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酒店（之一）

在將來的中國經濟歷史上，現在廣州市的中國大酒店會是一個小小的里程碑。這間龐大的酒店（一○一七間房，另加商場、辦公及公寓大廈），可能是目前在中國的唯一以純外資（港資）建造的賓館。中國的參與，就是出了土地，所以這酒店被稱為是中港合作而不是中港合資（在經濟學上，土地也是資產，故應算是合資）。港方贏得近於全權策劃，由香港的新世界酒店負責管理。因為管理得好，建築裝修夠水平，而港商的投資又沒有弄到焦頭爛額，這間酒店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本來對酒店這行業一無所知，但既見酒店管理是一些知名大學的專修課程，又久聞中國大陸的賓館服務「自成一家」，所以在中國轉變的問題上我就對酒店留上了心。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國聽到一位中國同事敘述他在中國多間賓館的歷險記；一九七八年，一對美國醫生夫婦被我介紹到桂林旅遊了三天，他們回美後的面有懼色，令人尷尬。到了一九七九年，為了探親，我就到一般人認為是最好的東方賓館住了幾天。那次的經驗，雖然算不上是臥薪嘗膽，但總令我體會到朋友們是沒有言過其實的。其後北京香山大飯店的故事，舉世知名。我想，酒店管理是一個「關心顧客」的行業，「大鍋飯」或「鐵飯碗」的制度，怎可能不弄到一塌糊塗呢？

去年四、五月間，在中國大酒店局部試行營業之後，我就聽到該酒店服務好的評價；在六月正式啟業後，稱讚之詞更是源源不絕。為了要滿足好奇心，我在八月中抽空到該酒店住了四天。果然名不虛傳，這酒店使我感到賓至如歸，夢裡不知身是客。

到了十一月，美國西區經濟學會的主理人戴伏克教授（E.Dvorak）和夫人來港度假。這對夫婦算得上是酒店專家。十多年來，一年一度的西區經濟學會的三千人聚會，都是由他們主理的。他們二人每年花一個月時間，周遊各地選擇聚會的地方及酒店，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的大酒店待以上賓之禮。我跟他們有二十年交情，無所不談，提起中國，他們要去看看，就被我安排到中國大酒店住了一晚。他們的評價高得出奇，認為該酒店的服務是他們經驗中最好的！這可能是言過其實，但要說這酒店是近於世界一流水平，卻並不誇張。一個以服務困難而獲大學重視的行業，在一個以工作散漫而聞名的國家裡，能在兩三年間有這樣的轉變，是一件要解釋的事。


不是國家職工有決定性

戴伏剋夫婦最欣賞的是酒店頂樓西餐廳的服務。我自己最欣賞的，是吃早餐的地方。在那個茶餐廳裡，顧客多而不亂；女侍應生笑臉迎人，大方得體；咖啡喝了一半，就立刻有人補加（但不需補錢）；久不久侍應生又會來問咖啡是否涼了。這些侍應生制服整潔，分佈位置平均，互相不作閒談，對客人的需求反應快而不操之過急。這一切，比起在七九年時我在東方賓館所見的早餐服務，簡直是天淵之別——雖然侍應生同樣地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究竟是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不敢低估新世界管理酒店的本領。但假若中國大酒店的職員都是國家職工，持有鐵飯碗，尤其是持有鐵飯碗的高干子弟，那就算新世界是管理天才，也一定無技可施。那就是說，假若工資是由國家決定，職工不能被解雇，管理服務的困難就會因為督察費用奇高而無法解決。換言之，在中國大酒店的中港合約中，港商所獲的開除職工及決定工資的權利，使善於管理的能大展所長。

根據我手頭上的資料，在去年年底，中國大酒店所僱用的各項職工共三千零八十三人。分類是：從香港去的一百七十九人；從大陸聘請的「合同工」（即月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臨工」（即散工）三百一十五人；而持有鐵飯碗的國家職工只有十五人。人數最多的合同工及臨工，在昔日是待業青年（或是未畢業的學生），被選中後，肯干，一登龍門，比起國內的一般工資，身價大約是三倍。

