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在四年多前開始用中語發表文章後，讀者的反應很熱烈。學術性的文章能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在美國也不容易，更何況是在香港。這點頗為意外的收穫，使不少人覺得奇怪：為什麼學術文章有市場價值？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些人認為是因為我敢言，另一些則認為由於我是教授，是什麼「權威」，甚至是什麼「性格」，越說越離譜。學術是沒有「權威」的，而教授又何其多也？至於所謂「敢言」，只不過是職責所在，沒有什麼了不起。要說有人願意聽的話是要站起來的；這樣的作者在香港還有不少。
我認為讀者喜歡我的作品，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文章可讀。所謂可讀，只不過是說文章寫得夠清楚，有趣味，也可增加讀者的知識。要達到這三點，說易極易，說難甚難。但在學術上，可讀的文章畢竟是莫名其妙地不多見。這裡，我希望將自己認為是「說易極易」的一些法門，公之於世，讓學術界的朋友能加點意見，給學生們作為參考。
有些讀者以為我的中語作品是由英語的原文翻譯過來的，或起碼在動筆之前用英語構思。這是不對的。但無可否認，我的中文作品，的確有些英語的行文「風格」。理由是，雖然在少年時我對中國的詩、詞、古文因喜愛而有點認識，但「正式」用中文書寫還是近幾年的事。我用英語寫論文是下過功夫的，一旦改用中文，就很自然地以寫英文的方法和「格局」來表達了。
天下文章之道殊途同歸。能夠用一種語言把文章寫得通情達理，我想，用另一種自己懂的語言來表達，也是一樣。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個懂中、英語文的人，英文寫得通，而中文卻寫得不通的。通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哪有什麼中外之分？這一點，學生們要記著。
（一）清晰的文字
很多老師教學生寫文章，要先起一個大綱。因為太多人這樣說，我不敢反對；但我自己是從來不用大綱的，就是很簡略的也沒有用過。不僅是寫文章，就是寫書我也不用大綱。因此，在用大綱這一點上，我沒有什麼意見。我想：習慣上有些人可以不用，有些人非用不可。哪種做法較方便大概因人而異了。
撇開大綱不談，我以為要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的第一步，是先要有話可說。這並不簡單：無話可說的文章觸目皆是。有話可說，是指有所感受而說的話；是指言中有物，而非不著邊際、滔滔不絕的話。要描述一件事，要說一個道理，要表達自己的觀點或感情，就是有話可說了。既然有話可說，在自己腦海中就一定在某程度上清楚地知道要說什麼。我說「某程度」，是因為在書寫之前，要說的話往往是不會十分清楚的。寫文章的一個重要功用，是作者在寫時能強迫自己把要說的話說得更為清楚一點。假若完稿後，連自己也覺得寫下來的並不比動筆前要說的更清楚，那麼文章就有問題了。
文章清晰的第二個法門，是要首先選擇一個假想的讀者對像；選了之後，就加以固定，千萬不可中途改變初衷。被選定的讀者對象，可以是某一水平的讀者，可以是素未謀面的人，或是一個朋友。我自己的慣例，就是從某一文化水平中選取一個自己熟識的人，或是一個自己創造的典型人物，然後面對這個「代表」人物述說一切。寫博士論文時我的讀者對象是一位教授；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寫一本小冊子時，我的對象是一位聰明的記者；寫《賣桔者言》時，我的對象是一位有香港中學程度的讀者。選取的對象不同，文章的表達深淺就跟著不同了；若在中途改變了對象，文章寫來就變得深淺不均。
第三，重要的觀點不妨細緻地解釋。作者認為是不大重要的地方，簡略地說一遍就夠了；但重要的就不妨三番數次地採取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釋。我們很少見到一些絕妙好文，會被認為在重點上是說得太多的。將重點重述是高手的慣例。另一方面，一些湛深難明的術語，放在不重要之處無傷大雅，但假若一個術語在文章內有關鍵性的地方出現，那就要解釋得一清二楚。換言之，清楚的文章是要在重點上清楚，其它地方一筆帶過是可以容許的。
有些人認為同樣的詞彙不宜多用。這觀點是不對的。當然，為了文采，有時我們是要將剛剛用過的單字或詞彙更換，但假若另用不同的單字或詞彙會誤導讀者，那就不應更改了。清楚比「奪目」重要得多。
