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一）

父親積勞成疾，在三十七年前去世了。那時我十七歲。他享年僅六十一。患了肺病多年，到最後，五臟都有問題。醫生說，父親既不吸煙，也不飲酒，而又沒什麼奇難雜症，只因為工作過度，營養不好，於是孤燈挑盡，回天乏術也。

父親有十一個兒女，我排行第九。他長於舊中國的家長制度中，年青時頭上還留過辮子。他比母親大十三歲，我出生時他四十多歲了。在有眾多孩子的中國家庭裡，排行低的沒有什麼人管教。我在十六歲之前，沒有正正式式地跟父親談過幾句話。母親一向勤於自己的工作，而孩子又那麼多，對我也就無暇管束了。家中各人見父母不管我，除了罵我頑皮之外也沒有什麼管束的行動。可以說，從童年到青年，大部份時間我是個「自由」人，但也因此養成很強的自主性。

話雖如此，從青年時起，我就覺得父親是我所知的最偉大的人。他十二歲那年從惠州跑到香港來工作，在一個富人之家當役童。父親名張文來，是一個客家式的名字。「文來」二字不知是誰起的，很古雅，是我聽過的客家之「文」字輩中最有文采的了。

富家的主人有點良心，讓當役童的張文來跟他本人的兒子一起到灣仔書院就讀。可惜讀了三年，就要停學了。原來我的父親貌既不驚人，才也不出眾，沉默寡言，手腳笨拙，反應遲鈍。朋友們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大懵來」！在灣仔書院讀到第三年，富家的兒子考試不及格，不能升級，富人就大發脾氣，招「大懵來」到面前，問：「你及不及格？」「及格。」「那麼你考第幾？」「第一。」富人一巴掌打在大懵來的臉上，說：「胡說八道，為什麼要騙我？」富家子在旁代為解釋：「他真是考第一呀！」富人說：「他生成這樣子，考第一也沒有用，下學年不要再到學校去！」這樣，我的父親就沒有再進學校了。

很多年後，父親告訴我，富家主人因他讀書考第一而給他一巴掌；不過這一巴掌倒打醒了他，使他發憤圖強。雖然在本世紀初的香港，出頭的機會有的是，但要圖強也不是那麼容易。父親離開富人的家後，轉做挑石塊與用錘子碎石頭的工作。後來他的右肩比左肩低，是由於挑石的損害所致。其後他在西灣河的街旁擺賣香煙，再其後轉到天祥洋行當電鍍學徒。

父親好學，其勤奮與耐力是我生平所僅見。自覺是「大懵」，他就將勤補拙。他的英語大部份是自修得來的。若誇口一點說，我的英語文字在美國略有微名，但幾年前重讀先父在四十年代所寫的商業英文書信，自問不及！是的，父親的英語說得不好，英文下筆時很慢，但寫成後的文字是博士級。行文誠懇、清楚、暢通；文采斐然。他的中文也如是，且字體魄力雄強，可與書法家相提而並論。

在天祥洋行當學徒時，父親不只學電鍍，也利用工餘時間自行研究電鍍。有了心得後，他半翻譯、半自著地寫了一本電鍍入門的中文書，成為香港工業發展初期的電鍍經典之作。父親去世後，香港的電鍍行業尊敬他，把他的生日作為師傅誕，直至今日還是如此。天下師傅多得是，但父親被同行紀念，可不是因為他的電鍍技巧超人一等，而是因為他對同行的忠厚有口皆碑，他們於是就對之尊師重道起來了。三十年代初期，父親離開了天祥，創辦「文來行」，賣電鍍原料，也向買者免費指導電鍍的方法。

五十年代初期，我很多時在文來行見父親向電鍍行業的工作者解釋技術上的問題，有一天，我們幾個孩子在店中活動，一個不相熟的人走進來，高聲嚷道：「張文來在哪裡？」他跟著跑到父親面前，神氣十足地將一個手電筒擱在父親面前的桌上，說：「你覺得怎麼樣？」父親把電筒拿起來看了良久，點點頭，那位不速之客把電筒拿回後，仰天大笑而去。

