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棋說

三年前我寫過一篇《論天才》，文稿失去了，提不起勁再寫。世界上真的是有天才這回事，但天才不等於聰明，是一個不容易解釋的現象。天才有很多種，智力上的天才，最明顯的似乎是表現在數學與下棋那方面。不過數學與下棋的天才在其它事情上可能愚蠢之極，所以我們不應該對這些天才羨慕。可能他們本來並非那樣蠢的，但天天想著深不可測的問題，偏於一方，鑽得太深，上了癮，就對其他事情忽略，甚至變得一無所知了。

數學與下棋的天才有一個共同處：他們在很小的年紀時就高出同輩或成年人不知多少倍，鋒芒畢露，使人驚歎。然而數學與下棋的天才又不一定是同類的：二者可以兼得的例子不多。這些自小超人幾級的天才屢見經傳，例子不用枚舉了。我這裡要談的是下棋的天才。

我少年時下跳棋所向無敵，但這不是天才，因為下跳棋是一個很普通的玩意。也是在那時候，我最喜歡下的是「海陸空」大戰的棋，要有公證人的那一種。這種棋沒有什麼思考可言，只要能夠用水雷幸運地炸中了對手的航空母艦，過癮得哈哈大笑，也就視公證人如貴賓了。我不明白為什麼今天的孩子們，對電子遊戲機比對「海陸空」更有興趣。

我要談的不是上述那些棋，而是象棋。我認為在所有運用思考的玩意中，象棋是最湛深的了。有人會不同意，認為圍棋更為湛深。但我指的不單是中國象棋，而是連國際象棋在內，而後者比前者需要付出的腦力更大得多。我沒有對象棋的歷史作過研究，但很顯然，中國、韓國與國際的象棋有相同之處，而推理的辦法也是類似的。

中國的象棋我是可以應付一下的，而下盲棋與明棋差不到「兩先」，是比較特別的本領了。但我對像棋的興趣不能持久，因為每下一盤所需的時間太長，而與高手對弈後往往難以入睡。至於中國的象棋譜，我最欣賞的是《橘中秘》。我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批評這棋譜。棄子搶先的技巧差不多是它始創的，而這門技巧是中國象棋最獨特之處。當然，《橘中秘》的「漏著」數之不盡，但若沒有這棋譜，我們又怎能整體地欣賞「寧失一子，莫失一先」？

至於中國的高手棋人，胡榮華的天才自成一家。可惜他的巔峰時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留下來的棋局不多。原出香港的楊官璘應該是第二人。其實這位廣東名手的棋風不見突出，卻穩如泰山，而胡榮華則往往不依常規，別開生面。其它的高手，只不過是高手而已，不能令我「觸目驚心」。至於國際象棋呢？美國的費沙前無古人，而更使人佩服的，是他的棋「下」得瀟灑絕倫，達到了藝術的高境界。但費沙是個奇人，脾氣怪得離譜，在巔峰時期突然退出棋壇，使好此道者為之歎惜。國際象棋今天如此盛行，費沙之功不可沒。要在棋壇上成大富的，歷史上只有他一人可以做到。但他怪得連錢也不要，急於退休去也。

我的兒子懂得下國際象棋，在美國參加過幾次比賽。他的觀察力倒不錯，問道：「爸，為什麼參加象棋比賽的人都是那樣窮的？」我說：「怎見得呀？」「他們大都沒有汽車，甚至連吃午餐的錢也沒有！」是的，棋可以「窮」人，不是中國詩人的窮而後工，而是「工」而後窮。這顯然是因為下棋所用的腦力過度，使箇中的「癮」君子沒有剩餘的腦力去謀生計。像費沙那樣的天才少之又少，沒有誰會付錢去看一個「普通」的高手表演的。

腦力的玩意往往可以窮人。佛利民的女兒是國際的橋牌高手，但她同時是個律師，生活當然沒有問題。而她的一位好朋友是橋牌世界冠軍。我問：「收入從何而來？」答曰：「主要是靠寫一些專欄，以及同富有的低手『發燒友』拍檔。」

我老早就知道象棋可以令人著迷，迷上了它，精力消耗太大，使其它應做的事顧不了。我對兒子這樣說，他半信半疑。去年，他在香港參加了一個成年人的國際象棋比賽，下得頭頭是道，得了第三名。休息時，一位旁觀者對他說：「你不應該多下象棋。我不是說你下得不好，而是見你日後會是冠軍的材料。我曾經是香港的冠軍，但為了下棋，天天記著棋譜，失去了工作，生活弄得不好。幾年之後你可能勝我，那又怎麼樣？」父親不能說服的，一位旁觀者卻能夠。自此之後，兒子對國際象棋的興趣就減少了。

