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評九七博覽會

最近一些朋友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在一九九七那一年，香港舉辦一個國際性的博覽會，來協助一國兩制的過渡。建議提出後，好評如潮！這把我嚇了一跳：分明是劣著，為什麼會有那樣多人讚賞呢？舉手不回真君子，九七博覽的支持者想清楚了沒有？

在《三國演義》中，孔明提出了天時、地利、人和的重要性。一九九七年在香港辦博覽會，卻犯了這三者的大忌：天時不合，地利欠佳，人和難就。那也是說，要搞博覽會，我們不容易想到更不對頭的情況了。且讓我一一道來。


先從地利說起

香港不是一個辦博覽會的理想地方。香港不是，紐約不是，芝加哥不是，東京不是，倫敦不是，巴黎也不是。凡是人煙稠密，生意滔滔的名城都不適宜搞博覽，而遊客多的名城更不適宜。作為一個名城，香港不僅人煙稠密，生意滔滔，而且歷年來的遊客數量是世界之冠。那是說，香港是不適宜於辦博覽的地方了。

生意滔滔而又遊客眾多的大都市不宜搞博覽，有兩個很簡單的理由。第一，辦博覽的成本很大，但其主要收益不是直接得自博覽會的本身，而是博覽會給其它行業帶來間接的利益。以香港而言，除了以往的三幾次低潮外，酒店及一般商店的生意客似雲來，難以容納短暫生意的大幅度上升。這樣，博覽可以帶來的利益就有一部分被荒廢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在一九九七那一年，香港沒有博覽就會生意蕭條，遊客寥寥。

第二個理由是，在博覽會舉行之後的幾年，外來的遊客數字會下降得很厲害。外國人到香港來，不是按時報到的；他們來了一次就要隔好幾年才會考慮再來。滿地可，西雅圖，溫哥華等城市的「博覽」經驗是前車可鑒。兩年前溫哥華舉行博覽之後，食物館的生意一落千丈。最近之有起色，不是因為博覽的後遺症不嚴重，而是因為香港移民加拿大的「航天員」及探路者，將所有飛往美洲北部的機票都訂滿了。

酒店、食店、零售店等營業額的急升速降，是博覽會的必然效果。這樣的波動可以考慮，但生意急升時所賺取及給城市賣廣告所得的利益，要足以彌補速降時的損失才化算。這種彌補在普通的情況下也不容易，而在一個本是生意興隆、遊客眾多而又無需自我介紹的名城中，更無法辦到。

當然，博覽會是不應在那些籍籍無名、連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城市中舉辦。沒有遊客願意去的地方，血本無歸是肯定的。最適宜辦博覽會的地方，是這樣的一些城市：自己認為本市大有前途，藉博覽會來賣廣告，向世界大事宣傳，可收有利之效；或者是當地經濟一片蕭條，失業人多，酒店空空如也；這樣，在博覽期中的遊客急增所帶來的間接利益，就足以彌補遊客速減後的損失。急升的利益大因為失業人數或空置的資源多；速降的損失小因為不辦博覽也是生意不景的了。

香港跟以上所說的情況相去甚遠，所以在地利上就談不上。


九七天時不利也

我不是說一九九七年在香港辦博覽會，外來遊客不會激增。正相反，由於九七這個富有傳奇性的歷史階段，在那時辦博覽會，遊客激增是必然的。就算是九七年香港沒有博覽會，我也可以肯定該年香港遊客數量會上升。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因此，辦博覽會的「爆棚」之盛，所帶來的利益不大，但跟著而來的幾年，市場虧損就會特別厲害了。

更重要的是，香港是靠外來遊客及外貿而生存，而其依賴性，在比重上比任何名城更大。九七博覽後的遊客速減，會反映在香港市民收入的數字上。這樣一來，北京就啞子吃黃連了：博覽後香港的經濟不景，一般人會歸咎在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帳上！

