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 1991

老師普納

普納(Karl Brunner)在兩年前去世了。去年初,艾智仁邀請我到歐洲去參加一個為紀念普納而舉行的研討會,我因為要準備諾貝爾研討會的文章而推卻了。這使我鬱鬱不樂久之。

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研究院,普納是我的老師。他當時對我不重視,不認為我是可造之材。他教的是宏觀經濟與貨幣理論,是我興趣之外的科目。那時,普納算不上是大名家。這一點,同學們和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都認為他是絕頂高手。普納後來舉世知名,是他離開加大之後的事。

我自己是一九六七年離開加大的。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收到了普納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知道我升級很快;讀過我一些文章覺得果然了得,所以要寫信來恭賀一番。這使我很感動。七○年代的普納,在國際學術上如日中天,也是幾個大國的政府所重視的智囊,竟然能抽空給他早年「何物小子」的學生,加以鼓勵,實在不簡單。

普納大約是一九六五年離開加大的。七十年代,他曾數次邀請我參加他辦的研討會,可惜都礙於工作不克參加。我再與他見面時,已是二十年後的一九八五年了。該年夏天,我到舊金山參加美國西岸經濟學會的聚會,在那裡的一個特別的講座上,發表了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見解。聽眾濟濟一堂,我走到台上,向下一望,見到前排正中坐著的,是佛利民夫婦和普納夫婦。這使我呆了好一陣。

演講後,這四位故交跟我握手言歡。普納夫人蘿絲瑪麗(Rosemary)興高采烈,緊握著我的手,滔滔不絕地跟我述說二十多年前我在加大時的往事。她笑得很甜,很開心,但我卻強笑著,淚水差點要流出來。

原來早一個晚上,我與普納的最佳拍檔A.Meltzer共進晚餐時問起普納近況,他說:「幾天前蘿絲瑪麗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只有幾個月壽命!」想不到,十多個小時後我所遇到的她,竟然那樣歡容,好像自己什麼憂慮的心事也沒有似的。後來蘿絲瑪麗死了。我跟艾智仁談起此事,他說,因為要使普納開心,蘿絲瑪麗那時就變為一個偉大的演員。

一九八五年在舊金山所見到的普納,很蒼老,行動不便。其實二十多年前,他的眼睛就大有問題。我們再見面時,他幾乎完全看不見什麼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像對孩子那樣的關心,微笑地以他脫不掉的德國口音說:「好呀,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可以這樣說吧,」我感到有點驕傲地說:「我腳踏實地下過二十多年的功夫。」「真的二十多年嗎?應該是吧。你那時替我拍的人像照片,我還好好地保存著呢。」

是那樣可愛的一個人!但一九六二年,普納是同學們認為最嚴格、對學生最不客氣的老師。世界上可能沒有出現過一位比他更重視邏輯的經濟學者。文章的每一個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過。在研究院的「宏觀經濟」的高級課程上,他花了一個學期只教了M.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頁,證明幾乎每一段都有錯處。到最後所有未被嚇退而還在課室留下來的幾位同學,都可說得到一點「真傳」。這些同學今天在美國都大有建樹了。

我還記得有這樣的一課。歷久以來,書本上都說在均衡點上,投資量與儲蓄量相等。普納問:「為什麼這二者相等?」同學們接二連三地以書本上的答案說了出來。普納聽了,臉色一沉,鄭重地說:「你們不說話不是更好嗎?」這一說,同學們又知道書本上又「胡說」什麼了。

課堂上一時間靜得怕人。過了好一陣,普納說:「一些量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另一些量卻是不可以觀察到的『概念』。前者,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正如出售量與購買量永遠相等一樣;但後者只在均衡下相等,那是看不見的、概念上的相等,正如需求量與供應量的相等只是一個概念,不是事實——是見不到的。真實世界中沒有經濟學所說的『均衡』那回事,因為『均衡』只是一個概念。」

他跟著走到黑板前,以數學邏輯證明他的觀點。一大黑板寫滿了,抹後又繼續寫,如此抹抹寫寫好幾次,他突然停下來,問:「你們明白了沒有?」沒有誰真正明白,所以沒有誰響應,普納一聲不響的離開了課室。同學們呆住了,知道他所說的是驚天偉論,脾氣發得有理。大家於是繼續在課室內研討剛才普納的分析,直到兩個小時後自覺明白才離去。

是的,普納是我所知道的在分析、邏輯上最嚴謹的經濟學者。作為他的學生,被他當眾「羞辱」司空見慣,當時會有反感,或心有不甘。但過了一、二十年還從事於經濟學的,就會覺得普納嚴謹的邏輯推理,在腦海中像鐵鑄的那樣,驅之不去,忘之不了,也因而把自己所學得的知識視為真理,對混水摸魚的所謂「理論」一笑置之了。作為一個老師,這是普納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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