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智仁（一～三）

（一）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師。這個師生關係，經濟學行內很多人都知道。較少人知道的是，我沒有正式選修過他的課。我是他的旁聽生，重複又重複地旁聽了五個學期。這個師生關係的發展很有意思，我試把它寫出來，希望後學的人能知道某一種教與學的方法是怎樣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繫在國際上不見經傳，但於今回顧，那時其實是如日中天。赫舒拉發（J.Hirshleifer）、普納（K.Brunner）、艾智仁當時都任職該校，是他們的全盛時期，鋒芒畢露，不過，我離開加大之後他們才真正舉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讀的好幾位同學也是高人一等。當時我不知道，後來我到了芝加哥大學任職，見到那裡有口皆碑的「明星」學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這些舊同學都大有建樹。

我是一九五九年進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讀商科，但過了一個學期就轉攻經濟。在經濟繫上了幾天課，就聽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學談及艾智仁的事。他們對艾氏肅然起敬，說他如何高深莫測。艾氏當時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園走動，我沒有機會見到他。然而，關於他的超凡本領，我時有所聞。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閒談，說到艾智仁時，我提起聽來的有關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領，他笑笑說：「沒有如此厲害吧，起碼他自己不會同意。但他可能是當世最優秀的價格理論家。」我從小沒有偶像，對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對我有很特別的吸引力，聽到艾智仁有如天馬行空，心焉嚮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課。

我是六一年進入研究院的；那時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學作客座教授。於是，我的價格理論跟一位從哈佛來的教授（R.E.Baldwin）選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Miller）在課室裡談到知名度的問題，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說：「目前只有行內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領，但成名應該是遲早的事。」言猶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遜（P.A.Samuelson）到加大演說，聽眾濟濟一堂。某學生提出一個問題，森氏回答說：「且讓我教你一些價格理論……」他說著馬上停下來張目四顧，改口說：「啊，我說錯了，在你們這個地方我怎敢教價格理論呢？」全室大笑！大家東張西望，要找一個人。那時艾智仁在史丹福，而在座聽眾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麼與誰。

選修過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獲碩士後，尚要選修的主要科不多，旁聽就成了習慣。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重心所在，我當然特別關心。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我旁聽的主要對象是赫舒拉發。後者畢業於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價格理論中他專研投資理論，近二十年來舉世商學院大行其道的「財務學」，赫氏是開山鼻祖。（我也旁聽過赫氏五個學期，與他的師生關係也有不少可寫之處，這是題外話。）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變動對需求的影響，一位同學舉手大聲說：「艾智仁說收入是不會影響需求的！」赫氏停下來，把講義推開，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艾智仁為什麼會說這樣愚蠢的話。我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蘭克公司的一個會議上，我遇到艾智仁。那是我第一次遇見他。在研討中，艾智仁提出一個觀點，愚蠢得難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認為他錯了。很多人向他解釋，但他老是不明白，堅持己見。我想，這個人真是蠢得可憐。過了好一會，我見他耽擱時間，就親自向他解釋為什麼他是錯了。殊不知說到一半，我突然發覺所有人都錯，只有他才是對的。」

後來有機會與赫舒拉發談起思想的問題，我好奇地問：「你與艾智仁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廣博，他的範圍比較狹窄，但如無底深潭。」於今想來，這是識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話。

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所知道的有關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認為他不會像傳說中那樣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聽到艾氏的課是難得的際遇。我碩士的成績好，本來打算轉到芝加哥大學去，拜師於佛利民門下，但聽到艾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來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試的，但因為要先上艾氏的課，要考他出的博士試卷，就改遲了一年。好些同學有意避去艾氏的試題，但有幾位卻像我一樣，明知困難而為之。可以說，在聽艾氏的課之前，我的心理準備是足夠的。


（二）

一九六三年初，我開始旁聽艾智仁的課。他有一條眾人皆知的規例：旁聽生在課堂上不准發問，也不准答話。在大學上課，我是一向不做筆記的，但總帶著張紙，裝模作樣地畫點什麼。艾氏既然連問也不准問，我就索性連紙筆也不帶了，專心聆聽，一早就走進課室，找一個少人注意的角落，靜靜地坐著，如臨大敵。