隨之而來的無可避免的世界輿論，更令人頭痛。試想，一九九七的一、二年後，不管香港辦博覽與否，外間的新聞界必然到香港來調查經濟，看看那所謂「一國兩制」搞得怎樣了。這樣有新聞性的新聞，他們怎會放過？我們不能推斷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影響會怎麼樣，但博覽之後的遊客速減的經濟效果，卻不難推斷。如此一來，外間的輿論就不免捕風捉影，大事渲染，說得有聲有色。這樣，外資對香港、對中國大陸會怎樣看？


連人和也沒有

九七過渡，越靜越好。以博覽會來「分心」，不免顯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要是有信心，何必搞這像大宴會似的博覽「聚集」？無論北京對香港的善意如何（我不懷疑這善意），香港總有些人會把博覽說成是「最後的晚餐」。更重要的，就是到了一九九七，已經移民他國而又為數眾多的人，會因為博覽會而回到香港來看一看的。他們的離鄉別井既然是起於九七問題，而在外地又有了根，再到香港一遊是不會大聲讚好的。對這些人來說，舊地重臨雖然不一定會幸災樂禍，但總會有一點懷舊，一點哀傷。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可能覺得博覽會是最後的聚會，在意興闌珊之下，心有不甘的就不免借題發揮了。

記者，尤其是外國的記者，當然不會放棄訪問這些人的機會。我想到很多記者會問的問題，也想到很多可能的答案，但卻想不到有什麼可能的問題，和什麼可能的答案，對香港是有利的。


結論

想不到，我這個對共產政制抨擊得那樣厲害的人，對九七的過渡竟然比那些大唱高調的有信心得多。中國大陸在改進，而這改進是會繼續的。我說過很多次：中國大陸的前途是香港的前途。大陸只要能繼續改進，香港的經濟不成問題，九七過渡不需要博覽會的協助。要是大陸萬一走回頭路，香港萬事皆休，搞博覽不會創造奇跡。

九七博覽成事不足，敗事卻可以有餘！應該是安寧的過渡，何必無端端地掀起風波？依我之見，九七博覽這一著棋，寧可不作「君子」也要「回手」的了。


二○○三年後記

上海於二○一○年搞世界博覽我是贊成的。那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以人煙稠密的大都會搞博覽的可取例子。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大有看頭，而二○一○是經濟改革三十週年，總要向世界大賣一次廣告，表演一下。我衷心希望，到時不會有什麼恐怖事件，或什麼非典型肺炎之類的疫症。

斯言快哉！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的評論員發表了《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二月一日，北京的《瞭望》雜誌發表了《進一步解放思想》。到了二月七日，趙紫陽在《人民日報》上，重複地用上三星期前該報評論員所用的標題——《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再加闡釋及加重論調。雖然標題還脫不了「解放」二字，而文字內容也頗為含蓄，以增加生產的需要來鼓吹思想解放的重要，但我認為這些文字是象徵著中國大陸在思想「改革」那方面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我衷心希望將來的歷史學者會同意我今天的推斷。

在這一次的「進一步」中，最令我注意的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工人日報》的《每週論壇》，一位名為楊宜的作者，以《關鍵要有思想自由》為題，大膽地寫下這樣的話：「思想自由本應是每個人天賦的權利，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中最基本、最起碼的自由。如果連思想自由都沒有保障的話，很難設想個人還能擁有什麼別的自由。」斯言也，可謂快哉！


天賦權利為何重要

作為一個對中國大陸的動向關注了多年的人，我當然不會見到一些比較開放的言論就欣喜若狂的。但楊宜在《工人日報》用上了「天賦」、「最基本」、「最起碼」等字眼，卻不能輕視。他那幾句話使我想起傑斐遜（T.Jefferson）在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宣言》中所寫的金石名言：「我們堅持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蒼使他們有一些不可被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傑斐遜這幾句話，被後人認為是現代民主哲學的最先而又最重要的基礎。傑氏聰明絕頂，深不可測。他所說的「不言自明」（self evident），似乎是「難以詳盡解釋」的托辭。後來不少學者在「天生」、「上蒼」及「平等」的意義上作了很詳盡的闡釋。