第四，分段與分句極其重要。這一點，一般地說，中文作者似乎不及英文作者來得嚴謹了——中國古文的無段、無標點是不良的影響。要記著，從一個角度述說一點是一段；可以獨立的就是一句。每一段是一個新發展；每一句是一個可以成理的片段。二者都不應過長。
第五，文章既要開門見山，也要避免矯揉造作的句法。作者自己打算說什麼，就乾脆地一開始跟讀者說明，使他們有心理準備。另一方面，清晰的文字，往往是簡潔地直說的。賣弄文筆，花拳繡腿，故作神秘，是那些誤解文章之道的人的自我陶醉。
最後一個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的法門是對讀者要坦白。我不是說作者要將自己的私隱公佈，而是說作者自己認為不大明白的，就應該開心見誠地跟讀者說明。作者自己不明白或解釋不了，跟讀者明言是不會被嘲笑的；但假若自己不明白而又故意拖泥帶水地加以掩飾，讀者就會認為文章艱深難明瞭。有一些思想或概念，作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但因為在文章內顯得不重要，所以不能詳細解釋，那麼作者也不妨說出不想在那概念上多花筆墨的原因。那是說，自己不明白或不願意詳加解釋的，作者要坦白地交代。
申述了以上的法門，我不妨指出不清楚的文章觸目皆是，往往不是由於清楚地表達是一件困難的事。當然，一些深明其義的人，可能由於不肯下功夫，以致辭不達意。但我認為寫得含糊不清的作者，還有三種人。一種是自己根本不明白，不知所謂，但卻想過一下寫作的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第二種人，就是那些自命天才的，自以為是看到了「皇帝的新衣」的自欺欺人的作者。最後一種，就是那些老氣橫秋，要自高身價的「學者」。這種人認為文章寫得清楚明白就給人看小了，所以連膚淺的問題也刻意寫得高深莫測。當然，三者合併一身的作者也是有的。
（二）趣味的吸引力
據我自己的經驗，文章為免枯燥而寫得有趣味，有四度法門。但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毫無趣味可言，是無可救藥的。這種人可能胸有實學，但由於行文引不起讀者的興趣，就變得大材小用了。
要寫出有趣味的文章，第一度法門，是不要心存「磨斧」意識——英語的所謂no axe to grind。所謂「磨斧」，就是對某些人或某些事心有不甘，於是有要報復或砍殺的心態。這種心態一存在，文章就變得過於「認真」了，以致趣味全失。我不是說我們不可以在文章裡冷嘲熱諷，或對某些謬誤的觀點一針見血地下筆。但有趣味的文章，揮刀也要瀟灑利落，過癮之至，保持蘇學士的「勝固欣然敗亦喜」的意向。要記著，文章是文章，用不著大動肝火的。文章若稍有戾氣——稍有「磨斧」痕——趣味就談不上了。令人看得不舒服的文章，寫得再好也提不起讀者興趣。
第二度法門，是適當地運用「閒話」。有些作者（或有些教人寫作的），認為與文章內容無多大關係的閒話是少說為妙。但文章內如果沒有閒話，讀來就往往顯得枯燥了。是的，閒話可使讀者鬆弛一下，而內容越嚴肅的文章，閒話就越有用場。
當然，閒話是不宜過多的——所謂「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一般而言，高手說閒話，是用片段方式加插，將那些趨於沉悶或較為湛深的文字增加一點生氣。可是，由於閒話的引用往往打斷了主題，這些閒話最好能與正題有相關之意。我自己喜歡在文首、結論的開頭，及文內不同重點的轉折處，用少許閒話。而在說閒話之際，我喜歡用「第一人稱」——用「我」——的代名詞，將讀者帶到身邊來。那些反對作者用「第一人稱」的觀點寫，是墨守成規之法，有點「食古不化」。要記著，有趣味的文章，其效果不僅要使讀者對作品內容感興趣，也要使他們對作者感興趣。
有不少編輯，因為篇幅所限，千篇一律地要將閒話刪除。這是很「失策」的。無關重要的論文，閒話當然越少越好（整篇刪除更好），但有份量的文章，若不用閒話加以點綴，就可能使讀者失卻了興趣。
第三個提起讀者興趣的方法，是多用例子。我本來想將運用例子這個重要的法門放在前面關於「清楚表達」的那一部分，但後來決定放在這「增加趣味」的問題上。例子可協助解釋，但往往被人忽略了的是，例子可增加讀者的興趣。凡是實例都有趣味性。很多時，文章已經寫得一清二楚了，不用再加解釋，但有趣的例子還是可以接二連三地引用的：例子可使文章趣味盎然。
在《思考的方法》一文內，我對用例子的方法是詳述過的。這裡要補充的是，在多個例子的選擇中，趣味較多的是首選。常有這樣的情形：為了讓讀者增加興趣，我會放棄一個較為重要（較有普遍性）的例子，而選取一個同類的、較為不重要（較為罕見）但卻比較有趣的實例。
最後一個「趣味」的法門——這應該是最困難的了——就是文章要有幽默感。我說這是最困難的，是因為「幽默」這回事，與生俱來，要學也學不到。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以前毫不幽默，而現在很幽默」的人。另一方面，有些人天生下來就過癮之至。我自己的兒子，一開始學講話就學講笑話，真是「深不可測」。