最主要的合同工依照合約的安排，可以辭職，也可以被解雇，而工資不是由國家決定的。在八四年全年內，被解雇的合同工共一百五十二人——外間謠傳港方管理不敢開除在中國聘請的職工之說，是不確的。在同一期間，辭職的合同工共二百四十三人。據說在這些辭職者中，大約有一半是因為不慣酒店的工作，或是不滿工作的要求；另外一半，大都是因為有了工作的訓練，找到了類似而薪酬較高的工作。同行搶聘是「資本主義」的競爭習慣，而這是「剝削剩餘價值」的論調所不能容許的。馬克思的觀察力平平無奇。

中國大酒店所聘請的合同工，薪金分六級，從最低的每月人民幣一百一十六元到最高的二百三十二元（小帳不計在內）。這些薪酬中，大約百分之三十四是固定的「基本工資」，百分之二十是「生活補貼」，百分之四十六是「浮動工資」——後者是按職工的個別工作表現而增減的。「浮動工資」最高與最低的差距，大約是百分之四十。


薪酬差距的困擾

在這裡我要順便一提的，就是在國內僱用合同工還要付給政府勞工保險及福利費用。我沒有中國大酒店要付的職工福利費用數字，但據現有的資料，在一九七九年，中國國家職工福利支出比工資還要高——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這種生產未有苗頭而先強調福利的「社會」制度，若被堅持下去，中國的前途就難以樂觀了。富裕如美國，政府只徵收工資百分之七作為福利金，也弄到一團糟。

目前的中國，中國大酒店差不多是最「完整」的私營企業，而中國的前途，就要靠這些企業作榜樣，也要讓這些企業逐漸擴展到其它行業上。在私營企業內，職工的福利及退休處理，是由勞資雙方議訂，而這議訂的條件，是由市場競爭加以約束的。職工的福利，是勞資合約的一部分，與升職、加薪、賞罰、解雇等問題是不應該分開來處理的。若中國政府對外資的私營企業的職工福利大事左右，對勞工與中國的前途都沒有好處。雖然關於這觀點的理論及實證都很足夠，但不簡單，不容易明白。我認為外商到中國投資，合同工的福利很可能會受到政府的干預而阻礙了投資者的意向。

另一項有關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酒店內（及另一間中港合資的酒店，其它的我沒有機會查詢）的國家職工（只有十五名）的工資，規定是要相等於香港去的同職職工的百分之六十。假若香港的同職職工的工資平均是港幣一萬元（這是我個人的大約估計），中國大酒店要付的國家職工的平均工資就是港幣六千元。但國家付給這些國家職工的工資，平均不及二百元人民幣。那就是說，國家職工的工資經國家轉手，被抽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算不算是剝削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國家職工的市值，不一定是超過二百元人民幣。所以一個可能就是國家所抽起的是一種間接稅——不是抽國家職工的稅，而是抽酒店的稅。假若這個解釋是對的話，我認為中方是應該乾脆地抽直接稅。另一方面，因為國家職工不能辭職，也不能跟聘方私議合約，被剝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另一間我已提及的中港合資的酒店，最高的主管是中國人，被抽取後的月薪是人民幣三百多元，而他屬下的的香港職工，月薪是八千至萬多元港幣。雖然上級的工資不一定是要比下級的高，但相去這麼遠，管理總有困難。當然，我們不能建議將月薪三百元的無故提升三十倍。薪金要反映職工的貢獻所值。主管的所值，怎可以遠低於屬下呢？我們也不應建議作主管的一定是要外來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就是主管不應有中外之分，只要有本事，有所值，就可以管。但這是要基於職工有轉讓權——可以辭職，也可以被解雇。換言之，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第一步就是要將勞力私產化。


示範有影響力

因為服務辦得好，中國大酒店的影響是明顯的。這間酒店是在矚目地點，本地人可自由出入，而服務的好與壞是任何顧客都能體會到的。東方賓館剛好在中國大酒店的隔鄰，因為要競爭，前者的服務就比幾年前改進了不少——工資有了彈性，但膠飯碗仍在（我以為東方的地點不比中國差，而園地遠為廣闊，所以東方若改作私營，加以修飾，中國大酒店就會有一個強硬的對手）。事實上，廣州市的酒店及飲食業的服務，在一般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進（例如荔灣及廣州酒家）。我們不能將這些改進都歸功於中國大酒店的影響——將鐵飯碗改為膠飯碗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當我在去年八月中訪廣州的時候，中國大酒店如日中天，而整個廣州市的飲食業都在大唱改良服務的論調，我所遇到的中國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說是中國大酒店之風。有了私營企業的比較，國營的「優越性」就相映成趣地難以自圓其說了。外資在中國就施了這一種壓力，而中國大酒店只不過是外資中最令人矚目的例子罷了。

