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奄奄一息

馬爾薩斯指出物品的交換價值與生產時所用的勞力並沒有一定的比例。這觀點我不僅現在同意，而且從來沒有反對過。
李嘉圖（一七七二——一八二三）


兩星期前我用這文章的題目寫了初稿，是打算在十二月五日發表的，但因為文章的先後次序而被改遲了。殊不知《人民日報》比我「棋高一著」，在十二月七日發表了《理論與實際》，提出了令人矚目的馬克思「過時論」。

中國要用事實去考證馬克思的理論，是一件我期望了很久的事。不管香港某些評論家認為這並不是新發展，不管中國當局後來對「過時論」加以修正，我仍認為《理論與實際》的內容是中國人在思想上的一個大躍進。我很欣賞文內的幾句話：

「我們的口號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起來。要想懂得實際，就要投身到實際中去。經濟是個汪洋大海，有許多問題是書本上沒有的，要求我們到實際去調查研究，提出解決的辦法。熟悉經濟決非一兩年之功，沒有若干年的苦工，是鑽不進去的。」

這些話是「賣桔者言」，我怎會不同意呢？曾幾何時——是一九七九年吧——我在國內對兩位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說：「你們對馬克思奉若神明不是科學研究應有的態度。任何人都可以錯，馬克思也不例外。我反對的不是你們將一個錯的理論堅持是對，而是你們沒有將馬克思的思想作為一個科學理論，試以事實去支持或試以事實去推翻。」當時，這兩位學者對我的建議毫無反應。


皇帝的新衣

中國人對「權威」作宗教式的崇拜，有很悠久的歷史了。較早時有聖賢，近代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有毛澤東思想。這些崇拜是一個知識落後民族的特徵，而「崇拜」本身又加深了知識的落後。這些不幸竟然發生在一個以智慧知名的民族裡，怎能不叫人歎息？

所以我認為《理論與實際》的發表是重要的。我很現實，明白中國人在思想上的改進還要過萬水千山，明白馬、列的神像是不會輕易地被取下來的。但畢竟《人民日報》的評論是問了一句忠於智慧的話：究竟我們所崇拜的能否經得起事實的考證？我衷心希望這忠於科學的態度能不斷地普及，不斷地一般化。

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的為禍最深。馬克思是外國人，容易被神化；他的《資本論》有詳盡的中譯本，而且幾十年來在中國被迫奉讀的人不計其數；他善用口號及術語，文字有力而又富煽動性；雖然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能把理論寫得似通非通，似懂非懂。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於是變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只有天才才能明白，不明白的就非信不可。

大約在三年前，我在中國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上看到一篇孫冶方先生所寫的文章（已故的孫冶方先生是當時中國的經濟權威）。文內認定在歷來的所有經濟學者中，只有馬克思一人能真正地明白價值的概念。為什麼呢？因為恩格斯說馬克思是天才！這種「引證」，是不能被任何科學規格所容許的。

近幾年來，中國確實是比以前開放了。自由市場及產權制度的改進，已有了初步的成就。這些轉變及帶來的效果，逐漸與馬克思理論起了衝突。所以近兩年來，中國的經濟學者就花了心血，試將馬克思的理論加上「現代化」的闡釋，希望能夠保存馬克思理論正確無誤的形象。這個「新闡釋」遊戲是不難玩的。馬克思的理論一向都是模糊不清。正如高斯（R.H.Coase）指出，模糊不清的理論是永遠不會被清楚地證明是錯的。要將一個模糊地錯的理論，以「新闡釋」改為模糊地對，並不困難。


清楚的基礎清楚地錯

問題是，馬克思的模糊理論架構，卻是有著一個毫不模糊的基礎。這基礎若是清楚地錯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什麼闡釋也保不了。這個不模糊的基礎就是「勞力價值定律」（labour theory of value）。那是說，馬克思的理論是基於「所有價值都是從勞力而來的」。這個基礎定律，馬克思取自李嘉圖（D.Ricardo）——所以共產中國一向都重視李嘉圖。歷來有不少研究經濟思想史的學者，都以為李嘉圖提出了「勞力價值定律」。這是一個不幸的誤解，近人史德拉（G.Stigler）曾作了精闢的改正。明顯地，根據本文開始時所引用的李嘉圖的話，他自己是否認了價值與勞力是有著一定的關係。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誤解了李嘉圖的原意。

