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24, 1985

外匯管制的謬誤

謬誤是要付代價的。概念或觀點上的謬誤,可能導致很大的代價。令人感歎的,是導致大代價的謬誤,往往淺顯之極。在中國,跟在其它經濟落後的國家一樣,外匯管制是有一些古老相傳而極其膚淺的謬誤。

在十八世紀初期,歐洲的重商主義者(Merchantilist)主張對外貿易要有盈餘,因為這會引進黃金。但出口的目的是為了要享受入口物品。貿易有盈餘是出口總值比入口的大——外人享受自己產品的總值大過自己享受外人的產品——豈不是吃了虧?雖然盈餘可以積蓄黃金,可為將來進口之用,但黃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會升值,所以在史密斯(A.Smith 1723-90)後的百多年中,重商主義的觀念就逐漸被識者遺棄了。


金本位瓦解的後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多國家的對外貿易以黃金為本位,而很多國家的貨幣也是以金本位保值的。在這情況下,若黃金大量外流,對國家的幣制是會有影響的,所以重商主義的觀點在某程度上驅之不去,不難明白。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凱恩斯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財經專家在美國布烈頓森林開會,翌年簽署了布烈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是間接地用金本位。不管是什麼形式,金本位一旦存在,外貿盈餘的爭取總有點道理。有些國家,因為自己的中央銀行濫印貨幣,引起通脹,黃金外流在所難免。管制外匯是一個以砍頭來治頭痛的辦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少落後國家都因為黃金外流而實施外匯管制。落後國家之所以繼續落後,這管制是一個主要原因。

一九七一年,布烈頓森林協議終於因為受不起壓力而瓦解。因為金本位被廢除了,更多國家的政府難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貨幣發行,引起了十多年來的舉世通脹。這個趨勢,近幾年有好轉,雖然這好轉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來安定物價,有好處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了的一個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價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黃金外流,外匯管制的機會就增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問題而引起港元匯價的大幅度波動,於今思之,猶有餘悸!香港政府最後決定所採用的所謂「聯繫匯率」,其實就是以美元代黃金,將鈔票以美元為本位(七二年之前香港是以英鎊為本位)。這制度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沒有中央銀行,讓港幣的供應在固定了的匯率下,按市場對外匯的需求增減而自動減增。有驚無險,外匯管制是被避免了的。

自布烈頓森林協議瓦解之後,金本位不再存在;沒有了黃金外流的恐懼,外匯管制就少了一個大壓力。有些以前沒有外匯管制的國家,在脫離了金本位之後,就讓匯率自由浮動。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減少了管制,也讓匯率自由浮動。有些地方(如台灣),因為官僚貪污仍存在,管制雖然是減少了,但仍具規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貪污無日無之,外匯管制就驅之不去了。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會因為貪污而增加了頑固性。

在評論中國的「一國二幣」的文章內,我指出要保存現有的二幣制度,外匯管制是需要的。姑且不談貪污,一國二幣的制度會加強外匯管制的頑固性。表面上是要外來客付高價,多賺一些外匯,但效果卻是引狼入室。外匯管制所帶來的不良經濟效果,罄竹難書,這裡不便詳述。我們要問,除了利便貪污,除了一國二幣有大可懷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匯管制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的答案是,半點好處也沒有!有的就是一些膚淺的謬誤。


匯管不能提升幣值

有人認為若中國一旦解除外匯管制,人民幣值大幅度下降,這對國家的面子是有損害的。但幾個月前黑市匯率是一百港元換四十五人民幣,幾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在幾個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說,我又有一個「張氏定律」: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公價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後幾個月的轉變,不幸被我言中!

三年前,佛利民訪中國之後,我寫信向他請教了一個我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問:「根據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國解除外匯管制,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市價會比黑市價高,但這顯然是跟書本的論點不同,為什麼呢?」他回信說:「這是因為在公價匯率下,中國仍有很多物品是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這些物品所含意的高值匯率就會生效。」名家所見,果然不凡。

有人認為外匯管制可協助政府積蓄外匯。暫且勿論這積蓄是否明智,我們可肯定的,就是若要積蓄,比外匯管制好的辦法不勝枚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任何人會跑到銀行裡說:「請你們禁止我提款,因為我會因此而增加積蓄。」

另一個謬誤,是認為外匯管制可約束入口消費,可鼓勵國內的工業發展,及可減少中國對外的依賴。這些觀點,不僅是違反了經濟規律,絕不明智;就算是要達到這些目的,直接以關稅或限制入口數量,比外匯管制高明得多。

最無稽的謬誤,莫如那認為在外匯管制下,人民幣的價值會較高,因而表達了經濟的強盛(一說人民幣比台幣值錢,所以中國的經濟比台灣的好!)。姑勿論目前黑市匯率的尷尬情況,若中國真的要加強人民幣的幣值,將現在的一百元改為一元,還不容易嗎?