知識是維護政制的代價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沒有見過像文革那樣摧殘知識的事——就算是在歐洲文藝復興前的黑暗時代，也難以相比。既然沒有歷史的經驗，我們就無法估計文革的後遺症。事實上，中國人的無知，是不能完全歸咎於文革的。自古君主專政，逼令人民奉讀聖賢之書，說什麼三從四德，早就將中國人的先天智慧視如糞土。到了清末民初，梁啟超及胡適等人曾將一潭死水吹動了少許，但跟著就是兵荒馬亂，左革右革的搞了幾十年。

自「解放」以來，中國對思想的約束與日俱增。文革只不過是共產教育推行得最徹底的一次經驗吧了。姑勿論共產制度對經濟的不良效果，單是這制度對知識的禍害，不管我們從哪一個寬大的角度看，都沒有半點可取之處！不僅共產中國如此，所有其它共產國家也如此。在我們現有的日新月異、五花八門的日用品中，重要的科技發明可算包羅萬象，但我總是想不到有哪一樣是在共產國家內發明的。

更不幸的是，當中國閉關自守，推行共產政制，以馬、列、毛的思想大事壓制所有學術的幾十年中，歐美的知識增長剛好是人類歷史上最快的幾十年。到今天，中國的知識水平，比起其它較為先進的國家，差別之大，恍若隔世！不僅是社會科學如此，其它科學及工程學也是如此。共產的「優越性」何在？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約翰遜教授（D.G.Johnson），在四度訪問中國後，路經香港時，對我說：「假若你認為現在中國的知識水平低落，那麼你再等十年吧！」約翰遜很關心中國的前途。他認為十年之後，目前在三、四十年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寥寥無幾的人將已老去，而文革期間的青年卻到了他們的盛年。這其中含意著未來的無知而霸道的恐怖，很多外國學者都有同感。

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人滿之患並不是人多，而是多而無當。知識低落是中國的人口困難所在。在該文我又指出，中國目前的「一家一孩」政策，若再堅持下去，將來就會有無法補救的「舉目無親」的後患。以經濟制度的改進來提高父母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積極普及知識教育，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最可靠辦法。


自由選業可助知識投資

關於知識貧乏的困擾，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幾年來他們將門戶開放，引進外國科技。經過三年的研究及修改，保障科技發明的專利法已開始在今年四月一日實施。同一期間，中國大量增加了大學的設立，容許了不同觀點的書籍在市場出售。佛利民的某些著作的中譯本，沒有被刪改（雖然在國內的一般書店不易找到）；而我自己的《賣桔者言》，在國內也可閱讀（據說要公開發行仍有困難）。大學學位的爭取已不再以政治背景為準則；交白卷的人早已無用武之地了。不久前北京又公佈任何可自費出國留學的人，出境不會受任何限制。這些轉變，是令人欣慰的。

但要推廣教育，要廣泛地提高知識，談何容易！因為資源不足（包括師資）而引起的種種困難，是不能在短期內解決的。令人感歎的，是目前在國內仍然有著多種人為的障礙，使貧乏的資源在教育上得不到有效的運用。這些人為的障礙一日不除，要在二三十年內將知識現代化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為的障礙分為兩類。第一類就是在共產制度下，人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知識的投資就不能依照市場的指引而自動自覺地發展。這個困難我曾屢次分析，而我自己認為說得最清楚的一篇是《知識與共產政制》（見《賣桔者言》一書）。這裡不需要再談了。在這問題上，我要在此順便一提的，就是雖然我在國內曾遇到不少無心向學而又夜郎自大的青年，但求知若渴的青年倒也大不乏人。曾到國內講學的朋友跟我自己的經驗一樣，就是在某些場合內遇到的一些中國青年，他們所表現出的求知態度，令人欣賞。可見中國只要能有自由的競爭環境，勤奮好學的青年就會大量湧現。


