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集》後記

「歲月如流」是老生常談的話，但我還是真的感到歲月如流。《隨意集》寫到今天，快一年了，也就讓這些文章結集成書吧。我打算選取幾篇在其它刊物上發表過的、比較可讀的散文，跟這些隨意之作，一起結集。

黎智英的確有他的一手。兩年多前，他大手筆地搞《壹週刊》。當時看淡的人，所在皆是，而看好的似乎只有黎老弟一人。今天，《壹週刊》應該是東南亞一帶暢銷的雜誌了。據說虧本近九千萬大元之後，該刊開始賺錢，看來收復失地是指日可待的事吧。但願黎老弟財源廣進——這是黎老弟之幸，是我們爬格子的人之幸，也是讀者之幸。

寫散文實在困難。我本來打算在《憑闌集》之後就停筆的。其後數以十計的讀者來信，希望我再作馮婦，而《壹週刊》的朋友又熱心地要我再寫，使我進退兩難。但我之決定「東山復出」，主要還是受了黃黑蠻的影響。黃永玉這個兒子，其藝術天分與稱得上藝術大師的父親可以相提並論。

黑蠻是我那個有天分而無心向學的女兒的繪畫老師。女兒思琦拜師學藝時，永玉鼓勵之餘，往往忍不住要親自教思琦兩手。如此一來，桃李滿天下的黃永玉，最差的准徒弟肯定是我的女兒了。

收藏藝術作品有如下的一個現象。作品的藝術高下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收藏者要喜愛藝術作品的作者。作品的藝術再高，若收藏者對作者沒有好感，就不容易把其作品珍而藏之。

我收藏黑蠻的畫，點只藝術咁簡單！我喜歡黑蠻，於是，對他的作品，就算是差一點的也想「據」為己有。困難是，黎智英也同樣地喜歡黑蠻，也要收藏他的作品。黑蠻替我的文章插圖，原作製版後，黎老弟要收藏，而我也要收藏，大家於是「吵」起來了。到最後，沒有爭吵的君子協定是：《憑闌集》的插圖原作歸他，《隨意集》的則歸我。

黎老弟是很有「生意」眼光的。我賺了《壹週刊》的稿費，但黑蠻的畫，又點只稿費咁簡單？我稍一不慎，黎智英就賺了我的錢！永玉曾開玩笑說，黑蠻是我的「御用畫家」。這個御用畫家也算倒霉，被我「御用」而給黎老弟和我剝而削之。

寫專欄散文比寫經濟學的博士論文似乎困難得多了。我每次執筆時，總是數著稿紙的頁數，估量著文章的長度。字數按照《壹週刊》規定的篇幅落筆，字數不足就得動腦筋添補一些閒話之類。黑蠻的插圖就有這樣的一個好處：文章若差一、二百字，自己想不出文意時，黑蠻的畫就可放大一點以補其白。這使我想起阿基米得的定律：一件物體在水中減少了的重量，等於被物體體積擠出來的水的重量。我想，即使黑蠻的畫把我整篇文章擠出來，一字不留，讀者不會覺得失去了些什麼。能有這樣本領的畫家，大概不多吧。

在《隨意集》這最後的一篇文章裡，我決定寫得長一點，擠迫一下黑蠻的畫。他既然把我「擠」得多了，我是應該回「擠」一下的。

我之學人家寫散文，跟做其它很多職業上之外的事一樣，是為了好奇心，要過癮一下。一些經濟學行內的朋友認為，我這樣做是付出了大代價。

三十年來，我的專業是經濟學研究。從一九六六到七二年，我毫不苟且地在經濟研究上下過六年苦功。可以說，我在經濟學上發表過的比較可觀而嚴謹的作品，大都是那六年間的心得。其後在一九七六至八二年，我廢寢忘餐地替美國幾家石油公司作過六年的石油經濟研究，寫過大約六百頁的文字。這後者，艾智仁認為是經濟學上最佳的實證研究，但卻不能發表，因為石油公司是出錢買「斷」了的。

我快將五十七歲了。回顧我在六六至七二年間的研究成果，竟然覺得：今天對自己當年的作品，其評價比當年的高得多。一九六九年三月，高斯對我寄以厚望，說我將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七十年代初期，巴賽爾、艾智仁、赫舒拉發、諾斯等人都有類似的看法。今天，這些朋友應該對我很失望。

