處理。「合作社」能保持「共產」的形象，但以這形式作轉讓，交易費用實在是太高了。

今天，我可以肯定地指出中國經濟前途的關鍵所在。資產的轉讓權若不被大量放寬，中國的經濟增長就只可翻一兩翻，再多就不可能了。但若要讓多種重要的資產自由轉讓，共產的形象就保不了。中國的執政者是不會輕易地放棄他們的四個堅持的。另一方面，經濟的壓力非同小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搬遷的壓力。「反對轉讓」與「搬遷增產」將會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大衝突。中國的經濟前途就要看誰勝誰負了。

目前，這大衝突在中國不明顯。這是因為在制度上的改進，農業是比工商業快了一步。農民的生活是因為有了近乎私產的「包干制」而有了改善；這改善的速度比城市的快。但若中國真的要把經濟現代化，城市的改進不僅是要迎頭趕上，且要遠超農村生活水平。到了那一天，大搬遷的壓力就來了，這與反對資產自由轉讓的大衝突就會出現。中國的希望，是要靠大搬遷的壓力大顯神威！


二○○一年後記

是十七年前寫下的文章，今天回顧，情況又怎樣了？

當年中國的人口是十億強，今天是十二億強；當年的農民百分比是八十強，今天我的估計大約是百分之六十。與當年相比，一般城市的人口上升了一倍以上，深圳上升了十倍，而人口暴升的小鎮屈指難算。與大陸的朋友作出的大略估計，十七年來，工商業大約增加了三億人。這與政府的估計是可能有出入的。另一方面，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大約有一千二百萬，是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聽說學生的增長率上升得非常快。這些都是好現象。

我的投訴是農民人口的比率下降得不夠快。近於三億人轉業，算是大搬遷了，是因為有了私產及轉讓權的結果，我文內說過的。問題是農民轉業轉得太慢。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一般農民還沒有明確的私有地權，使他們逼著要附地而生。要是他們有地權而能自由地把農地賣掉，有一點本錢在手，他們的轉業意圖就增加了。

第二個農民比率下降得不夠快的原因，是大陸目前還有相當嚴格的「戶口」管制。既然是一國之內，戶口管制不容易自圓其說。

無論怎樣說，不管我怎樣批評，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值得拍掌的。但我們不要忘記，中國還有數之不盡的很窮的農民。他們需要的只不過是一個自力更新的機會。數千年來，中國的執政者頌讚的是農民，無知的是農民，餓死的也是農民。

最近三年我到大陸講學多次，不知怎的，我對中國的農民抱著前所未有的希望！是很奇怪的感受，可能是因為我遇到好幾位長於農村而進了名大學的苦學生。我這種不知從哪裡來的感受，經驗上歷來都很準確。我衷心希望這一次我還會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