「天生」或「上蒼」的闡釋，大家都沒有異議。這是指「最基本」、「最起碼」的權利，亦即楊宜所說的「天賦」權利了。但對平等（equal）的闡釋，則遠為複雜。傑斐遜當然不可能指的是收入或享受的平等。他很明白人生下來就有不平等的天賦：無論是智力、體力、幹勁、相貌，人是不平等的。又因為天賦的不同而導致不同的收入，人的資產擁有也不會平等。後來米爾（J.S.Mill），海耶克（F.Hayek），佛利民（M.Friedman）等人的結論是：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權利」不是指產權，而是指某些基本的、起碼的天賦權利。這點極其重要。

人本身就是一種資產，天生下來就不是平等的，而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制度能將之「平等化」。另一方面，社會若要進步，可取的制度是能使不同的人各展所長。假若有一種制度，將人們的收入或財產平等化，那麼社會的成員就沒有意圖各展所長了。這一個淺顯的道理，在共產中國狂熱的口號及鬥爭的壓制下，竟然埋沒了幾十年，效果如何有目共睹；而在共產制度中，等級特權所引起的享受不平等，比那所謂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厲害得多。

重要的問題來了。要使社會的成員各展所長，他們可以獲得不平等的收入的權利一定要有保障；而這個保障，應基於人與人之間的某些權利是平等的。例如，假若自我發展所長（或追求幸福）的權利不是人人平等，那麼人與人之間，就可以以高壓來約束平民的發展機會，以致民不聊生。這是共產政制的經驗。昔日中國大陸的階級鬥爭，不堪回首！現在是大有改進了，但家長式的壓制仍然觸目皆是。

傑斐遜所倡導的民主體制，比現在香港高唱民主的論調高明得多了。他的民主出發點與投票選舉相去甚遠：天賦的生命與追求幸福的自由權利，人人平等，是傑氏的民主重心所在。後來這些所謂基本的、起碼的天賦權利的平等，被闡釋、演變為「機會平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投票選舉的目的，無非是要維護這些基本權利的平等。很不幸，投票選舉不一定可以維護這些權利的。


人權與產權的重要劃分

人的某些基本權利要平等，才能使民眾各展所長。這一點，所有研究「民主」的學者都同意。但基本的權利應該是些什麼，他們卻說得不很清楚。我自己近幾年來的研究所得，就是產權與人權應有清楚的劃分：與產權無關的權利是人權，而這些人權可算是基本的而又應該是人人平等的權利。打家劫舍是一種「自由」，也是「追求幸福」，但卻觸犯了他人的產權，所以打劫的權利就算不上是人權了。

與其問，什麼是人權？我們應該問，什麼是產權？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產權的定義是很清楚的；先將產權歸納，餘下來的便是人權，應該被作為是天賦的、人人平等的基本權利。

凡是可以用作生產而增加收入的數據或要素，都是資產。在多人競爭使用資產的社會中，這些資產的權利就變作產權。不能用作生產的權利，或可以用作生產但沒有人競爭的權利，就不是產權了。例如，自由選擇的權利，不是產權；發憤圖強的權利，也不是產權。思想可以協助生產，但不觸犯他人的思想或言論，也不是產權。這些非產權的權利是人權，可以被看為是天賦的、基本的權利。

從基本的人權那方面看，平等與自由是同一回事。沒有人競爭的非生產的權利，或不觸犯他人的權利，是不需要約束的。不需要約束，這些權利的自由就可以無限了。假若每個人都有這些不需要約束的人權，那麼他們在這些權利上都一定是平等之極——不平等是難以想像的。


結論

在關於人權、民主、自由等觀點上，中國起碼比美國落後了二百年！這也難怪。自古君主專政，跟著兵荒馬亂，弱肉強食；到了毛澤東時代，人的權利就變成笑話了。說什麼正確思想，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就簡直是將人當作蔬菜；人的尊嚴更談不上了。一個連思考也不准思考的社會，就是馬克思地下有知，也應該淚下如雨！