不要再搞思想教育了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另一種人為的知識障礙，是所謂「政治改造」或「思想教育」。因為要維護他們所推行的政制，執政者就將「思想教育」作為大前提，強迫人民接受。當然，假若推行的政制是受一般人民擁護的，這些「教育」就是多此一舉。我認為要衡量一個政制的好壞，在大致上是可以用政府的「思想教育」多少來排列的。一個政制沒有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是因為政制本身不是眾望所歸。

雖然近幾年來中國是比以前開放了很多，但到國內走走，跟學生或教師們談談，買報紙或開電視看看，我們就發覺到政治意識的「思想教育」，還是極其顯著。經過了這麼多年的不成功的「改造」，中國的執政者似乎仍然是相信人是可以被「教育」改為大公無私，仍然相信統戰會對生產有貢獻。不久前讀到齊辛在《信報》寫的《中國新十二誡》——五講、四美、三熱愛——令人啼笑皆非。

我對政治一無所知，不能對愛黨愛國的各種「正確思想」與政權鬥爭的關係下評語。但在知識增長的問題上，「思想教育」有三個明顯的害處。第一，人的腦子對知識的容量很奇特。它可能容納得很多，多得驚人；也可能容納得很少，有如石頭。將一些與知識格格不入的東西塞進腦子裡，腦子的容量就小得出奇。相反地，若放進了與知識相通或能起共鳴的東西，腦子的容量就會擴大。在這問題上，我不是根據什麼生理學的見解，而是任何從事教育多年的人，都會同意若要教出好學生，第一步就是要將他們腦子裡的廢物除去。成功的知識教育不是要將大量的東西放進腦子裡，而是要考慮放進去的是什麼。要維護政制的「思想教育」與知識格格不入，對後者的不良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第二個害處，「思想教育」是要人未經考慮就相信。這些強迫教育，與靈活思考水火不相容。有了不思而信的習慣，腦子就會硬化，比較深入的見解就無法領悟，創見更不用談了。我不妨舉一個我們熟知的例子。香港的學生良材美質，狀元之材比比皆是，但因為自小受了硬性的「考試」教育，所以在國際學術上能佔一席的香港學者就不多見。在一個以自由聞名的社會尚且如此，中國的「思想教育」怎會不抹殺了知識的增長呢？

第三個害處，「思想教育」是要花費資源的。國內的課程還有非選不可的「政治」課。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傳播媒介——電台、電視、報章——還是被用作政府的宣傳工具。在目前的中國，人的普通常識可能比學術或科技知識還重要，而在資源貧乏的情況下，大眾傳播媒介是最有效的教育資源。在要急起直追的今天，中國怎可以還將宣傳放在知識之上呢？

經濟制度會影響知識的增長。這方面的改進，是改制度，要急也急不來。但知識卻又是維護政制的代價。在原則上，只要執政者能決定不再以「思想教育」來維護政制，一個莫大的障礙就可以立刻清除。要改進制度，又要維護制度，這豈不是有矛盾嗎？或曰：中國現在的「思想教育」，並不是維護制度，而是要維護制度的改進。但假若制度真的被改進，又何需要用「思想教育」來維護呢？胡耀邦及其它執政者堅持黨教育的重要，但他們又顯然有誠意推廣知識。難道他們真的是不知道「思想教育」對知識的禍害？


二○○○年後記

此文發表於十五年多前，以今天國內學生求學的情況來品評，算是過時了。但我把它保留下來，好讓我們能衡量國內十多年來的改進，也體會到好些無謂的約束還是存在的。


二○○二年後記

大約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國學生的學習氣氛非常好，我平生所遇，只有美國在五、六十年代可以相提並論。雖然師資不足，讀物難求，但因為有計算機網頁的協助，中國學子的知識增長真的是一日千里。這是我近三年來對中國的希望向上提升的主要原因。

官商的天堂

任何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的人，都會發覺官商多如天上星。我早想以官商為題而論中國的前途，但見既然也發表了《城市改革的困難》及《貪污的後患》，又屢次提及中國可能走上印度的歪路，就不打算再論官商。最近幾天，我一連讀到幾篇有關中國官商的文章，不勝感慨，就只好把其它一些朋友等了很久的文章再押後了。