我們幾個孩子破口大罵，說這個人沒禮貌，不識規矩。父親輕聲說：「你們少說幾句吧。這個人的電筒，在鍍了鉻的面上局部『上』了黑色，沒有半點瑕疵。這種上色的技術我研究了多年也辦不好。香港沒有誰能勝他。他感到驕傲，溢於言表，是應該的。」

我認為今天香港在國際上有那樣的經濟地位，是因為這個城市曾經有不少像我父親和那位不速之客那樣的人。



（二）

我在上文提及，我長於中國傳統的家庭，而且在家裡眾多孩子之中是排行第九的；因為父親兒女多，便一向對我少注意。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卻對我關懷備至，突然對我重視起來了。

在中、小學時，我唸書的成績不好，家裡的人都知道；父親認為我沒有希望，理所當然。我在皇仁唸書時，逃學多，上課少。我逃學，是為了要跟容國團研究乒乓球，跟徐道光下象棋，跟舒巷城談詩論詞，也跟歐陽拔英學書法。某日，一位親戚到家裡找父親，當時只有我一人在家，於是我寫下一紙，說某人曾經到訪。父親看了該字條後，遍問家中各人：紙上的字是不是阿常寫的。過了幾天，另一位朋友到訪，問及文來行的台灣分行地址，父親說：「叫阿常來寫地址。」家人都覺得奇怪。那時是晚上，我已入睡，而地址誰不會寫？但父親堅持要我寫，那麼姐姐就把我推醒，寫地址去也。

我抹抹惺忪的睡眼，把他們說著的地址寫下來。父親說：「拿給我看看寫得對不對。」姊姊說：「我看過，是對的。」父親說：「你懂什麼？給我看看。」他看好一陣，問我：「你的書法從哪裡學來的？」「跟歐陽先生學。」「學哪家字體？」「先學曹全，再學張遷，現在學的是婁壽。」「學碑？為什麼不學帖？」「歐陽先生說字的基礎是漢碑。」父親點點頭，不再說什麼了。後來歐陽先生告訴我，父親曾多次找他，問了很多關於我的事情。

過了幾個月，父親身體欠佳，病重，進了一個時期醫院後回家休息，再不回店工作了。那時我沒有學校收容，閒來在家，父子對談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老父幼子論世事，說前途，使我對父親有難以形容的親近感。

一天，母親說：「你爸爸在家裡悶得發慌，他自稱是象棋高手，你可不可以跟他下棋，替他解悶？」我於是拿了象棋，跑進父親的房間，擺開棋盤，對父親說：「阿媽要我跟你下棋。」他喜形於色，說：「你也懂得下象棋？」我堅持讓他先行，然後以烈手炮連勝他三局。他問：「你的象棋從哪裡學來的？」「跟徐道光較量過，幾天前他勝了李志海。」

父親聽著，說：「你讀書不成，但我也讀不到幾年書。你不喜歡讀書，不讀也罷。多年以來我不管你，沒有留心你的發展，見你在校成績不好，就認為你沒有希望。現在我對你的觀點改變了。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前途比我認識的所有青年還要好。你不讀書，到文來行學做生意，也是好的。但你可不要忘記，我對有學問的人五體投地！」

這幾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父親死後，我到文來行工作了兩年，其後有機會到北美求學；燈前夜讀，要休息時，想著父親的話，疲倦之身又往往振作起來，走到書桌前，聚精會神地把書再打開。一九六二年的春夏之交，我跑到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管理處，索取移民局所需的學生「紙」。該處的女秘書說：「處長要見你。」我以為大難將至，殊不知處長說：「我要跟你握手，因為三千多外籍學生中你的成績最好。事實上，我沒有見過這樣成績的學生。」一時間我想起昔日父親的話，禁不住流起淚來。

像父親從前一樣，一九四八年起我也是到灣仔書院唸書的。有一回，我在家中偷麵包給一位同學吃。母親發現了，大興問罪之師。父親要見我，把我嚇得魂飛魄散。父親說：「你為什麼要偷麵包給同學吃？」我回答說：「他的成績很好，但沒有錢吃午餐。」父親說：「這樣的學生是應該幫助的。你替我每月給他三十元吧。」

抗日戰爭期間，聽說日軍快要到香港島來，母親買了大量的花生「枯」、油、鹽之類的維生食品。香港淪陷後，在西灣河澳背龍村所在的山上，父親把這些糧食與鄰居分享。一九五四年，他死後的清晨，我家門前掛上白布，鄰居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過了一天，白佈滿山皆是，到了晚上，我聽見鄰家的哭聲。在殯儀館的晚上，我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工業界知名人士，跪在父親的棺前哭泣。