所以，讀到楊宜在《工人日報》的那幾句話時，我不禁喝采！在今天一日千里的改革過渡期中，中國大陸的民眾首先要爭取的不應該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民主自由，更不是什麼「差額選舉」。他們首先要爭取的，是人的基本權利。

再談稿費

大約兩年前，我在信報發表了《稿費之謎》，指出香港的報章雜誌的稿費低得離譜，使一些頗具才華的作家難以靠筆桿餬口。該文發表後，反響奇佳。不過，自己對多種不同市場研究了幾十年，對於這個幾乎是「有市無價」的文章市場竟然作不出較有份量旳解釋，未免耿耿於懷。據一般的報道，近一兩年來香港的稿酬是提升了，但職業作者之中有些還未有資格只拿著身份證到銀行去借幾千塊錢。辱之為甚，其可「更」乎？

近幾個月來，不僅香港的刊物增加了，而台灣方面「解禁」後也同樣增加了文章的需求。有不少寫作的人對「稿費之謎」又再產生興趣，希望我能為此再多寫一篇。我對香港的文章市場是大感興趣的（凡是難以解釋的市場現象，我都有興趣），既然自己解釋不了，只好妄加推論，若能引起一些識者提供一點寶貴的意見，也是好的。


先從一些事實說起

雖然香港的文章市場令人難以明白，但有關這市場的一些事實，卻很明顯，而又易為眾所認同的。茲舉出十種事實如下：

（一）有一些香港的作者——例如金庸、林行止、倪匡等——是靠筆桿而獲得甚為可觀之收入的。但這些人不過一掌之數。例外不談，照常理而論，下過深入調查研究的文章，稿酬應該較高。但一般而言，在香港，以較大的投資來寫文章，稿費的增加得不償失。

（二）每月能獲稿酬三萬港元左右的作者，也有幾個，但他們每天的文字產量大得驚人！這些作者是近乎天才了，但因為無可避免地粗製濫造，文章的質量就大打折扣。雖然我們不能肯定這些天才，假如每天只寫幾百字，就必然產出上好文章，但市場不鼓勵「慢寫」，卻是事實。

（三）可以單靠寫作維生的——月入一、二萬港元的——大約有三數十人。這些人每天要寫三、四個專欄，也算是准天才了。他們的「缺點」是：下筆還不夠快！

（四）有很多作者——人數在一、二百之間——不是單靠稿費維生的。他們當中有才華令人佩服的，若在美國或日本，同樣才華，大可以寫作為專業而得到可觀的收入。但在香港，他們就不敢冒險而為了。

（五）有一些作者，是沒有稿酬也樂於過一下發表文章的癮。因此，象徵式的稿費——每千字幾十元——有的是。文章多非上品，但也不一定是低劣的。也難怪一位報章老闆對一般低稿費的解釋是：即使稿酬低，供應稿件的仍大不乏人。

（六）很多作者——可能十之七、八——認為刊物的讀者是多是少，關係重大。讀者多的刊物，他們願意「減價」，而讀者少的就要大講稿費了。所以未「成名」又未暢銷的刊物，要奇兵突出，在香港不容易。

（七）香港的學院，對教師升級時的文章衡量準則，多計量而少計質。在《九十年代》、《信報月刊》、《明報月刊》等刊物發表的文章，也大可以計在學術發表之內。我不敢低估這些刊物的價值，但在歐美，發表於大眾刊物上的文章，因為不夠「專」，大學的教師一般都不敢把這種文章放進自己的資歷表內的。香港學者在大眾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比重，遠超我所知的其它地方。雖然這些「講師」作品不一定有市場價值，但由於講師可以藉此而向大學交代，他們對稿酬就往往不斤斤計較了。

（八）以一個城市而論，香港的報章及雜誌之多，應該是世界之冠！另一方面，能獲利豐厚的中文刊物，在香港不多見。賺錢的可以賺很多，而虧本的也虧得驚人，以至有兩極分化的現象。但因為有大錢可賺的例子，前仆後繼的報章雜誌數量，也是超人一等。