十九世紀初期，歐洲主要的生產資源（中國稱為生產要素）是勞力和土地。又因為當時地多人少，未經勞力開墾的土地不值錢。所以這期間的經濟學者，很容易得到一個錯覺，認為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從勞力而得來的。至於那些可以不勞而獲的寶石或珍品，及其它顯然與勞力多少脫了節的價值，經濟學者都不大重視。馬克思既認定所有價值都是從勞力而來，資本家「不勞」而獲的就成了「剩餘價值」，是剝削工人而得來的。《資本論》滔滔數十萬言，還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勞力價值定律」。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土地價格急升。有些經濟學者就認為這些「不勞而獲」的升值，是要不得的，給地主享受不公平。持有這觀點的首要人物是美國的享利·佐治（H.George）；他以極有煽動性的文字，寫成《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提倡所有稅收應該在土地上徵取。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是個醫生，對經濟一無所知，跑到美國為革命籌款，讀了佐治的《進步與貧窮》，加上了孔夫子的「天下為公」，寫成了《三民主義》。中國人之所以一窮二白，無知及盲目崇拜都是原因。

到了二十世紀，資本家的高瞻遠矚、果敢判斷及承擔風險而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漸被經濟學者認為是一些極有價值的生產資源。奈特（F.Knight）的博士論文一舉成名，是眾望所歸。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科技的進展一日千里。「勞力價值定律」就被公認為謬論；知識資產投資的學說大行其道。至於那些因為對市場需求估計錯誤而使勞力血本無歸的現象，經濟學教授們在課堂上就喜歡提出「勞力價值定律」，來博取學生們的哄堂大笑。

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來沒有對過。

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勞力價值定律」怎能不被放棄呢？有了市場，對需求估計錯了的勞力，血本無歸——但勞力怎能沒有價值？今年十月，中國正式承認工商業是可能有虧損的，也承認虧損大的部門應該關閉。勞力畢竟可以沒有價值，這是馬克思所不能容許的。科技及知識極為重要，中國的執政者是肯定了的。但知識資產是否勞力？若說這些是抽像勞力，要怎樣量度才對呢？若是量度不了，任何價值都可歸知識所得，勞力的價值又從何而定？最近中國提出了知識「商品化」，是一個維護馬克思的「現代化」的權宜手法。但一個天才用五分鐘時間而可得的知識，可能要比一個蠢才的終生勞力還有價值。馬克思究竟是站在那一邊的？

中國對進出口加上多種管制，政府的批文就因而大有價值。勞力何在？為了爭取外匯，外商在中國投資，僱用工人的薪金遠比國營企業為高；外國遊客到中國，付出的價錢比港澳僑胞為高。難道同一勞力，其價值可有內外或中西之分？

以上提出的現象，都是「勞力價值定律」難自圓其說的。馬克思理論的模糊「上蓋」，可以被「新闡釋」模糊地加以維護，但「勞力價值定律」的基礎並不模糊，是維護不了的。

近年來我看到不少中國的經濟學言論，分析「合理」價值，及勞力價值加「合理」利潤的問題。這顯示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思想上的鬥爭，是開始轉移到「勞力價值定律」的基礎上。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為這個「定律」錯得清楚，「新闡釋」起不了大作用。單看這個從「上蓋」到「基礎」的轉移，我就認為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


二○○一年後記

八十年代中期，不少中國大陸的幹部棄「干」從商。他們有些是共產黨員，奉信馬氏的「剩餘價值」的。我見他們做生意做得那樣起勁，要知道他們有沒有賺到錢，就問：「有沒有『剩餘價值』？」他們初聽驚愕，繼而苦笑！資本家要賺回利息也不容易，何剩餘之有？

此文發表後十七年的今天，馬克思在中國已壽終正寢。餘波還有，不足道矣。大學生還要上馬克思的課，但聽說上此課時學生魂遊四方，而南方比北方的魂遊為甚。

我不明白的，是北京當局今天還堅持馬氏沒有錯，雖然那裡的高干朋友，私下裡再不為馬氏辯護了。堅持馬氏凡說皆對是意識形態的表達，可能是政治上需要的。但這也可能是一種宗教形式。

我是從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的。說聖經完全沒有錯，我沒有異議。這可不是因為我相信聖經沒有錯，而是我認為既然是宗教，對或錯無關宏旨。像好些其它宗教一樣，基督教是很好的宗教。我往往埋怨自己不多到教堂去。

問題是馬克思是人，要作為神，他應該早生二千年。說到人的言論，我們就不能不以邏輯加以分析。在人發明的邏輯上，馬克思的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就被費沙淘汰了。六十多年後還堅持馬氏所說的正確無誤，是試圖把他神化。

是馬氏的不幸。一種宗教歷久不衰，必定要走道德、倫理的路。走經濟的路，太現實了，邏輯非用不可。使人一窮二白的「宗教」，是不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