我的兒子不是下棋的天才，但卻使我明白象棋天才的一個必備條件：記憶力要好得出奇。我的兒子對棋的推理能力只差強人意，但記憶力強。據說費沙可以將數以百計的棋局記得一清二楚。生活很現實，沒有市場價值的棋局，腦子裡記得多就有生活的困難。就算有費沙那樣的本領與號召力，若棋外的事一無所知又算是怎樣的生活呢？

光的故事

（一）

這是個不容易使人相信的故事，但真的是發生了。

抗日戰爭末期，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逃難到廣西一帶，糊里糊塗地跑到平南縣附近的一條連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小村落。那裡的村民很窮困，不識字，沒有見過紙張。跟他們談及火車、汽車、飛機等交通工具，他們覺得是神話。

我那時大約是七歲。在該村落中吃不飽、穿不暖，嚴冬的「衣裳未剪裁」，生活著實可憐。但於今回顧，那段日子卻有溫馨的一面。在溪間捉蝦，跟人家放牛賺點零食，到山間砍松木、拾取松塊，燒起來既香且暖。肚子餓了，到農田中偷蕃薯吃我是個天才。給窮困的農民抓著可不是開玩笑的。於是，我就訓練出一種特別的技能。在五十步之外，我向著田裡一看，就可以知道哪處薯苗之下必有可取的蕃薯。四顧無人，飛步而上，得心應手，萬無一失，不是天才是什麼？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在戰亂時所交的小朋友中，知道今天還健在的，只有吃了我偷來的蕃薯的妹妹而已。這本來是一出悲劇。假若在回憶中我不是總向溫馨那方面想，長大了之後我可能是個憤世嫉俗的人。然而，我對中國年輕人的同情心，是在那個時期培養出來的。很多年以後，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重回祖國，遇到了一些老氣橫秋的幹部，說我怎樣不懂中國的特殊情況，怎樣不瞭解炎黃子孫的生活背景等話，就使我反感了。兩年前，在大陸一個晚宴中，席上有多個共干一起，其中一位又對我說那些八股話，我就不客氣地回應：「論背景，在座各位很少人有我批評中國的資格，我覺得我可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曾經在你們認為有『獨得之秘』的國家，險遭淘汰。」

在那村落中，艱苦的日子過了一年多。比較難以忘懷的一件苦事，是我染上了瘧疾。瘧疾是個很奇怪的疾病。每天下午四時，發冷就來了，顫抖個多小時之後，冷感盡去，但第二天會準時再來。在當時，治瘧疾的唯一藥物是金雞納，而生活在連紙張也沒有的窮鄉僻壤中，到哪裡去找這「先進」的藥物？

母親見我每天依時發抖，當然知道是患上流行的瘧疾，可是她束手無策。她只好靠「想像」力來試行治理。例如，她知道金雞納是苦的，是從一種植物提煉出來的，就試以苦瓜水為藥！苦水喝了多天，苦不堪言，但全無起色。後來母親聽村民說，醫治瘧疾的一個辦法是，患者每天在發冷顫抖之前，最好將心思集中在另一些事情上，忘記了顫抖的時間，打斷了按時顫抖的規律。這聽來似是無稽之談，到後來竟然證明是生效的。幾個月後的某一天，在顫抖將至的時刻我跟一個孩子打架，打過了後，瘧疾竟然就一去不返了。

但在打架之前的幾個月，每天下午三時許，母親照例把我「趕」出家門，指明要在荒山野嶺遊玩，在日落之前不許回家。鄉民怎樣說，母親就怎樣做，顯然是因為愛莫能助，怎麼樣古怪的辦法都要試一試了。於是，一連數月，我每天下午離家，到處亂跑，到了四時左右，或靜坐在山間蒼松之下，或蜷縮在溪水之旁，顫抖個把小時。事後看看還不到回家時間，就悄悄地坐著，心裡想著些什麼，等待太陽下山。

有幾個月的黃昏我都是那樣過的。荒郊四顧無人，鳥聲、風聲此起彼落，陽光下的山影、樹影、草影不斷地伸長，然後很快地暗下去，而蟲聲就越來越響了。無所事事，我對光與影的轉變發生了興趣。每天在發冷顫抖之後，我大約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去細察日暮的陽光在草、葉上或水中的演變。細察之下，光變化得很快，也就更引起我的興趣了。又因為時間有的是，我對光在物體的最微小的變化也不放過。草與葉之間的光可以變得如夢如幻；石塊上光的加減可以觸發觀者的想像力，使平凡的石頭重於泰山；水的光與影可以熱鬧，可以充滿歡欣，但也可以變得寂靜、灰暗，甚至使人聯想到幽靈那方面去。

是的，幼年時，在廣西的幽美荒郊，因為患上了瘧疾，我曾經有一段長時間與光為伴。久而久之，像朋友一樣，我對光的特徵與「性格」很清楚，可以預先推斷它最微小的轉變。這是個很特別的感受。我當時沒有想到，這感受連同它帶來的獨特的知識，二十多年後幾乎使我在美國成了名。