第一課，課室坐滿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當時整個研究院的學生了，大部分是旁聽生。鈴聲一響，艾智仁進入課室，鴉雀無聲。我細看這個傳奇人物，見他長得高瘦，頭髮有點斑白，領帶打得走了樣，西服陳舊，但還算清潔。他向窗外望，笑了幾下。「哈，這麼多人！我敢打賭，幾星期以後一半的人會不見了。」我想，他是指我們這些旁聽生吧。沒有學生回應。他好像有點尷尬，繼續說：「我從來不備課，沒有講義。從早到晚都在想的問題，天天想，想了那麼多年，是不用準備的吧。講義對我沒有什麼用處；今天寫下來的，明天的想法又有點不同了。」

他從口袋裡拿出兩張殘舊不堪的紙頭，解釋說：「我知道，如果沒有一份作參考用的讀物表，你們就會麻煩我。這兩張讀物表是學生幾年前逼我編出來的。只有這一份，你們影印後要還我。介紹這些讀物只是為了應酬，與我教的不一定有關係，你們可以不讀。」這樣，下課後我和幾位同學就搶著到圖書館去，爭先恐後地找那些讀物，跟著大家君子協定，作誰先讀誰後讀的安排。我們都聽說艾智仁對一般讀物看不上眼，認為沒有什麼值得讀的。如今竟然有此讀物表，秘籍無疑也。

就這樣，他開始講課了。他說：「假若你在一個有很多石頭的海灘上，沒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塊石頭的重量，怎麼辦？」問題提出來後，沒有回應他不會繼續，這是大家預先知道的。正式選修的同學此起彼落地提出各個辦法，但每個辦法都證明不可行。下課的鈴聲響了，一位同學來不及把話說完，艾氏已匆匆離去。這是第一課。

每星期三課，每課五十分鐘，課上都在談量度石頭的重量，都找不到辦法。這樣就花了幾個星期時間。顯然，與經濟學似乎無關的事，同學們都認為其中必定大有玄機。過了不久，每次下課後我和幾位同學就開會討論艾氏在課室上所說過的話，要尋求他所指的是什麼，和有什麼含義。這個課後學生自搞的小組（後來維持了兩年），在不知不覺間，使我們對價格理論的認識、運用，大有所獲。

一位老一輩的，在幾年前上過艾智仁教的統計學課的同學，見我們在「石頭」的問題上打轉時有點心灰意冷，便安慰我們，說艾氏教統計，從頭到尾都在談賭馬，最後大家從賭馬中學得統計學所有的基本概念。賭馬顯然與統計有關，但石頭呢？難道我們要糊里糊塗地在石頭的問題上花一個學期？

第五個星期，艾氏進課室時滿面笑容，欣然自得，問：「你們明白了沒有？」學生反問：「明白什麼？」答曰：「量度石頭重量的困難。」他於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斷的事，是武斷而又有系統地將數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著談到不同量度系統的局限，功用的含義，功用理論運作的基本條件，量度與推斷的關係，客觀與價值觀的區別，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經濟與科學扯不上關係，等等。在五十分鐘內，他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使我聽得呆了。其見解的精闢，其邏輯的緊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識到學問是可以這樣迷人的。

古人說的「學究天人」會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覺。說艾氏學究天人，本來不錯，但他那樣淡然處之，不渲不染，對重點的刻畫揮灑自如，使我覺得他在學問上的深度，我也有機會達到的。從那天起，在敬佩艾氏之餘，我有了自信。假若沒有經過那四個星期去想石頭的如何量度，我不會在五十分鐘之內被艾氏說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對福利經濟很感興趣，下過不少功夫，但從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經濟的問題。

學期很快過去了。艾智仁明顯地錯了一點：他推斷學生人數會減少一半，結果並非如此。選修也好、旁聽也好，到學期結束時，課室還是滿滿的。後來有人說，有我們那個小組坐鎮，或多或少起了一點作用。


（三）

第二個學期，艾智仁一進課室就問：「什麼是貨幣？」這是經濟學幼兒班的問題，任何學生都知道答案。但問題由艾智仁提出，大家都知道課本上的答案不管用，無謂自取其「辱」，所以沒有誰敢回答半句。艾氏把問題重複，到最後，有一位同學終於大膽地反問了：「什麼是貨幣？」