父親是信基督教的。他是現今還在的聖光堂的執事。教我書法的歐陽先生，曾經是廣西的一位縣長，年紀老了，因為避共而逃到香港來，不名一文，衣食無著。父親照顧了他。父親與世長辭時，歐陽先生以他最擅長的石門銘字體寫了一副輓聯：「五年海角我棲遲，推食解衣，至荷高誼；一旦天堂主寵召，撫棺憑弔，難盡哀思。」　

知識就是力量

英諺云：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如非通過翻譯之筆，中國歷來沒有這句話，或類似的說法。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力本來是有形之物，但從西方文化那方面看，無形的思想，也是力量了。我不是說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類似的概念——事實上，中國人的抽像思想能力絕不後人。但在中國的成語中，這樣的話似乎沒有聽過；而中國人低貶知識的力量，由來已久。在傳統上我們有墨守成規的某家某家學說，在革命中我們的口號琅琅上口，知識是何物不值一提。

回顧歷史，我覺得幾百年來，中國執政者中尊重知識的重要人物，只有清初的康熙。康熙真是一個開明的好皇帝。在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度中，他的思想開放得令人難以置信。他歡迎外來的賓客；還不恥下問：「你能否教我怎樣改進人民的生活？」這句話，中國的執政者再沒有「下問」，已有好幾百年了。

慈禧太后要建造頤和園，沒有經費，就動用海軍的糧餉。後人唾而罵之。為什麼慈禧要那樣做？答案是：康熙老早定下法例——永不加稅！說起來，這個皇帝以少數民族之「尊」竟能把整個中國管理得頭頭是道，也不過是以知識化為力量。他博學多才，有恃無恐，不是其力量是什麼？

從小我就欣賞「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因為自己手無搏雞之力，就逼著要向知識那方面打主意。在美國的學術界內，知識與力量的相連是一個黃金定律。

記得在越戰爭期間，美國不少青年反戰。這些青年之中有一部分是什麼也要反的。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系內，有三幾個屬於造反派的青年教師，跑進艾智仁的辦公室內說：「你們老頭子有權，我們後生小子沒有，所以非造反不可！」艾氏氣定神閒地回答說：「知識就是力量。你們何必造反？只要你們的經濟知識能勝過我，『權』就是你們的。」

是的，在學術行內，知識不僅是力，也是權。若知識與權力不連帶在一起，那麼學術的發展就困難了。八二年我回港任職，當系主任，朋友問：「校方給你很大的權力吧？」我回答說：「那種權力有等於無，因為行政上的權力可有而不可用：一用起來，同事們不高興，這權力就無所適從。」不久前，港大一位行政人員說：「你是系主任，權在你手上！」我回答：「我們經濟系誰做主任也沒有分別。誰對經濟學知得多，誰就有權，這是因為我知道其它同事都是以知識作權力的後盾。」他聽得莫名其妙，可能他沒聽過或忽略了「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

自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我就開始對「知識就是力量」之說有點疑問了。在我們這個東方之珠的大都會中，知識歸知識，權力歸權力。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妥。問題是，教育界中有些稍有權力的人，拜了毛澤東為師，視知識如糞土。

香港的教育真的是無奇不有。某些管理考試事宜的人似乎對我說：「你們當教授的懂得教學，但考試的事不是你們的專長，還是由我來管吧。」某些以教育為己任的專家似乎對我說：「你們教授的學術水平比我們高得多，但你們只懂學術，不懂教育，這後者非由我們來管不可。」一些因為學問平平無奇而逼著要搞一些可有可無的行政的人似乎對我說：「你們的學問看來不錯，但你們在學生之間可以私相授受，胡作非為，我們非管不可！」這真是從門縫裡觀人，把人看得扁了。

近乎上述的諸如此類的話，我回港八年中已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到最後，我不能不發點牢騷。當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對我說那些話時，我很不客氣地回應：「我有很多學生的學生已經在美國當教授。我要怎樣教，教什麼，沒有誰可以管得著。」