（九）香港人的生活永平，是近於先進國家的了。閱讀刊物的主要費用，不是刊物的價格而是閱讀時間的機會成本。香港人的時間越來越寶貴，所以閱讀的費用越來越高。高的閱讀費用——尤其是專業人士的——當然認為要有高水平的刊物才值得閱讀。

（十）香港的中文刊物的水平，比起日本、歐美及甚至台灣的刊物，相去頗遠。這不是有意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香港刊物的稿酬或記者的薪酬成本低。不多作調查研究而又要每小時寫一千字以上的文章，就是蘇東坡復生也無可奈可。事實上，考慮到文字成本之低，香港有幾份中文刊物算是好得出奇了。


低稿酬的經濟理論

以上提出的十種事實，大致上是對的吧。對低稿酬這個現象作解釋，一個重要衡量的準則，是有關的現象不能與理論的解釋在邏輯上有矛盾或衝突。在科學方法論上，除了要解釋或推測現象的發生，理論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將有關而不同的事實安排各適其適，既沒有衝突，也沒有插不進去的與之有關的事實。那是說，理論好比一個特別鏡頭看世界，看得矛盾百出，就要換鏡頭了；一個把事實看得並無衝突的鏡頭，不一定是對的理論，但卻是有用的理論中的一個必有的特色。

對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一個處理的辦法是，先將幾個或多個有關的事實羅列，然後試以砌畫塊的辦法將它們砌成一張可以被接受的全圖。這並非以事實來解釋事實，而是以事實協助理論的啟發。用上述的比喻來說就是：把事實羅列了，然後通過特定的鏡頭將事實安排，是個探索理論的法門。

以低稿費的現象為例，一個理論解釋，是香港的讀者根本沒有高成本文章的需求。這也是那所謂「香港沒有文化」的觀點了。但香港的專業人士眾多，閱讀時間寶貴，而香港多量刊物的總成本並不後人。另一方面，在香港，求知若渴的人多的是！不管「文化」是何方神聖，香港為什麼沒有較高成本的文字呢？

或者說，香港既然有學院講師以及要過一下發表癮的人，可以不論稿費，所以稿費就低下了。這也是「同樣低稿費，但供應文章的大不乏人」的觀點。不過，不計較稿酬是一回事，出版者競爭取稿卻是另一回事。稿費（或任何價格）不是由「斤斤計較」來決定的。文章不值錢，斤斤計較毫無用處；作者被競爭需求，可觀的稿酬是用不著作者開口的。「你不寫有人寫」的觀點，是在「量」與「質」上有了混淆。香港作者雖多，但因為稿酬低，大有心思而又可讀性高的文章並不多見。

又或者說，香港作者的文字水平低，要寫好文章也寫不出來。香港學生的文字水平大有問題是事實，但大有才華的作家卻也不少。能在一小時內寫二千字以上的大有人在，而寫「怪論」的人又何嘗不是准天才了。香港顯然不是沒有作者寫得出好文章，但很多可以寫得好文章的作者，卻因為稿酬低下而被迫以「行貨」交差，或索性不寫。

如此這般的理論或假說，我可以一下子再舉十個八個，但要與事實沒有矛盾的就不容易了；這是兩年前我寫《稿費之謎》的原因。思前想後，我認為與事實沒有衝突的，是一個比較大膽的假說。那就是，香港從來沒有一個中文出版商，曾經重下成本與市場賭一手，搞一份高水平而又可讀性高的刊物。這不是說沒有人在出版上下過大注，而是沒有人下大注向高水平那方面進軍。這也是說，搞出版的人低估了香港人的時間價值及他們對知識的需求。