就近代經濟學而言，最幽默的作者應該是史德拉（G.J.Stigler）了。他之所以能獲諾貝爾獎，說笑話的本領不可忽略。史德拉的文章過癮瀟灑，因而聲名大噪。在大學唸書時，有不少同學問我，怎樣才算是有足夠的功力去考博士試呢？我的回答是：「假若你讀史德拉的文章時會捧腹大笑，那麼你的功力就足夠了！」後來我這個「準則」成了名言。是的，史德拉這個人，不說笑話就活不了。在芝加哥大學時，有一次我因事跑去找院長（D.G.Johnson），見到當時在會客室輪候的有好幾個人，史德拉是其中一個。他看見了我，欣然自得地說：「你排在我之後，不過，如果你要先於所有的人跟院長說話很容易，一毛錢就可以辦到。」我伸手往口袋裡掏出一毛錢，他就指著室外的公眾電話：「你想立刻跟院長說話，只要到那裡掛個電話給他就行！」
是的，寫文章，幽默感占很重要的位置。幽默是使人輕鬆的特效藥，既可增加情趣，也可使讀者在艱深的論點前消除了畏懼心。要是讀者對作者有畏懼之心，覺得作者高不可攀，趣味又從何說起呢？在文章內加添一點幽默感，大有裨益。不過，說笑話之際，也得當心——不能把「笑話」與真正的內容混淆起來。若讀者不能分辨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笑話反而成為誤導的「語言」了。
幽默與生俱來，學不了。但有很多作者，明明有說笑話的本領，卻不敢用，認為文章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浪費。
（三）知識的表達
知識就是力量，而這力量在市場上是有價值的。有些文章——在香港很常見——是單從「娛樂性」那方面入手的。娛樂成分高的作品——例如某些小說——可以很值錢，但讀者若能在文章內學到一點新的知識，他們也同樣願意付出時間或其它代價去閱讀。問題是，對一般讀者來說，文章若引不起他們的興趣，知識再多也無濟於事：我們不能期望一般讀者都像大學生那樣，以準備考試的心情來看文章。
有知識性、學術性的文章，可以寫得通俗有趣，普通讀者會求之若渴。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類作品是那樣少的。例如，金庸的武俠小說娛樂性極高，讀者甚眾。然而，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在他的《碧血劍》修訂本之附錄文中所寫的有關袁崇煥的歷史——那是少見的歷史佳作：既有趣味，又能增加讀者對歷史的認識。我想，假若所有的歷史書籍都能寫得那樣引人入勝，一般人對歷史的知識就一定會大幅度地增加。我們不需要以什麼外史、秘史之類的歪曲史實的文字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的。
要表達某種知識，作者第一步是要弄清楚自己所知的，然後設法將這知識的範圍界定。範圍若過於廣泛，讀者會覺得無所適從。貪多得少，是因為力量分散、不夠集中的緣故。所以知識的表達，要集中於某一範圍或某一點上而加以發揮。有些作者可能認為若不將自己之所知廣泛地表達，就顯得自己不夠學問了。這是淺見。若要表現自己的廣泛知識，多寫幾篇文章是較好的辦法。
知識的本身是不應該渲染或歪曲的。當然，作者所知的不一定對，但故意歪曲就破壞了表達知識的真義。這是表達知識的基本困難。能把文章寫得有趣味當然好，不過，用上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各種法門，作者會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對知識渲染或歪曲了。所以寫有知識性或學術性而又有可讀性的文章，作者一定要將界定了範圍的知識作為主題，不能讓任何趣談、閒話或笑話喧賓奪主。在初稿完工後，作者必須反覆審查那作為主題的知識，有沒有在不經意中被歪曲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寫知識性的文章，不一定要什麼教授或學者才能執筆的。古語說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其實那「三」字可以改為「二」字。我身為教授，不斷研究經濟數十年，但我總覺得在經濟的問題上，任何一個市井之徒也有以教我。這是真心話。難道在年宵街頭賣桔，在玉器市場明查暗訪，我的時間是無端端地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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