「為什麼馬鈴薯不是貨幣？所有的書本都說馬鈴薯可以是貨幣，但為什麼從來沒有任何社會以馬鈴薯作貨幣呢？」他繼續發問。這一提點，聰明的選修同學們就有很多意見了。其中有幾個表現很不俗的，都讀過史德拉（G.J.Stigler）發表於一九六一年的、關於訊息費用與價格差異的文章（後來史氏因該文而獲諾貝爾獎），所以立刻從馬鈴薯攜帶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問題上談到價格差異的問題。如是者搞了三個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寫寫抹抹，為的是證明貨幣之所以為貨幣，是由於買賣之間的價格差異最小。可惜完滿的答案始終得不到。若干年後，艾氏發表了《什麼是貨幣？》，其答案還是有待商榷的。

艾智仁的教學方法自成一家，要學也學不來。他對課程不整理，講解時沒有大綱，題材與科目不一定有關係，而他提出的問題，連他自己也往往沒有答案。他的本領是提出新的角度來，誘發學生對明顯不過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導下，我們不敢肯定自以為「知道」的，再淺顯的答案我們也要再次地想，一層層地想下去。他教我們不要放過一個術語的任何意義，而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解釋行為。他很隨和，說話不多，對自己不認可的理論或觀點，他很少痛下批評，在課室上只是輕輕擺手，微微一笑，大家便會意了。對他稍為首肯的文章，我們就要跑到圖書館去找。有這樣的感染力，是因為每一成見，經過他提點之後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

艾智仁所提出的問題都很淺白，像小孩子發問一樣。幾年後——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在一個酒會上遇見史德拉。他不知我是誰，在談話中我向他提出一個淺顯的問題，他說：「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艾智仁教出來的人才會問這樣愚蠢的問題！」跟著哈哈大笑，親熱地帶著我介紹給其它的長輩。

在某方面說，艾智仁對學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聽生發問，在辦公室裡往往不接見學生。然而學生們提起他不僅敬重，而且對他很喜愛。這顯然是因為，除了不肯給學生多點時間之外，他與任何學生對話都平起平坐，對每個學生的觀點他都客觀地衡量，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壓」其上。給他有力的分析「戰」敗了的學生，會覺得自己跟艾智仁交過手，縱然慘敗也覺得有所收穫，且有舒適感。任何辯論，他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刻意維護。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誰對誰錯於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學說，他是個做夢者，跟他對話好像是感覺到夢的回應。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個忘我的腦子對話。

在課室上，我只有一次見過艾智仁使一個學生難以下台。他提出一個問題，那學生回答後，他問：「要跟我打賭嗎？」學生說：「我不是賭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對你一元呢，你賭不賭？」「那麼我賭。」「你剛才不是說過你不是賭徒嗎？」學生無言以對。哄堂大笑之後，艾氏抱歉地解釋：「不要說『不賭』那樣的話。我們每個人從早到晚都在下賭注，幾分鐘以後的事沒有人可以肯定，而我們決定做什麼就是一個賭注了。到市場付錢買雞蛋，我們不能肯定雞蛋不是壞的，所以買雞蛋也是下賭注。」話題打開，他又轉到投資與風險的問題上，並且是重要的一課。

當年，史丹福大學有三位極「左」的馬克思理論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邀請了這三位馬氏信徒與艾智仁及兩位學者，在加州海岸的一個小市鎮，一連數天舉行辯論會。我沒有機會在場當聽眾，引以為憾。據說艾氏在那次辯論中一反常態，措辭鋒利，弄得不歡而散。報道有云：艾智仁在會上不放過對方的任何術語，要求他們解釋每一術語的含義，節節進迫，對手實在答不出來，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思想來去無蹤，連大綱也沒有的教學方法，雖然同學們都很欣賞，但當時大家卻認為，這只適宜於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學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這觀點，後來證明是錯了。我離開加大多年後，艾氏轉為專教大學的一年級學生。據說聽課的學生數以百計，站著的也擠得水洩不通，並且，艾氏被年輕的學生選為最佳教授。後來遇到艾智仁，我問及此事，他很開心，津津樂道，說年輕的學生能協助他維持靈活的思考，也使他更能明白教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