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佛利民

按：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佛利民在香港演藝學院的歌劇院作演說，聽眾一千七百人。本文是該晚介紹佛氏的中譯講詞。



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艾麗斯的世界中：他們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來的地方。作為其中之一人，我當時照例工作至深夜。

一天，已是凌晨，我帶著疲倦之身躺在床上，無意間見到隔鄰大廈的頂樓，有一個房間的燈光還在亮著。此後很多個深夜我也見到這孤寂的燈光。後來我知道那光是從佛利民的書房透出來的，就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超級明星的教授，竟然會比一個籍籍無名的新入行的人還用功。

對了，在半個世紀中，這個人求知若渴，不獲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是因為這種毫不鬆懈的精神與天才的結合，才造成了我們今天晚上要為之致敬的佛利民。

米爾頓·佛利民的維護私營企業與個人自由的形象，在我們之間，早已有口皆碑，而這個形像已傳播到世界上偏僻的地方。我認為一個學院的教授能有這樣驚人的感染力，主要的原因可不是他曾經寫過大眾化的文章，而是佛氏的學術著作有一種很特別的本質。

我沒有資格評論佛利民在初出道時對統計學所作出過的貢獻，但當我在一九六二年初讀到他的《消費函數理論》時，仿如觸電，驚覺到經濟學是一門以事實驗證的科學。這本書是理論與事實結合的神來之筆，追隨著亨利·舒爾茲（H.Schultz）與歐文·費沙（I.Fisher）的偉大傳統，而又創造了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的高水平。如果稍為誇張一點的話，我們可以說，假若沒有像這本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論文，經濟學可能不會在一九六九年被選為足以頒發諾貝爾獎的科學。

一個人能例行公事地超越傳統的智慧來開發新的辯論，應該是上蒼特別賜與的才能吧。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一篇在一九五三年發表的關於《正面經濟》的文章，觸發了一個持續了十多年的方法論大辯論。到了今天，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第一課，教授們都愛講述可以被推翻的假說的意義了。

一九四九年所發表的《馬歇爾需求曲線》，原是一篇關於經濟思想史的文章，但卻啟發了經濟學者對一般均衡理論有較深入的認識，也帶來了無數的關於搾取消費者盈餘的價格行為的研究。

一些關於供應的課堂講義，不僅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成本的概念，甚至使「追求利潤」這個假設失卻了意義。一九五三年發表的闡釋浮動匯率的文章，間接地促成了二十年後布列頓森林制度的崩潰。

今天，工商管理學院對它們比較新的而又在市場大有價值的財務學感到很驕傲；但假若沒有佛利民在一九四八年與沙維治（J.Savage）合著的《風險選擇的功用分析》，這門財務學恐怕不會創立吧。一九六八年發表的《失業的自然率》，成為近十多年來「理性預期」理論的中流砥柱，造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勇敢新世界。當然，那一九五六年的幣量理論的《另說》，是貨幣理論「反革命」的基本文獻，而這個衝擊，到下一個世紀還會有影響的。

佛利民自己曾經說過：一個理論的功用是不能以對或錯來衡量的；理論只能以它解釋現象的能力來衡量。同樣，要是我們評論佛利民的觀點是對還是錯，或思想是否創新，那實在是貶低了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他的真正貢獻是啟發，是開導，是火花，是電擊。他不徵求我們的同意，卻逼使我們一想再想那些一向被認為是老生常談而不必費心的事。因此，佛利民的著作永遠都要比他文字所能表達的意義大得多；凡是他接觸過的題材，我們就要轉到在不同的光下看。

我們或者可以說，馬歇爾是一個較偉大的理論天才，或說李嘉圖是一個更驚人的模型建造者，或說史密斯是一個較有深度的哲學家。但說到挑戰與更改一個成見的本領，佛利民卻是無出其右的。這一點，我認為是這個人的「斤兩」所在。

對墨守成規的思想改變，有如斯巨力，就是街上的人也避不了他的感染。好幾次，佛氏對我說，他對政府的經濟政策半點影響力也沒有。他是太客氣了。從美國到英國到法國到紐西蘭到日本到台灣——而現在又到了中國大陸——他的自由觀點使鐘鼓齊鳴。假若我們要說，本世紀開頭的三分之二是馬克思及凱恩斯的世界，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後來的三分之一是屬於佛利民的。

讓我將個人的賞心樂事與大家分享：近幾年來我收到很多中國大陸的青年的信，都表明他們對佛利民的思想有所認識。假若這真的是顯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那麼在一九九七之後香港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如下的事情可能是人類命運的寫照：毛澤東只需三個月就將中國所有的農村改為人民公社，但像佛利民那樣才高八斗的經濟學者，加上他無數學生與同事的協助，竟然需要三十年才能更改一個信念——而具這個信念僅是基於空泛之辭。

這個長久等待的代價，雖然龐大之極，但還是值得的。這是因為一個等了很久才冒出來的真理，有屹立不倒的能耐。這正如佛利民和他太太在《自由選擇》的《前言》中所說：「假若一個人一夜之間被說服——或在十個『一小時』的晚上被說服——他不是真正被說服的。他可能在另一個晚上，被一個觀點相反的人改變了。唯一能說服你的人是你自己。你空閒時必須將問題放在腦子裡轉來轉去，考慮到很多論點，讓它們慢慢地蒸煮，經過一段長時期之後，才將你要選擇的確定下來。」

是的，我們相信佛利民，不是因為他要我們相信（他從來沒有提出這個要求），也不是因為他不斷地闡釋（他確是這樣做），而是因為時間與經驗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覺得他的觀點是對的。

我有好些中國朋友曾墨守成規地背誦馬克思與毛澤東的格言。現在，這些朋友對佛利民的觀點開始辯論了。中國的希望——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希望——是這樣的辯論能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