許行最近在《爭鳴》發表了《全官皆商與整黨》，舉出了很多因經濟開放而產生的官商橫行的實例，而中國正在以整黨的辦法來壓制這些行為。問題是，整黨又怎能清除官商呢？以半開放、半管制的制度來促長了不少令高干及高干子弟大可圖利的機會，又要這些人有利而不圖，怎麼可能呢！另一些有關官商的文章，是《信報》的林行止及其它一些雜誌介紹了最近在美國出版的《宋王朝》，報道了在中國大陸國民黨時期，宋蔣孔陳四大家族的發達史。作為官商的巨型班，這四大家族很可能破了世界紀錄！我想，要在目前的物價指數下「刮龍」相等於百多億的美元，再沒有任何家族能在任何現有的國家辦到。

鄧小平最近堅持他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另一方面，他又說要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其中是否有矛盾呢？假若鄧小平所反對的資產階級是指像四大家族的那種人，老實說，在我所知的贊成私產及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中，沒有一個不同意。但我們也反對像毛澤東、江青那樣以等級特權而大獲享受的「資產」階級，亦反對官商的叢生。我想，特權享受或利用特權圖利，鄧小平也是反對的。

但在香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反對李嘉誠、包玉剛、嘉道理等人的富有。有的只是一些羨慕，或甚至把他們作英雄式的崇拜。這些富有的商人，跟我們在香港的不富有的人一樣，都是「資產階級」。鄧小平所反對的究竟是哪一種？很不幸，歷久以來，中國的階級、等級不勝枚舉，但卻沒有出過像李嘉誠這種人。道理很簡單，在近代歷史上，中國沒有正正式式地推行過明確的私產制度。鄧小平——及其它中國的主要執政者——從來沒有經歷過以健全私產制度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經驗，他們怎可以反對他們不知道是什麼的制度呢？而他們有實際經驗的各種制度，他們應該是全部反對的——我們也是全部反對。鄧氏所贊成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只是一套理想，跟他一向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有出入的。在今日的中國，鄧小平深得民心；他改革不了的，其它人也改不了。難道中國的命運，就真的繫於執政者是否知道私產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所謂「官商」，並不是指一些做官的人，身兼二職，做政府以外的私營生意。在很多先進的國家，如美國，一個政府的官員在業餘時間從事其它謀取私利的生意或投資是容許的。美國一般小市鎮的市長，每月收入只得幾百美元，要靠其它的職業或生意謀生。無論從經濟或道德的角度來衡量，官職以外的其它名正言順的收入，我們是難以反對的。假若一個政府真的是要杜絕官員職外的其它收入，他們所能聘用的官員恐怕沒有過人的本事了。


官商的禍害

一般人反對的官商，是那些當官的人，利用「官」的權力，去增加自己從商或其它職業或投資的利益。這種以官職的權力去圖私利是很自然的事，在某程度上是任何社會也會產生的。撇開道德問題不談，純以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衡量，這種官商有什麼害處呢？

害處有三種。

第一，假若官的權力可帶來額外的私利，那麼很多人就會花費資源或勞力去謀取一官半職。但這些資源，因為不是用在生產上，對社會沒有貢獻。因此，爭取官職的費用，以社會的角度看，是被浪費了的。

第二，假若一個官的權力可謀私利，那麼其它市民的權利就會變得模糊不清了。私有產權的界定，是不能在貪官污吏的情況下得到保障的。昔日「四大家族」的胡作非為，營私舞弊，中國人民的產權就沒有保障可言。所以我說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所推行的不是正式的私產制度。當年的不堪回首的制度，只可算是「中國式的資本主義」！

第三，為圖私利，官商們會搞規例，增管制，去利便他們自己的壟斷或貪污。他們又會極力反對管制的解除。管制跟市場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但對貪污卻是如魚得水，我在《貪污的後患》一文內已作了解釋。

在極端的共產政制下，官商是不會產生的。這是因為在那制度下只有官，沒有商。在有明確界定及保障的私產制度下，官商也是不會產生的。這是因為官商所圖的私利，必定是侵犯了他人應有的權利而得來的。在一個不湯不水的「混合制度」下，官商叢生在所難免。這是因為半管制半開放，權利界定不清楚，為官的豈有不混水摸魚之理？

