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管制的謬誤

謬誤是要付代價的。概念或觀點上的謬誤，可能導致很大的代價。令人感歎的，是導致大代價的謬誤，往往淺顯之極。在中國，跟在其它經濟落後的國家一樣，外匯管制是有一些古老相傳而極其膚淺的謬誤。

在十八世紀初期，歐洲的重商主義者（Merchantilist）主張對外貿易要有盈餘，因為這會引進黃金。但出口的目的是為了要享受入口物品。貿易有盈餘是出口總值比入口的大——外人享受自己產品的總值大過自己享受外人的產品——豈不是吃了虧？雖然盈餘可以積蓄黃金，可為將來進口之用，但黃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會升值，所以在史密斯（A.Smith 1723-90）後的百多年中，重商主義的觀念就逐漸被識者遺棄了。


金本位瓦解的後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多國家的對外貿易以黃金為本位，而很多國家的貨幣也是以金本位保值的。在這情況下，若黃金大量外流，對國家的幣制是會有影響的，所以重商主義的觀點在某程度上驅之不去，不難明白。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凱恩斯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財經專家在美國布烈頓森林開會，翌年簽署了布烈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是間接地用金本位。不管是什麼形式，金本位一旦存在，外貿盈餘的爭取總有點道理。有些國家，因為自己的中央銀行濫印貨幣，引起通脹，黃金外流在所難免。管制外匯是一個以砍頭來治頭痛的辦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少落後國家都因為黃金外流而實施外匯管制。落後國家之所以繼續落後，這管制是一個主要原因。

一九七一年，布烈頓森林協議終於因為受不起壓力而瓦解。因為金本位被廢除了，更多國家的政府難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貨幣發行，引起了十多年來的舉世通脹。這個趨勢，近幾年有好轉，雖然這好轉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來安定物價，有好處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了的一個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價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黃金外流，外匯管制的機會就增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問題而引起港元匯價的大幅度波動，於今思之，猶有餘悸！香港政府最後決定所採用的所謂「聯繫匯率」，其實就是以美元代黃金，將鈔票以美元為本位（七二年之前香港是以英鎊為本位）。這制度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沒有中央銀行，讓港幣的供應在固定了的匯率下，按市場對外匯的需求增減而自動減增。有驚無險，外匯管制是被避免了的。

自布烈頓森林協議瓦解之後，金本位不再存在；沒有了黃金外流的恐懼，外匯管制就少了一個大壓力。有些以前沒有外匯管制的國家，在脫離了金本位之後，就讓匯率自由浮動。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減少了管制，也讓匯率自由浮動。有些地方（如台灣），因為官僚貪污仍存在，管制雖然是減少了，但仍具規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貪污無日無之，外匯管制就驅之不去了。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會因為貪污而增加了頑固性。

在評論中國的「一國二幣」的文章內，我指出要保存現有的二幣制度，外匯管制是需要的。姑且不談貪污，一國二幣的制度會加強外匯管制的頑固性。表面上是要外來客付高價，多賺一些外匯，但效果卻是引狼入室。外匯管制所帶來的不良經濟效果，罄竹難書，這裡不便詳述。我們要問，除了利便貪污，除了一國二幣有大可懷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匯管制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的答案是，半點好處也沒有！有的就是一些膚淺的謬誤。


匯管不能提升幣值

有人認為若中國一旦解除外匯管制，人民幣值大幅度下降，這對國家的面子是有損害的。但幾個月前黑市匯率是一百港元換四十五人民幣，幾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在幾個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說，我又有一個「張氏定律」：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公價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後幾個月的轉變，不幸被我言中！

三年前，佛利民訪中國之後，我寫信向他請教了一個我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問：「根據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國解除外匯管制，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市價會比黑市價高，但這顯然是跟書本的論點不同，為什麼呢？」他回信說：「這是因為在公價匯率下，中國仍有很多物品是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這些物品所含意的高值匯率就會生效。」名家所見，果然不凡。

有人認為外匯管制可協助政府積蓄外匯。暫且勿論這積蓄是否明智，我們可肯定的，就是若要積蓄，比外匯管制好的辦法不勝枚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任何人會跑到銀行裡說：「請你們禁止我提款，因為我會因此而增加積蓄。」

另一個謬誤，是認為外匯管制可約束入口消費，可鼓勵國內的工業發展，及可減少中國對外的依賴。這些觀點，不僅是違反了經濟規律，絕不明智；就算是要達到這些目的，直接以關稅或限制入口數量，比外匯管制高明得多。

最無稽的謬誤，莫如那認為在外匯管制下，人民幣的價值會較高，因而表達了經濟的強盛（一說人民幣比台幣值錢，所以中國的經濟比台灣的好！）。姑勿論目前黑市匯率的尷尬情況，若中國真的要加強人民幣的幣值，將現在的一百元改為一元，還不容易嗎？

在金本位制度下，以外匯管制來阻止黃金外流，雖是下策，但為了要「安定」幣值，下策也是無可奈何。沒有金本位或「外幣」本位，中央銀行自行約束貨幣數量，是唯一可以安定幣值的辦法。外匯管制要來作什麼呢？除了利便貪污及以一國二幣來推行價格分歧，我實在想不到外匯管制有強可成理的用途。說是要使外商付較高的物價，也是錯得離譜。人民幣的公價高、市價低，外商迫以外幣議價，利益何在？若要收高價，直接提升物價簡單得多。