且讓我用幾個外地的例子來說明我指的是什麼刊物。有一份大有名望的美國雜誌（一下子記不起名字，可能是《商業週刊》），在香港長駐一外籍記者——每年費用應是港幣數十萬元了。這位記者有一次找我，作兩小時的訪問，後來該雜誌有兩句提及我，該記者就高興萬分，把這「兩句」帶來給我看。我問她在香港工作，不斷寫稿，每年刊登出來的有多少。她說不過是她寫的十分之一，但也覺得很稱職了。

美國《財富》雜誌的一位編輯告訴我，他們很多時分五組人，搜羅資料作五個不同的封面專題，但能被採用的只是其中一個！台灣的《天下雜誌》，一個記者的月薪萬多港元，但只貢獻二、三千字。日本有三份暢銷的經濟雜誌，每期的文字成本起碼在港幣二百萬元以上。在歐美的很多刊物，僱用文字編輯，將作者的文章大事修改，與作者反覆切磋，務求通暢可讀。諸如此類的例子，在香港的中文刊物中我們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

當然，香港的文章市場不及外地的那樣廣大，但外地有不少銷量很少的刊物，其文字成本也遠超香港大名鼎鼎的中文刊物的。另一方面，香港英語的《遠東經濟評論》，在香港只發行九千本（在遠東一帶二萬多本），按字數計算，其文字成本卻高過任何中文刊物十多倍。但《遠東》的盈利卻比任何中文雜誌高得多。

以香港中文刊物沒有嘗試過用高出現在成本好幾倍的文字跟市場賭一手作假說，來解釋香港的低稿費現象，是指市場的判斷有錯誤的經濟理論了。這樣的理論由一個專於價格原理及極力主張自由市場的人提出來，可算膽大包天，難以置信。但在短期內我能想到的，就只有這一個「沒有出版商敢嘗試」的假說，與我所羅列的十個事實，半點衝突也沒有。

這就引起一個有挑戰性的問題：要將這個假說付諸考證，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在香港試辦高水平文字成本的中文刊物。要是這種刊物虧本而倒閉（一份刊物倒閉不足以為證，可能經營不得其法，但好幾份也倒閉就無話可說了），那麼這個假說就是錯了的。但如果一份高成本的中文刊物賺了錢（賺少錢還不足以為證，要賺得大有可觀才足夠），這假說就有點份量。

理論是，高文字成本的刊物之所以能賺錢，是因為專業人士的時間寶貴，若能爭取到這些讀者，廣告商就會跟著重視——外地的經驗是支持這觀點的。在競爭下，很多其它刊物就站不住腳。刊物的數量會減少，但有份量而又可讀的刊物會增加。作者稿酬的高下也會比現在有較大的差別。這樣，上佳的作者或記者，可以每天寫三幾百字而安居樂業了。

有誰敢在香港的中文刊物市場上下賭注？虧本可不能怨我！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時，香港的出版商有以重資搞刊物的趨勢，而過了不久，稿費也開始明顯地上升了。以重資搞刊物有成功的例子，但多有破產的。成功顯然需要很大的資金。這幾年來國內的稿費急升。那裡的市場很大，文章有價，靠筆桿為生計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大家齊來「撈一把」

不久前去世的中共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臨別贈言，於去年十二月作了一次關於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講話，主要的內容，是抨擊大陸機構近幾年來爭著到香港來「撈一把」，搞亂了經濟，損害了大局的利益。他的措辭生動精彩：

「（共產）黨的開放政策是正確的。但內地一些到香港經商的行號以至個人，相當混亂，在外貿的規劃之下，搶去原來在香港經營的企業貨源，自相『殘殺』，致使產品價格下跌。這種不顧大局，只顧眼前利益的『撈一把』，是不合黨和國家政策的。成為問題的『水貨』也是『撈一把』的具體做法。還有一些從內地出來的公司，甚至在港英那裡互相告狀，打起官司來，這難道不是在損害國格？」

許氏這裡的經濟觀點，既不是馬克思的傳統，也和現代經濟學扯不上關係。那是一門少見的特權經濟學的觀點，代表著特權利益的維護與自由市場之爭，正好反映出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癥結所在。