我提到這些，是因為一位外來的經濟學者最近給我看到諾斯不久前發表的幾句關於我的話。諾斯認為，能將經濟理論全面革新的，就只有張五常一人，但很不幸，這個人對經濟學失卻了興趣。

諾斯是錯了的。我沒有他所說的本領，但對經濟學的興趣，倒是三十餘年如一日。一九七三年至七六年，我要教養兩個孩子，在研究工作上散漫一點是沒有什麼可怨的。七六至八二年的石油經濟研究，雖然不能發表，但自覺滿意，也就心安理得。八二年後回港工作，為中國青年的前途及「血濃於水」的緣故而以中文下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到了八九年六四事發後，母親病倒，交「煎」之下，心灰意冷。我於是寫了《書生論政》，也寫了《憑闌集》與《隨意集》，以之抒懷，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吧。

本能地可以做到而又應該做的事，我做了，自覺沒有「大步」地行差踏錯。然而關心的朋友不知就裡，老是回顧我在六八至七三年間所發表的理論文章，屈指一算年日，認為如果我在那方面不斷努力的話，我的貢獻可以增加四倍，於是就對我的失望溢於言表。他們有此看法，實在是把我過於抬舉了。

「一蓑煙雨任平生！」是蘇東坡說的。我衷心欣賞蘇前賢的拿得起，放得下，也同意他所說的「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這樣，我認為在人的短暫的生命中，不滯於物是自享生命之樂的重要法門。如此一來，外人對我略有微辭是難以避免的。蘇學士的《定風波》深得我心。那首詞是這樣說的：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東坡與米元章

很多人說：「自古文人相輕。」這句話是需要補充的。低手文人與低手文人相輕，當然很普通；但既然是低手，不知天高地厚，大家胡亂地抨擊一番，使識者為之反胃。高手「輕」低手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並不多見。這顯然是因為——一般而言——高手認為低手之作不值一提。另一方面，低手輕高手的例子卻有的是。這似乎是由於低手不見經傳，要譁眾取寵，就找些大有名氣的高手來低貶一下，以圖提高自己的身價。這是無聊之舉了。

高手與高手之間，文人相輕，歷史上實在很少見。說「自古文人相輕」，假若是指高手的話，似乎是不對的。宋代高手女詞人李清照，曾經對多位高手詞人毫不客氣地批評。然而這些高手與她不同時期，比她早逝，不能反駁，所以算不上是「相輕」也。

同年代的頂尖高手，「相輕」的例子可說絕無僅有。這顯然是因為大家識英雄重英雄，或惺惺相惜，欣賞對方唯恐不及也。然而，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同年代的絕頂高手，彼此認識而又交遊過的，並不太多。

眾所周知的是李白與杜甫的友情——試看杜甫寫李白吧：「眾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這是很高的讚譽，言出由衷，讀來實在感人。此外，白居易與元稹的友情與互相傾慕，也是與「相輕」相去十萬八千里的。

較少為人所知而最令我神往的絕頂高手彼此推重的例子，是蘇東坡與米元章（米芾）。這兩位前賢是我平生最佩服的中國文化高手。我認為蘇學士的才華，天下罕有其匹，而米元章的書法，從表達感情那方面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蘇公生於一○三六而卒於一一○一年；米公生於一○五一而卒於一一○七年，大家有整整五十年「同期生存」的日子，而這是在中國文化大放光芒的北宋時代！

很可惜，對蘇、米二人關係的記載所知不詳。他們彼此肯定是認識的，而且相識了大約二十年，但兩人相聚的時日似乎不多。蘇、米二公的個性看來有很多不同之處。東坡幽默風趣，為人拿得起、放得下，文采斐然，大有上將之風。元章擅於書畫，好為詩、文，但文采平平——雖然他的文字往往奇兵突出，使人覺得「艱澀」之中大有新意。元章的綽號是米顛，甚有狂態，有時甚至使人有狂妄之感。

是的，米元章沒有辛棄疾的「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豪氣干雲，但作為一個書法家，他旁若無人是肯定的。在書法上，他竟然有膽批評王羲之與王獻之——「回視二王，頓有塵意。」他認為獻之的字比羲之的高——這個觀點，是一個大膽的判斷，我是同意而佩服的。

