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青年命途多舛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不容易找到有哪一個地方的青年，會像中國大陸近一個世紀來所遭受的不幸。真的，歷史上，我們也不容易想到哪一件事能比大陸青年的命運更悲慘。德國希特拉對猶太人的暴行，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令人髮指；但這些是戰爭的恐怖，到了和平，希望還在人間。而中國大陸的青年呢？那些歷來被爭權奪利的政客大言不慚地說要保護、要好好地培養的青年，到頭來總是希望成空，命途多舛，被人利用完後就自生自滅。

說大陸青年的惡運有近百年的日子，不會是誇大的吧？這期間，大陸的政客也曾年青過，也曾命途多舛，應該明白青年的感受，應該知道青年的希望頓成泡影時會怎樣。我對大陸的政客有這樣的感覺：一旦得到權力，成為不幸中的僥倖者後，就認為其他青年在遭遇上應該像他們自己年青時那樣不幸才對似的。他們似乎是這樣想：我們年青時什麼也沒有，你們這些青年還要些什麼？


要的只是一個機會

近幾年來，美國每年都舉辦一次兒童智商測驗，名列前茅的頭十名中，中國或華裔兒童差不多佔了半數。發明半導體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在美國被千夫所指，認為他對種族有歧視。這位仁兄竟然老實不客氣，以中國青年特別聰明為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一年多前，美國鄭重地選出在美國最有成就的十個外來移民，其中三個是中國人。也難怪史丹褔一位有名望的研究員（Tom Sowell）問我：為什麼中國人在世界各地都是那樣出人頭地，但偏偏在中國大陸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

什麼太平天國，什麼八國聯軍，什麼武昌起義，我還未出生，沒有資格作證。但抗日戰爭期間，我逃過難，我在廣西一帶流浪了三年。小朋友們和我都吃不飽，穿不暖，都沒有受到稱得上是教育的教育。營養不良，小腿都腐爛了。在桂林真光及柳州中正附小就讀時，每隔幾天就少了一個同學上課，這情況我還記得很清楚。和平後轉到廣東佛山的華英附小，還是飢寒交迫，飯堂內的粥是要爭搶才有得吃的。

在這些艱苦的日子中，我們每天清早起來唱「三民主義……」，背誦總理遺囑；到了一九四八年，廣州還未「解放」，我們早上高聲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下午低聲唱的是《東方紅》。在課堂上，老師所出的作文題目，永遠都是《我的志願》、《祖國的希望》、《可愛的家》等等——什麼都可愛，都偉大，都有希望。很多年之後，閱歷豐富了，書讀得多了，開始明白大陸的情況，我才知道那些都是騙人的話。

我與小時彼此結交於大陸的中國同學們有一點不同——他們半點機會也沒有。而我呢，在四八年秋天跑回香港，五七年遠赴美國去碰運氣，五九年得遇明師，自己知道機會難逢，就把握時機，一鼓作氣把書讀得通透。

有我的際遇的中國青年不多，但有我同樣經歷的，大概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們並不需要很多的錢，不需要什麼鼓勵，也不需要國家的關懷、國家的愛護。我們要的只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發揮自己所能。是的，一個機會就夠了。一個機會就足以直搗黃龍！可不是嗎，若有機會，十年窗下的代價何足道哉？


讓他們學有所用

我們不容易解釋為什麼在那漫長的日子裡，中國大陸的青年總是被剝奪了他們應有的一點機會。到了一九七九年，大陸比較開放了，政府容許自費生到外國留學，我就搶先把廣州的兩個外甥女帶到美國，雖然初時她們完全不懂英語，但幾年之後，她們也是大學成績優異，現在已是專業人才，在美國的收入比中國大陸同輩的青年的高出百多倍。我也曾向美國的幾家大學說項，協助了數十個大陸青年到美國唸書，三數年間他們的成就也是如此。我於是對中國的前途增加了希望。

只是，近來情況又改變了：大陸的青年還是命途多舛。據說，大陸大幅度地加強限制自費留學的自由，而北京當局還設法與外國政府協約，盡可能強迫畢業後的大陸留學生回歸。這樣做，對中國大陸有什麼好處？即使需要人才吧，也應該讓他們學有所用；假若回到大陸真的是學有所用，又哪怕有為的青年不自動回歸？

台灣的例子有說服力。我開始對台灣的經濟刮目相看，不是那些悅目的國民收入增長數字，而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到美國學成、能在那裡居留的台灣子弟，紛紛自動回台灣去，縱然那些在較早時決意不回去的也改變了主意。有就業的機會，大材可以大用，國家就變得可愛了。要他們不回去也不成。人才的需求是要以薪金及工作環境來體現的。台灣既然能使留於美國的人才倒流，那我就想，台灣的經濟成就一定非同小可，而人才的回歸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台灣近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是很明顯的。

是的，中國大陸不僅要盡量放寬自費到外地留學的限制，而且也不應堅持學成後的回歸。讓外流了的青年在外地成材，讓他們盡可能留在外地，就好比在一塊肥沃的土地播下了種子，下了投資之注，當市場大有需求時自然會有收穫的。中國大陸的青年懂中文，熟知中國的情況，對家鄉有感情，那裡若有市場需要他們，他們就會越洋歸去。


壓制不是辦法

或說，北京當局恐怕將來回歸的人才有太重的西方意識，喜歡什麼民主自由，不適合大陸的情況。姑勿論民主自由是好還是壞，不容許青年選擇出國，對大陸有什麼好處呢？在日新月異、世界大同的今天，知識大有價值，我們沒有聽說過什麼僱主會理會僱員的「政治」思想的。不讓青年選擇，壓制他們爭取知識的機會，人才的價值何來？

當然，能夠自費留學的大陸青年（在外地有親朋幫助他們自費成行的青年）不多。既然那麼少，為什麼連這稀有的機會也要扼殺呢？至於那些無法出國的青年，在那所謂「開放」的今天，大陸仍然壓制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學校內還在搞什麼思想教育，畢業後還在辦什麼分配工作。放寬一些，讓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所要學的，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他們雖然不能像那些能到外地留學的青年那樣幸運，但總可以多一番發展自己所長的機會。

去年九月，我在北京遇見方勵之。在閒談中，我提到我曾為文抨擊那因為學運而增加了的思想教育，對大陸青年的知識增長又再加以約束。他問：要是不壓制知識呢，你就不支持民主改革了？我回答說：我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從來不相信有能力改造社會，但如果涉及到學生的知識問題，站起來說幾句話倒是我的職責。

魯迅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裡說過這樣的話：要救救孩子。但我覺得，中國大陸的孩子不用救；不扼殺他們應有或可能有的機會，也就好了。


二○○○年後記

此文是十二年多前發表的。今天，中國青年求學的機會，有了很大的改進。十二年不是一個短時期，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改進的速度還是令人欣賞的。要改進的地方仍多，但我們今天有理由比較樂觀一點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