自從一九八五年深圳發生了那所謂「菜農事件」之後，我就想在這重要特權貿易的問題上下筆，但因資料收集不全而未果。現在許氏既然將特權貿易的維護一般性地提出來了，那我就不妨一般性地加以分析。


特權與開放衝突的大略

一九七九年之前，中國大陸還未搞承包責任制，更談不上私營或獨立的機構了。在那時，大陸雖然閉關自守，但外匯還是需要的。於是，貨品的對外貿易就全部由「國家」操縱，以非私營的特權組織與香港的「愛國」商人成交，久而久之，這些港商就有了一種與大陸貿易的特權，也就是專利權了。而所有外幣與人民幣的兌換，或外幣的內匯，要經過中國銀行的機構——這銀行也就壟斷了大陸的外匯交易。

一九七九年以後，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使不少外資與外商對大陸有興趣；外貿與日俱增。但以外幣跟大陸購物還是要經中國銀行，議價還是以官價匯率為依歸，而與大陸有多年良好關係的港商，大致上還能維護他們歷來的專利。過了不久，新興的「皮包公司」與國內較有獨立性的單位，力爭上游，但焦頭爛額的例子卻數之不盡。另一方面，開放導致了不少新的產品貿易，但有利可圖的，往往要以「愛國」為大前提，所以「愛國」的人越來越多，而新的產品又促成了新的特權。北京當局也樂於以利益之惠搞統戰，而高干和高干子弟也就從以往的「後門」轉到貪污的途徑上了。

一九八四年有一個重要的新發展：人民幣對外幣的官價匯率與黑市匯率迅速地分離，以致二者相差達一倍以上。在這個情況下，用官價匯率跟大陸做生意，就好比廣東人所說的「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於是，水貨就紛紛湧現於香港了。所謂「水貨」，就是跟大陸購物的人用直接或間接的辦法以黑市匯率成交所得的貨物。這些辦法，包括以黑市兌換人民幣結帳；或在大陸賣貨，以所得的人民幣購物；或以外幣成交但用各種辦法使大陸的賣方能多獲外幣；或以貨換貨的辦法成交。總之這些直接或間接的辦法，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令人歎為觀止。這也反映了這一事實：市場只不過開放一小半就大顯神通了。我當時不免為之喝采。

「水貨」威不可擋！中藥如當歸、玉桂之類，在香港的售價下降百分之八十——這使南北行的「正規」大陸藥材代理商幾瀕破產。深圳的蔬菜，經新起的港商輸出的，不僅是「平」（便宜），而且「靚」——次貨則由國營機構「正途」運港。而我自己與一群學生於八五年初的（農曆）年宵在街頭賣桔，被水貨殺得片甲不留。香港的「正規」商人大受打擊之外，中國銀行及大陸以往的外貿特權利益，同樣受到損失。這就導致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北京當局將下放了的外貿權力收回成命：從那一天起的兩年間，深圳被弄得奄奄一息。

收回下放了的外貿權力，得益的不僅是某些港商，不僅是中國銀行，而大陸的經貿部、人民銀行及以往的一些特權分子，又再抬起頭來。北京的酒店門庭若市，而廣州及深圳的酒店，卻一蹶不振。外商做生意又要跑到北京去了。這特權的維護，畢竟與開放政策背道而馳，是難以長久地經得起競爭的壓力的。要圖利的人，應付的方式層出不窮；而較有辦法的大陸單位，就索性到香港自立門戶。近兩年多來，大陸在香港所設立的大大小小的公司，數以百計；而大陸在香港下注的資本，據說要比所有投注於大陸的外資總數還要多。香港命不該絕，但這也引起上文所述的許滌新的「特權理論」。


大家「撈一把」對社會的貢獻

近幾年來，關於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言論中，有一個老生常談的觀念：為國創匯是重要的。這觀點有好幾點謬誤，而其中兩點與維護特權是有關的：第一，他們所指的創匯，只不過是特權機構或政府的直接外匯收益，其它經營機構直接或間接地所賺取的，卻不被重視或甚至忽略了。第二，在貿易的競爭中，大陸一般民眾所獲得的利益，也被特權分子視若無睹。