匯管不能減少外貿赤字

在五花八門的謬誤中，我以為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就是外匯管制可減少外貿赤字，因而會給社會帶來利益。但問題是，若沒有外資進口，外貿怎可能有赤字呢？貿易赤字是因進口大過出口而起的；但若要進口，就非有出口不可。沒有管制，不談資金流動，赤字何來？正如在香港做生意，或甚至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長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長久地做到入不敷出——他的享受能長久地大過他的生產貢獻——何樂不為？赤字何害之有？對外貿易並不是政府財政，可以長久地以賒借渡日，先花未來錢。

假若我們考慮到資金的進出口，情況就不同了。舉一個例。近幾年來美元在國際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國的外貿赤字激增。這龐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間美國有龐大的外資進口，在高息下，在美國存款、買股票或債券。列根總統幕下的經濟謀士所擔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資進口，而是這些進了口的外資，大部分不是投資在地產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賺取利息的財務投資。他們擔心的重點，就是這些外資可以急去。若這些極易流動的外資一旦大量撤離，怎麼辦？


匯管阻嚇外資進口

資金的進口，是可以支持外貿赤字的。但除此以外，貿易赤字就難以產生。中國若解除外匯管制，取締一國二幣，讓外匯自由浮動，情況會怎樣呢？答案是，人民幣會有一次貶值（其下跌幅度是會小過黑市匯率），其後中國政府若能約束貨幣的增長率，更大的貶值就不會再發生。外貿是否會有大赤字，就要看外資的進口多少而定了。解除外管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屈指難算。

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要投資在中國財務上賺取利息的人，顯然是少之又少。要爭取這種外資，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才能做到，更何況在有外匯管制的情況下，進了口的外資不一定能出口，有誰會對中國打主意？但因為中國是百廢待舉，只要市場繼續開放，利潤比外地高，投資到中國設工廠或建酒店，雖較冒險，也有所值。中國的執政者顯然是極度歡迎這種投資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場經濟外，引進外資還起碼有五個困難。

第一，外匯管制顯然是一個重大障礙。這一點，任何到中國投資的人都知道的。

第二，中國的執政者受了馬克思的污染，對市場運用的功能知得很少。他們一方面談合理價格，另一方面談合理利潤。他們認為外資到中國，能賺到與利息相若的利潤，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們是忘記了做生意是很容易虧大本的，相等於利息的利潤之所以「合理」，是指在競爭下的平均利潤。生意既然可以虧大本，要引進外資，就必須給投資者一個可以賺大錢的機會。堅持「合理」利潤，還有什麼投資者會冒風險去下注？

第三，中國的執政者一方面歡迎外資，另一方面卻反對外貿赤字！這是說不通的。在一般情況下，若資金是進口大過出口，外貿赤字就會產生。當然，中國政府跟一般自由企業的政府不同，喜歡由政府本身積蓄外匯。但積蓄了的錢還是要用的。有錢而不用，要錢來作什麼？花錢不僅是為消費，也可以是為生產賺錢。換言之，要大量引進外資，外貿的赤字就不應反對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國，權利的界定仍然很不清楚。別的不談，單就是因為權利不清而引起的龐大交易費用，就足以使外資卻步。在商討投資時要跟誰談判，要由誰批准，及其它種種因為權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種疑問，曾與中國洽商投資的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最後一個引進外資的困難，就是中國不肯將土地出售。禁止將「國土」出讓給外籍人士，也是基於一些古老相傳的有關土地謬誤，將來有機會我會再向讀者解釋。在引進外資的問題上，禁止土地出讓或長期租出，就會迫令外商跟中國合資或合作。但在投資上，合不合作是一個重要的選擇。有權不合作（獨資）是可以減少合作者的不合作行為。因此，不僅是被迫與國家政府合作是一個投資的大障礙，就算是被迫與其它私人合作也是大有問題的。

在這篇文章裡，我指出在沒有金本位或「外幣」本位的制度中，外匯管制是沒有任何可以說得通的經濟理由。中國目前的「一國二幣」制，是一個很特別的支持外匯管制的因素；但我曾指出，以「二幣一價」的辦法來施行價格分歧，所獲甚少而代價甚大。難道中國的命運，就真的是被某些古老相傳而極其膚淺的謬誤所連累了？

但外匯管制或任何管制，都會增加執政者的權力，也會利便貪污的行為。這一點，我會在下一篇文章再作分析。


二○○一年後記

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帶佛利民（M.Friedman）到北京會見趙紫陽，相談甚歡，而佛、趙二老交換意見的客觀與誠懇，令人感動。更難得的是，二老的經濟分析有很高的水平。佛利民是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大師，高水平理所當然，但趙紫陽沒有被比下去，是不容易相信的。

二老在中國改革的政策上只有一點的重要不同。他們大家同意外匯管制要盡早解除，但佛老要立刻解除，而趙老則認為應該等到中國的內部物價解除管制後才解除匯管。趙老的觀點（相當湛深，翻譯員翻得不好，佛老聽不清楚）是這樣的：中國（當時）的內部物品，大約一半還有價格管制，所以內部的管與不管的相對價格是不合理的；外間的國家沒有價格管制，其相對價格合理；若解除匯管，合理與不合理的相交起來，對中國可能有不良的效果，所以中國要先解除所有內部價格管制才解除外匯管制。佛老的觀點，則是要先解除匯管，讓外地的壓力逼使中國的價格放開。

這是十三年前的故事了。當時大家都同意外匯管制應盡早解除，而中國的內部物價在今天之前早已放開了，但為什麼外匯管制（雖然是放寬了）今天還在呢？十三年前說時機未到，只差少許時間；今天北京的朋友還是這樣說。很明顯，匯管的頑固存在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得益分子或壓力團體的傑作。

不要再說我是外人，不懂中國的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