官商是經濟制度促成的。以「整黨」的辦法來清除官商，治標不治本，中聽不中用。清除官商的辦法是要大事推行法治，明確地推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旨。在這個原則下，除了一些公眾福利事項，其它政府沒有「優越性」的事項就要靠私產的明確界定，讓人民自作決策，使市場發揮自由競爭的功能。對市場競爭有礙的管制都要一併廢除了。當然，另一個清除官商的辦法，是走回頭路，重開大鍋飯，以至無商可言。

我們清楚地知道就算是在發達的先進私產國家，在某程度上官商還是存在的。香港的某些議員或區議員，又何嘗不表現著「准官商」的姿態？法前平等及私產保障，是不容易做到十全十美的。但稍有苗頭的成就，國富民安是可斷言，這是推翻不了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稍有苗頭的共產政制，民不聊生是可斷言，這也是推翻不了的歷史經驗。以近代興起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經濟理論作解釋，邏輯井然，半點不明白的地方也沒有。

不管用的是什麼名稱，近幾年來中國的改革是走向私產的路。但這路只走得一小段，就遇上種種的困難。中國的知識不夠、訊息不夠、法治的資源不足，而既得益分子又各有各的主意。共產中國一向都是官階林立。在改革的過程中，幹部等級的特權漸減，資產的權利逐漸浮現，貿易增長但管制繁多。有權抓權是人之常情，在這過程中，官商叢生在所難免。以樂觀的角度來衡量，我們可以說官商的路是中國改革的必經之路。但我們要問，今後的路是向哪一方呢？


首次私產分配的處理

基本的問題是這樣的。在共產制度下的等級特權，是以政治手腕的準則，在權力鬥爭下贏得的。在私產制度下的資產權利，是以生產及貿易的貢獻為準則，在市場競爭下贏得的。因為在兩種制度下的遊戲規則截然不同，優勝的人就跟著不同了。但在共產轉向私產——改變遊戲規則——的過程中，首次的權力轉換——從特權轉向產權——顯然是不能以舊的或以新的競爭準則作為分配產權的決定。那就是說，第一次推行私產制度，資產的權利是要用哪一種準則分配，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若這問題解決不了，既有等級特權的幹部，就當然會用這特權去爭取資產。但這些資產卻又不是清楚地分配了給他們的。在舊的特權不清除而新的產權不明確的情況下，這些幹部就變成官商。

轉向私產制度的首次產權分配，一定是要用某些武斷的準則來決定。純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衡量，用哪一種準則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分配了的私有產權要明確，要有保障，也一定要有轉讓權。首次產權分配後，以後的再分配就要由生產力與市場來決定了。那就是說，以武斷的辦法分配了私產之後，新的遊戲規則就會被採用，而市場就會獎賞那些善於生產及貿易的人。只要產權可以轉讓，勝負雙方就會以買賣的方法將產權再分配。

在所有武斷的準則中，絕大部分的經濟學者都會贊成產權的首次分配，是應用招標競投的辦法。這辦法比較公正（尤其是以分期付款的辦法去協助財資不足的競投者），能使政府增加一點作為儲備或基建的收入，又會有較大的機會使資產的使用權落在善於經營的人的手上。但這個「競投」準則有一個重要的困難，那就是在目前仍擁有特權的幹部，會見這準則對自己毫無益處而極力反對。

我以為中國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益的幹部於不顧的——不是因為在經濟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所以我認為一個可行的折衷辦法，就是乾脆使某些幹部先富起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但卻要他們棄官從商。

一國二制，以地區分劃，各自為政，有適當而可信的保障，是一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但最近中國大陸所倡導的一國二制，似乎是要將「資本主義」混合在「共產主義」之內。此法一行——其實正在施行——中國就變成官商的天堂了。我衷心希望這「天堂」只是中國改革中的必經之路，只是過渡性的。


二○○二年後記

十七年過去了。因為產權的結構有了大幅度的改進，昔日的官商自九三年左右起大都被視為貪污者。朱鎔基的大事整頓對大貪有成效，但小貪卻變得極為普遍。這些都是改進，但一日管制繁多，貪污是驅之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