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普納

普納（Karl Brunner）在兩年前去世了。去年初，艾智仁邀請我到歐洲去參加一個為紀念普納而舉行的研討會，我因為要準備諾貝爾研討會的文章而推卻了。這使我鬱鬱不樂久之。

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研究院，普納是我的老師。他當時對我不重視，不認為我是可造之材。他教的是宏觀經濟與貨幣理論，是我興趣之外的科目。那時，普納算不上是大名家。這一點，同學們和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都認為他是絕頂高手。普納後來舉世知名，是他離開加大之後的事。

我自己是一九六七年離開加大的。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收到了普納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知道我升級很快；讀過我一些文章覺得果然了得，所以要寫信來恭賀一番。這使我很感動。七○年代的普納，在國際學術上如日中天，也是幾個大國的政府所重視的智囊，竟然能抽空給他早年「何物小子」的學生，加以鼓勵，實在不簡單。

普納大約是一九六五年離開加大的。七十年代，他曾數次邀請我參加他辦的研討會，可惜都礙於工作不克參加。我再與他見面時，已是二十年後的一九八五年了。該年夏天，我到舊金山參加美國西岸經濟學會的聚會，在那裡的一個特別的講座上，發表了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見解。聽眾濟濟一堂，我走到台上，向下一望，見到前排正中坐著的，是佛利民夫婦和普納夫婦。這使我呆了好一陣。

演講後，這四位故交跟我握手言歡。普納夫人蘿絲瑪麗（Rosemary）興高采烈，緊握著我的手，滔滔不絕地跟我述說二十多年前我在加大時的往事。她笑得很甜，很開心，但我卻強笑著，淚水差點要流出來。

原來早一個晚上，我與普納的最佳拍檔A.Meltzer共進晚餐時問起普納近況，他說：「幾天前蘿絲瑪麗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只有幾個月壽命！」想不到，十多個小時後我所遇到的她，竟然那樣歡容，好像自己什麼憂慮的心事也沒有似的。後來蘿絲瑪麗死了。我跟艾智仁談起此事，他說，因為要使普納開心，蘿絲瑪麗那時就變為一個偉大的演員。

一九八五年在舊金山所見到的普納，很蒼老，行動不便。其實二十多年前，他的眼睛就大有問題。我們再見面時，他幾乎完全看不見什麼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像對孩子那樣的關心，微笑地以他脫不掉的德國口音說：「好呀，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可以這樣說吧，」我感到有點驕傲地說：「我腳踏實地下過二十多年的功夫。」「真的二十多年嗎？應該是吧。你那時替我拍的人像照片，我還好好地保存著呢。」

是那樣可愛的一個人！但一九六二年，普納是同學們認為最嚴格、對學生最不客氣的老師。世界上可能沒有出現過一位比他更重視邏輯的經濟學者。文章的每一個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過。在研究院的「宏觀經濟」的高級課程上，他花了一個學期只教了M.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頁，證明幾乎每一段都有錯處。到最後所有未被嚇退而還在課室留下來的幾位同學，都可說得到一點「真傳」。這些同學今天在美國都大有建樹了。

我還記得有這樣的一課。歷久以來，書本上都說在均衡點上，投資量與儲蓄量相等。普納問：「為什麼這二者相等？」同學們接二連三地以書本上的答案說了出來。普納聽了，臉色一沉，鄭重地說：「你們不說話不是更好嗎？」這一說，同學們又知道書本上又「胡說」什麼了。

課堂上一時間靜得怕人。過了好一陣，普納說：「一些量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另一些量卻是不可以觀察到的『概念』。前者，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正如出售量與購買量永遠相等一樣；但後者只在均衡下相等，那是看不見的、概念上的相等，正如需求量與供應量的相等只是一個概念，不是事實——是見不到的。真實世界中沒有經濟學所說的『均衡』那回事，因為『均衡』只是一個概念。」

他跟著走到黑板前，以數學邏輯證明他的觀點。一大黑板寫滿了，抹後又繼續寫，如此抹抹寫寫好幾次，他突然停下來，問：「你們明白了沒有？」沒有誰真正明白，所以沒有誰響應，普納一聲不響的離開了課室。同學們呆住了，知道他所說的是驚天偉論，脾氣發得有理。大家於是繼續在課室內研討剛才普納的分析，直到兩個小時後自覺明白才離去。

是的，普納是我所知道的在分析、邏輯上最嚴謹的經濟學者。作為他的學生，被他當眾「羞辱」司空見慣，當時會有反感，或心有不甘。但過了一、二十年還從事於經濟學的，就會覺得普納嚴謹的邏輯推理，在腦海中像鐵鑄的那樣，驅之不去，忘之不了，也因而把自己所學得的知識視為真理，對混水摸魚的所謂「理論」一笑置之了。作為一個老師，這是普納的偉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