要以實例來解釋這個創匯的謬誤，最適當的例子應是三年前的「菜農事件」了。在那時，深圳的菜農與一些新入行的港商，違反了議訂的規限，見有利可圖就「過量」地耕種，將蔬菜「過量」輸港。這使得香港的蔬菜市價暴跌，而在需求彈性不足的情況下，大陸從蔬菜出口所獲的外匯是下降了的。跟著，一向獲得特權利益的香港菜商理直氣壯地反對，贏得北京的支持：深圳菜農要約束生產，而租與新起的港商的農地就不打算再續約了。

然而，從經濟的角度看，深圳之所以多用農地種菜，是因為種菜會比耕作其它產品的收益為高——即使菜價暴跌也是較為有利可圖。若農地不種菜而被逼轉作其它農作用途，那麼同樣或類似的農地，在邊際上的生產收益，菜地一定會比非菜地的為高。如此一來，總農地的生產收益就一定有所不逮：農作物如要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值，同樣農地用作不同操作時，其邊際上的收益應是相等的；而在自由市場上的自由選擇中，這樣的效果是必然的。這是經濟學上有名的「邊際生產理論」的第一課。

禁止或硬性地減少菜地，菜的總市值與外匯可能增加，但菜地之外的其它農地收益就一定減少了，而前者的增值決不足以彌補後者的損失。假若深圳的農民能自由「選」種，自由外銷，蔬菜的市值下降使外匯的受損，可能不及其它農產品的外匯增加。就算是後者不能彌補前者——其它農產品可能不輸運出口——農地的生產總值也一定會增加的。外匯雖減，人民的生活、儲蓄的能力及投資的意向，都會因為自由「選」種而改進了。

農地如是，其它所有生產資源也如是——人力資源當然不會例外。不管是限制農地、禁止出口、壓制水貨、管制配額、規定批文、約束外匯留成、管制匯率等等，都有類似的、資產使用邊際收益不相等的不良效果。維護特權經濟利益的社會代價，可以高得驚人。


結論

在中國大陸的改革過渡期中，對特權利益的維護，是最大的障礙——這一點，我說過很多次了。這篇文章只不過是指出在外貿上特權的障礙——其它的不在題內。有些特權分子老氣橫秋，高舉四個堅持；但也有些是大好商人，以服務賺錢為己任。問題是，在大陸的體制改革中，很多以往得益者是無可避免地受到損害的，我們不能期望這些人能深明大義，真的以社會、國家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我曾經大膽地建議將一些資產權利乾脆地送與他們，作為取消特權的交換，不過，這比拍賣土地或解除外匯管制更需勇氣了。但若北京真的有勇氣，更好的辦法是乾脆地取消特權。

比較緩慢而可靠的辦法，就是讓市場競爭的壓力逐步將特權削弱。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而大陸的大大小小的單位到香港來「撈一把」，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競爭壓力罷了。至於許滌新認為「內資」在香港打官司是有失國格，無非是說他自己根本不知法治為何物，令人尷尬。

近半年來，因為台幣升值及蔣經國的「探親」政策，不少台灣的「好利之徒」也跑到香港來「撈一把」。這是香港之幸，也是中國兩岸之幸。有朝一日，若台灣的商人與大陸的單位在香港打上官司的話，那麼，時代的進步就更為肯定了。到那時，香港的法庭總不會沒出息地看風判案的吧。


二○○三年後記

「水貨」有兩種定義。其一是非正規代理的商人進口外國貨，例如進口日本攝影機，在香港的售價比代理商的為低。其二是本文所說的、以黑市匯率進口的「低價」大陸產品。前者今天還有所聞，但後者則因為黑市、灰市、白市的人民幣匯率沒有多大分別，去如黃鶴矣。特權利益也相應下跌，只在幾個重要的國營行業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