在金本位制度下,以外匯管制來阻止黃金外流,雖是下策,但為了要「安定」幣值,下策也是無可奈何。沒有金本位或「外幣」本位,中央銀行自行約束貨幣數量,是唯一可以安定幣值的辦法。外匯管制要來作什麼呢?除了利便貪污及以一國二幣來推行價格分歧,我實在想不到外匯管制有強可成理的用途。說是要使外商付較高的物價,也是錯得離譜。人民幣的公價高、市價低,外商迫以外幣議價,利益何在?若要收高價,直接提升物價簡單得多。


匯管不能減少外貿赤字

在五花八門的謬誤中,我以為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就是外匯管制可減少外貿赤字,因而會給社會帶來利益。但問題是,若沒有外資進口,外貿怎可能有赤字呢?貿易赤字是因進口大過出口而起的;但若要進口,就非有出口不可。沒有管制,不談資金流動,赤字何來?正如在香港做生意,或甚至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長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長久地做到入不敷出——他的享受能長久地大過他的生產貢獻——何樂不為?赤字何害之有?對外貿易並不是政府財政,可以長久地以賒借渡日,先花未來錢。

假若我們考慮到資金的進出口,情況就不同了。舉一個例。近幾年來美元在國際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國的外貿赤字激增。這龐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間美國有龐大的外資進口,在高息下,在美國存款、買股票或債券。列根總統幕下的經濟謀士所擔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資進口,而是這些進了口的外資,大部分不是投資在地產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賺取利息的財務投資。他們擔心的重點,就是這些外資可以急去。若這些極易流動的外資一旦大量撤離,怎麼辦?


匯管阻嚇外資進口

資金的進口,是可以支持外貿赤字的。但除此以外,貿易赤字就難以產生。中國若解除外匯管制,取締一國二幣,讓外匯自由浮動,情況會怎樣呢?答案是,人民幣會有一次貶值(其下跌幅度是會小過黑市匯率),其後中國政府若能約束貨幣的增長率,更大的貶值就不會再發生。外貿是否會有大赤字,就要看外資的進口多少而定了。解除外管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屈指難算。

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要投資在中國財務上賺取利息的人,顯然是少之又少。要爭取這種外資,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才能做到,更何況在有外匯管制的情況下,進了口的外資不一定能出口,有誰會對中國打主意?但因為中國是百廢待舉,只要市場繼續開放,利潤比外地高,投資到中國設工廠或建酒店,雖較冒險,也有所值。中國的執政者顯然是極度歡迎這種投資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場經濟外,引進外資還起碼有五個困難。

第一,外匯管制顯然是一個重大障礙。這一點,任何到中國投資的人都知道的。

第二,中國的執政者受了馬克思的污染,對市場運用的功能知得很少。他們一方面談合理價格,另一方面談合理利潤。他們認為外資到中國,能賺到與利息相若的利潤,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們是忘記了做生意是很容易虧大本的,相等於利息的利潤之所以「合理」,是指在競爭下的平均利潤。生意既然可以虧大本,要引進外資,就必須給投資者一個可以賺大錢的機會。堅持「合理」利潤,還有什麼投資者會冒風險去下注?

第三,中國的執政者一方面歡迎外資,另一方面卻反對外貿赤字!這是說不通的。在一般情況下,若資金是進口大過出口,外貿赤字就會產生。當然,中國政府跟一般自由企業的政府不同,喜歡由政府本身積蓄外匯。但積蓄了的錢還是要用的。有錢而不用,要錢來作什麼?花錢不僅是為消費,也可以是為生產賺錢。換言之,要大量引進外資,外貿的赤字就不應反對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國,權利的界定仍然很不清楚。別的不談,單就是因為權利不清而引起的龐大交易費用,就足以使外資卻步。在商討投資時要跟誰談判,要由誰批准,及其它種種因為權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種疑問,曾與中國洽商投資的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最後一個引進外資的困難,就是中國不肯將土地出售。禁止將「國土」出讓給外籍人士,也是基於一些古老相傳的有關土地謬誤,將來有機會我會再向讀者解釋。在引進外資的問題上,禁止土地出讓或長期租出,就會迫令外商跟中國合資或合作。但在投資上,合不合作是一個重要的選擇。有權不合作(獨資)是可以減少合作者的不合作行為。因此,不僅是被迫與國家政府合作是一個投資的大障礙,就算是被迫與其它私人合作也是大有問題的。

在這篇文章裡,我指出在沒有金本位或「外幣」本位的制度中,外匯管制是沒有任何可以說得通的經濟理由。中國目前的「一國二幣」制,是一個很特別的支持外匯管制的因素;但我曾指出,以「二幣一價」的辦法來施行價格分歧,所獲甚少而代價甚大。難道中國的命運,就真的是被某些古老相傳而極其膚淺的謬誤所連累了?

但外匯管制或任何管制,都會增加執政者的權力,也會利便貪污的行為。這一點,我會在下一篇文章再作分析。


二○○一年後記

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帶佛利民(M.Friedman)到北京會見趙紫陽,相談甚歡,而佛、趙二老交換意見的客觀與誠懇,令人感動。更難得的是,二老的經濟分析有很高的水平。佛利民是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大師,高水平理所當然,但趙紫陽沒有被比下去,是不容易相信的。

二老在中國改革的政策上只有一點的重要不同。他們大家同意外匯管制要盡早解除,但佛老要立刻解除,而趙老則認為應該等到中國的內部物價解除管制後才解除匯管。趙老的觀點(相當湛深,翻譯員翻得不好,佛老聽不清楚)是這樣的:中國(當時)的內部物品,大約一半還有價格管制,所以內部的管與不管的相對價格是不合理的;外間的國家沒有價格管制,其相對價格合理;若解除匯管,合理與不合理的相交起來,對中國可能有不良的效果,所以中國要先解除所有內部價格管制才解除外匯管制。佛老的觀點,則是要先解除匯管,讓外地的壓力逼使中國的價格放開。

這是十三年前的故事了。當時大家都同意外匯管制應盡早解除,而中國的內部物價在今天之前早已放開了,但為什麼外匯管制(雖然是放寬了)今天還在呢?十三年前說時機未到,只差少許時間;今天北京的朋友還是這樣說。很明顯,匯管的頑固存在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得益分子或壓力團體的傑作。

不要再說我是外人,不懂中國的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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