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23, 1988

大陸青年命途多舛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不容易找到有哪一個地方的青年,會像中國大陸近一個世紀來所遭受的不幸。真的,歷史上,我們也不容易想到哪一件事能比大陸青年的命運更悲慘。德國希特拉對猶太人的暴行,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令人髮指;但這些是戰爭的恐怖,到了和平,希望還在人間。而中國大陸的青年呢?那些歷來被爭權奪利的政客大言不慚地說要保護、要好好地培養的青年,到頭來總是希望成空,命途多舛,被人利用完後就自生自滅。

說大陸青年的惡運有近百年的日子,不會是誇大的吧?這期間,大陸的政客也曾年青過,也曾命途多舛,應該明白青年的感受,應該知道青年的希望頓成泡影時會怎樣。我對大陸的政客有這樣的感覺:一旦得到權力,成為不幸中的僥倖者後,就認為其他青年在遭遇上應該像他們自己年青時那樣不幸才對似的。他們似乎是這樣想:我們年青時什麼也沒有,你們這些青年還要些什麼?


要的只是一個機會

近幾年來,美國每年都舉辦一次兒童智商測驗,名列前茅的頭十名中,中國或華裔兒童差不多佔了半數。發明半導體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在美國被千夫所指,認為他對種族有歧視。這位仁兄竟然老實不客氣,以中國青年特別聰明為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一年多前,美國鄭重地選出在美國最有成就的十個外來移民,其中三個是中國人。也難怪史丹褔一位有名望的研究員(Tom Sowell)問我:為什麼中國人在世界各地都是那樣出人頭地,但偏偏在中國大陸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

什麼太平天國,什麼八國聯軍,什麼武昌起義,我還未出生,沒有資格作證。但抗日戰爭期間,我逃過難,我在廣西一帶流浪了三年。小朋友們和我都吃不飽,穿不暖,都沒有受到稱得上是教育的教育。營養不良,小腿都腐爛了。在桂林真光及柳州中正附小就讀時,每隔幾天就少了一個同學上課,這情況我還記得很清楚。和平後轉到廣東佛山的華英附小,還是飢寒交迫,飯堂內的粥是要爭搶才有得吃的。

在這些艱苦的日子中,我們每天清早起來唱「三民主義……」,背誦總理遺囑;到了一九四八年,廣州還未「解放」,我們早上高聲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下午低聲唱的是《東方紅》。在課堂上,老師所出的作文題目,永遠都是《我的志願》、《祖國的希望》、《可愛的家》等等——什麼都可愛,都偉大,都有希望。很多年之後,閱歷豐富了,書讀得多了,開始明白大陸的情況,我才知道那些都是騙人的話。

我與小時彼此結交於大陸的中國同學們有一點不同——他們半點機會也沒有。而我呢,在四八年秋天跑回香港,五七年遠赴美國去碰運氣,五九年得遇明師,自己知道機會難逢,就把握時機,一鼓作氣把書讀得通透。

有我的際遇的中國青年不多,但有我同樣經歷的,大概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們並不需要很多的錢,不需要什麼鼓勵,也不需要國家的關懷、國家的愛護。我們要的只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發揮自己所能。是的,一個機會就夠了。一個機會就足以直搗黃龍!可不是嗎,若有機會,十年窗下的代價何足道哉?


讓他們學有所用

我們不容易解釋為什麼在那漫長的日子裡,中國大陸的青年總是被剝奪了他們應有的一點機會。到了一九七九年,大陸比較開放了,政府容許自費生到外國留學,我就搶先把廣州的兩個外甥女帶到美國,雖然初時她們完全不懂英語,但幾年之後,她們也是大學成績優異,現在已是專業人才,在美國的收入比中國大陸同輩的青年的高出百多倍。我也曾向美國的幾家大學說項,協助了數十個大陸青年到美國唸書,三數年間他們的成就也是如此。我於是對中國的前途增加了希望。

只是,近來情況又改變了:大陸的青年還是命途多舛。據說,大陸大幅度地加強限制自費留學的自由,而北京當局還設法與外國政府協約,盡可能強迫畢業後的大陸留學生回歸。這樣做,對中國大陸有什麼好處?即使需要人才吧,也應該讓他們學有所用;假若回到大陸真的是學有所用,又哪怕有為的青年不自動回歸?

台灣的例子有說服力。我開始對台灣的經濟刮目相看,不是那些悅目的國民收入增長數字,而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到美國學成、能在那裡居留的台灣子弟,紛紛自動回台灣去,縱然那些在較早時決意不回去的也改變了主意。有就業的機會,大材可以大用,國家就變得可愛了。要他們不回去也不成。人才的需求是要以薪金及工作環境來體現的。台灣既然能使留於美國的人才倒流,那我就想,台灣的經濟成就一定非同小可,而人才的回歸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台灣近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是很明顯的。

是的,中國大陸不僅要盡量放寬自費到外地留學的限制,而且也不應堅持學成後的回歸。讓外流了的青年在外地成材,讓他們盡可能留在外地,就好比在一塊肥沃的土地播下了種子,下了投資之注,當市場大有需求時自然會有收穫的。中國大陸的青年懂中文,熟知中國的情況,對家鄉有感情,那裡若有市場需要他們,他們就會越洋歸去。


壓制不是辦法

或說,北京當局恐怕將來回歸的人才有太重的西方意識,喜歡什麼民主自由,不適合大陸的情況。姑勿論民主自由是好還是壞,不容許青年選擇出國,對大陸有什麼好處呢?在日新月異、世界大同的今天,知識大有價值,我們沒有聽說過什麼僱主會理會僱員的「政治」思想的。不讓青年選擇,壓制他們爭取知識的機會,人才的價值何來?

當然,能夠自費留學的大陸青年(在外地有親朋幫助他們自費成行的青年)不多。既然那麼少,為什麼連這稀有的機會也要扼殺呢?至於那些無法出國的青年,在那所謂「開放」的今天,大陸仍然壓制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學校內還在搞什麼思想教育,畢業後還在辦什麼分配工作。放寬一些,讓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所要學的,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他們雖然不能像那些能到外地留學的青年那樣幸運,但總可以多一番發展自己所長的機會。

去年九月,我在北京遇見方勵之。在閒談中,我提到我曾為文抨擊那因為學運而增加了的思想教育,對大陸青年的知識增長又再加以約束。他問:要是不壓制知識呢,你就不支持民主改革了?我回答說:我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從來不相信有能力改造社會,但如果涉及到學生的知識問題,站起來說幾句話倒是我的職責。

魯迅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裡說過這樣的話:要救救孩子。但我覺得,中國大陸的孩子不用救;不扼殺他們應有或可能有的機會,也就好了。


二○○○年後記

此文是十二年多前發表的。今天,中國青年求學的機會,有了很大的改進。十二年不是一個短時期,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改進的速度還是令人欣賞的。要改進的地方仍多,但我們今天有理由比較樂觀一點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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