最近，一位朋友見我從不賣帳地辦事，忍不住說：「你的權力似乎很大呀！」我回答說：「我討厭權力，但我知道，知識就是力量！」

惠州行

廣東惠州是先父的故鄉。雖然我在香港出生，但依照中國的傳統，那也是我的故鄉了。說來慚愧，這個有山光水色的故鄉，我平生只到過三次，都是短暫的勾留。

第一次是香港淪陷之後，母親帶著孩子們往廣西避難，途經惠州，住了一晚。那時我只有六歲，在蘇東坡生活過的西湖畔觀望了一下，其後夢裡依稀，記不清楚了。第二次是幾年前，為了作經濟調查，與幾位助手深入「不毛」之地，跑到惠州去了，也是住了一晚。那一次，惠州在濕雨中一片陰沉，使人有去國懷鄉，滿目蒼涼之感。在那樣的環境下，訪蘇學士愛妾朝雲之墓——連同六如亭——倍增哀思。那時惠州看來像窮鄉僻壤，垃圾滿佈西湖畔，給人的印象不大好。

第三次訪惠州，是上月初的事。話說不久前，與一些朋友閒談，我說，要是惠州西湖的垃圾能大加清理，那麼該湖雖小，其風光應該勝於杭州的西湖也。這些朋友雖然沒有到過惠州，卻不相信我所說的。杭州的西湖名滿天下，惠州少見經傳，又怎可以相提並論呢？我於是解釋說，杭州西湖，蘇子瞻只建造了蘇堤的一部分，但惠州西湖是由他親自全面改進的；人造的勝景，是要一氣呵成的；惠州西湖應該是小而秀麗，杭州西湖大而不和諧。朋友們不信服。我於是搞一個二十多人的旅行團，帶他們和其它朋友一起到惠州去，也是住了一晚。這一行，上述的朋友們不一定對我的「西湖」觀點信服，但也同意惠州值得一遊。

一別數年，惠州的西湖清潔得多了。湖上的垃圾去如黃鶴，這是西湖之幸，也是惠州之幸。我這次重臨，天色晴朗，只可惜冷一點，風大一點。除此外，我和朋友都玩得開心，興盡而返。

惠州是一個小城鎮，離香港只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但因為公路欠佳，過關時又費時失事，所以從香港去要四個小時。如果從香港到惠州，其間有像美國那樣的公路，四十分鐘就可抵達。我於是想，假若四十分鐘可達蘇東坡居留過的名勝之地，香港的遊客必定激增，這項公路投資的主意似乎不錯，應該可以考慮。然而，我老是不明白，為什麼通過香港、深圳時的關口會是那樣麻煩而令人頭痛的事？而深圳之後的所謂第二線，過關時又再一次令人頭痛！中國大陸要賺取外匯的權威人士究竟是怎樣想的？

惠州的去處不僅是西湖。到那裡購買一些土產，或到飯店吃一頓晚餐，價錢著實相宜。自由市場的小販比深圳的老實得多，行騙的意圖甚少。可口的臘腸價錢是香港同樣貨色的三分之一，有名的梅菜一斤不過幾塊錢，此外蕃薯乾等雜食觸目皆是。是的，遊客口袋裡只需有二、三百元，在惠州的市場東闖西遊，會有一定的「優越」感與收穫。花三、四百港元，梅菜多得要拿也拿不起來了。

這次惠州之行，日期的安排可不是我自己的主意。事前，朋友說這天沒空、那天沒空，我就跟著左改右改。後來改定了，卻剛好是我的生日！不知是哪位好事之徒洩漏了風聲，朋友們就興高采烈地替我祝壽起來了。那是在西湖大酒店頂樓的歌廳之內，顧客不多，我們二十多人佔了一大半。也不知是誰神通廣大，在酒店弄到一個生日餅，洋燭一枝。生日歌人人都會唱，使我覺得自己忽然重要起來了。

更可喜的是，袁天凡經不起朋友的要求，為我的生辰在卡拉OK的米高風前，高歌一曲！袁老弟在唱，我卻在想：他是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老總呀，怎學到這「隨遇而安」的本領？我又想，這個出自芝加哥大學的後起之秀，有恃無恐，不滯於物，總算不辜負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中國大陸的高官能這樣做，恐怕是下一個世紀的事吧。