（二）

幼年的經驗過眼煙雲，無可奈何地消逝了。但事實上這些經驗我們可以不經意地記得很深刻，很清楚。「不思量，自難忘。」是蘇東坡說的。童年的事往往如此。長大後不會去想它，但在心底裡童年所得的印象驅之不去。廣西荒郊的日暮之光，離開那裡後我沒有想過，但二十多年後，在同樣的心情與類似的環境中，我就不能自已地重溫童年的感受。這是後話。

一九五五年，十九歲，我在香港中環一個窗櫥前看到簡慶福所攝的《水波的旋律》，心焉嚮往，就千方百計地找到一部舊相機，是戰前德國所產的「祿來福來」，學人家玩攝影去。幾個月後，寄出四幀作品到香港國際沙龍參加比賽，兩幀入選的都被印在年鑒上，就不免中了「英雄感」之計，繼續在攝影上搞了好幾年。

攝影是以光描述對象，但在從事攝影之初，我沒有想到童年時對光的認識有什麼關係。我在攝影上所學的「取」光，是那些墨守成規的、什麼高低色調的沙龍光法。一九五七年到了加拿大，有空時跑到圖書館去，遍尋各名家所著有關光法的書籍。後來有機會到一些有名的攝影室去作職業的攝影師，對各家各派的光法更瞭如指掌了。可以說，在燈光人像的安排上，我對當時每一派系的光法都可以運用自如。

因為在北美洲對攝影的視野擴大了，我對充滿教條意識的沙龍作品失卻了興趣。而職業攝影雖然可以賺點錢，但工作還是過於呆板，興趣就越來越小了。一九五九年進了洛杉磯的加州大學，在半工半讀的生涯中，每個月我都到好萊塢（荷李活）教那裡的一些攝影師「燈光人像」之道，教一晚的收入可供個多月的生活費，倒也不錯。除此之外，我對攝影已失卻了興趣。

在加州大學選課，一些文藝的科目是必修的。我選修了幾科藝術歷史，成績好得出奇！這是因為我有一種連藝術教授也可能沒有的本領：任何稍有名望的畫家的畫，我可以一看畫中的光法就知道是誰的作品。即使像畢加索那樣把光形象化了，其光「法」我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的，西洋畫家對光的運用就像人的簽名一樣，各各不同。單看畫中的光，別的什麼也不用看，就可分辨是誰的手筆，即使一個畫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風格，其用光的特徵還是有跡可尋的。

一九六五年，我因為數次修改論文題目都不稱意，就決定花幾個月時間散散心，重操故技，每天下午拿著相機到加大附近的一個遊人甚少的園林去靜坐，希望攝得些什麼。當時心靈上很寂寞，腦海中沒有什麼值得想，也沒有什麼可以不想。一時間我返「長」還童，不經意中重獲童年時瘧疾發作後在廣西荒郊靜坐的感受。我彷彿再看到二十多年前所見到的花、草、葉、石與水的光幻，及其變化。那是很親切的光，書中沒有提及，畫中、相片中沒有見過，它對我就像他鄉遇故知，情深地對我說著些什麼。

沒有沙龍比賽的約束，也不用受職業上顧客的要求，我就毫不猶豫地用相機把兒時對光的感受，一幅一幅地拍攝下來。毫無約束的表達，胸懷舒暢，攝影又怎會不得心應手，只不過三個月工夫，我已拍攝到使自己很有滿足感的作品達三十餘幀。這是個難以置信的數量了。後來艾智仁在芝加哥問起，我為什麼在六五年有幾個月不知所終，我向他解釋之後，忍不住補充說：「如怨如訴的作品有時來得那麼容易，使我體會到莫扎特的感受是怎樣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加州的長堤藝術館舉行個展。到了第三個星期，來自遠方的觀眾蜂擁而至。所有刊物上的評論，都談到我的光，而《洛杉磯時報》藝術版上的大標題，只寫下一個「光」字。很多對攝影有興趣的人跑來問我那些光是怎樣處理的！我實在無從解釋。如夢如幻的光沒有法則，只是個人的一種感受而已。沒有誰會問莫扎特的音樂是用什麼方法寫成的。

長堤攝影展之後，我收到周遊美國各大城市作個展的一份邀請。但因為那時博士論文有了苗頭，分身乏術，就婉謝了。一九六七年，我答應加州一個新建的藝術館，為他們的開幕舉行個展。該年九月到美國的東北部，從早到晚拍攝了一個月，但近百卷還未沖洗的底片，在紐約唐人街吃晚飯時給人連汽車內所有的衣物一起偷走了。個展開不成，攝影之舉，也就中斷了一段很長的時期。不久前，也是為了散散心，遂於週末到朋友的攝影室去，重操故技。技巧是以前的，但所用的燈光卻是新的科技了。在香港，鬧市中連一條草也不容易看到，除了室內人像是難有其它選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