在惠州歇宿一宵，清早起來，進了早餐，就暢遊西湖去也。可惜我們只有兩個鐘頭的時間，不能久留。惠州西湖沒有楊柳，而其時也不是春天，但在離別時我還是想起宋代張孝祥的一首《西江月》詞：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
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喜見後浪推前浪

在我們那一代，能到外地留學的中國學生，絕少唸經濟學的。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八年，我只遇到過兩位讀經濟的中國同學：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香港。在加州長堤大學兩年，一個中國的經濟生也沒有。到了芝加哥大學，同樣兩年，也是不曾見到過一個唸經濟的中國學生。要是我能在芝大多留幾年，今天在香港的王於漸與袁天凡就可能是我當時的學生了。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十三年。中國學生唸經濟的知多少？只有三個。

是的，我們那一代到外地留學的中國子弟，要不是選修工科，就是數、理、化。經濟學則甚少有問津者。這不是說當時亞洲人對經濟學沒有興趣：其它地區如泰國、菲律賓、韓國、日本等，唸經濟學的學生有的是。至於中國的學生，或因大陸閉關自守，除了馬列的學說什麼也不准學，或因台灣信奉那三民主義，又或因香港只求事業有成，經濟科學云云，不學也罷。

多年以來，談起世界上頗有知名度的中國經濟學者，數來數去也僅是劉大中、蔣碩傑、鄒至莊等三數人而已。這比起工程學與自然科學的中國學者之人材輩出，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十年前大陸開放，到外地求學的中國青年，數逾萬人。這些新秀，見有機會深造，就力爭上游，成績大有可觀。他們當中唸經濟學的，為數著實不少。美國有中國同學會，不在話下，但幾年前竟然有在美中國學生的經濟同學會了。這顯示選修經濟的學生人多勢眾——至於其它學系的中國同學會，則未之聞也。

為什麼近十年來，中國學生一反常規，興趣轉到經濟學那邊去？我的答案有三點。第一，中國大陸的學生，大部分對數學都有很好的基礎，而數學對經濟學是大有幫助的。這並非說大陸的學生對數學的天分特高，而是因為數學沒有什麼明顯的內容——尤其牽涉政治的內容！是的，任何有內容的學問，在中國的制度中，不但不受歡迎，且可招來殺身之禍！可不是嗎？任何與「正確」的政治思想牴觸的言論，都是彌天大罪。學問若有內容，說「錯」了半句，其後果不能低估；多學更是無益之至也！唯有數學——純數學——毫無內容，分明是安全地帶，於是就被好學的人重視了。

第二，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學子雖然對有內容的學問往往一竅不通，但在生活中他們所體驗到的卻很「豐富」！慘無人道的政制，就是白癡也會有一點感受，會對世間的事提出疑問，也因而多知道一點「世故」。對世事有所領悟，唸經濟學是有幫助的。第三，中國大陸有機會到外地求學的學生，對祖國有赤子之心，希望中國能好起來。對也好，錯也好，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認為經濟學的知識能協助中國的改進。

以上三點，解釋了為什麼近十年來，有那麼多中國學子在外國進修經濟學。北美如是，歐洲如是。我知道這個發展已有好幾年了。然而我想，經濟學要學得好不容易，更何況中國大陸的學生對市場一無所知，又怎會學得出人頭地呢？以國際水平而論，楊小凱的經濟學差強人意；後來我聽到芝加哥大學出了一個陳毅夫，哈佛大學有一個中國學生名列前茅，但他們出道不久，尚未發表過特別重要的文章。

幾個月前，我聽到一位在賓州大學專攻財務學的中國學生，畢業找工時多間名校搶著要，也就注意起來了。殊不知到了幾個星期前，向我們港大經濟系申請任職的四十二人中，竟然有九位是中國大陸的學生。這九人中有兩位令人矚目。雖然我們不一定有空缺可聘請他們，但他們的經濟學成就是大可受聘於港大而有餘的。

這個發現，使我既驚且喜！驚者，自己年紀大了，再難與這些後起之秀爭長短也；喜者，見後繼有人也。長江後浪推前浪，可以信矣。我可以斷言，不出十年，起碼會有一個從中國大陸到外地求學的經濟系學生，在國際上的成就勝於我！想到這一點，我不禁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