我在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瀟灑得有傲氣的蘇東坡，對米元章的評價，是我見過的文人相「重」的最極端的例子之一。以下蘇學士寫米元章的一段話，使我心焉嚮往，不能自已久之。他說：

「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真見之！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

我為這段稱讚米芾的話，下酒不盡而思古人之情，大有「對影成三人」之概。試想，才華蓋世的蘇學士，竟然把一個當時眾所公認是「顛」（狂）的人推重如斯，是天才欣賞天才的至高境界了。

蘇東坡稱米元章為「我的元章」，其深愛之情，以一個「吾」字表達無遺。說元章有「凌雲之氣」，當然可信，但說他有「清雄絕俗之文」，似乎是過於偏愛了。說元章的書法「超邁入神」，是當時眾所周知的，但說要把他的書法來「洗瘴毒」，卻是前所未聞的頌讚了。

兒子向老頭子朗誦「顛」文，「老夫臥聽，未半蹶然而起」，其中刻畫蘇公本人對米公的欣賞，已達激動之境。最後的「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實在比「相見恨晚」之類的老生常談，深情得多了。

「自古文人相輕」——這句話是值得商榷的。餘生也晚，不能與蘇，米兩位前賢秉燭夜談，誠憾事也。

誰是巨人——與李錄商榷

留居海外的中國學運領袖李錄最近在台灣說了一些話，似乎有「擦鞋」之嫌。他說：「王朝將盡，大廈將傾，台灣在一夜間會成為中國的巨人。」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認為這句話是值得商榷的。

據說李錄言下之意，是指在中國大陸，「三民主義將會取代馬列主義」，所見何其淺也。馬列主義在中國兵敗如山倒，可不是今天或將來之事。遠在八年前，我在廣州參觀一家書店，巳見到書架上馬、列或有關的書籍舖滿了灰塵，好像是被冷落於一角的古書似的。至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我們的「國父」當年在美國募捐而不得意時，閱讀了二流經濟學者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後，抄襲過來的。如此這般，這「主義」就在台灣流行了數十年。其實如今私下裡，台灣的知識分子漠視三民主義，而多年來中了「口號」之計的北京人士，痛定思痛，還哪有什麼閒情逸致去拜孫文為師？

無庸諱言，中國大陸今天人們所信奉的新主義，是「香港主義」。可不是嗎？今天大陸暢銷的書，不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更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是梁鳳儀的財經小說！香港的菜式與歌星所唱的時代曲，在大陸風行之勢，與毛澤東昔日的口號可以相提並論。因此，在思想與品味上，香港應該可說是中國的「巨人」了吧。

假若李錄所指的，不是思想的巨人，而是經濟發展上的，提出台灣將會成為中國的巨人，那就更錯得離譜了。在這後者的問題上，今天的台灣實在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也。我認為，近兩年來中國大事開放——正由於這樣的形勢——使台灣人手忙腳亂，也將會使台灣的經濟黯然失色。

沒有誰會低貶台灣二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但六四事發後一年，大陸的經濟開放日漸加寬，台灣的商人一窩蜂地跑到那裡投資，那麼台灣的本土又怎麼辦呢？要大量引進廉價勞力嗎？台灣本土的壓力團體那一關怎樣過？禁止廠商「轉移有利陣地」嗎？台灣本土的產品怎能長久地在國際市場上與大陸的競爭？香港的工業大舉北移，非無因也。進軍中國大陸的外資機構，若非以香港作為後勤基地，香港的物業會正中港府的下懷，炒家半個也沒有。

日本沒有台灣的政治約束，所以春江水暖鴨先知，但吃了一大口苦水。兩年多來，大阪的高級商業樓宇，其價格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兩年前日本地產市價過高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勞工薪金高出中國的十多倍。於是，見勢頭不對而到廉價勞力地區投資設廠的日商數之不盡。「行得快，好世界。」大致上，日本「好世界」的資本家是「行得快」的。但日本本土分明是大勢已去——這點，我四年前在《資本》雜誌推斷過是將會發生的。日本如是，台灣也必將如是。兩年來台灣的地產價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不過，這只是冰山的一角耳！

說台灣是半個巨人，在某方面說是對的。那就是，台灣的一些執政者與商人，的確有「巨人」的眼光。年多前我在台灣跟這些人談論天下大勢，他們對台灣本土將會受到中國大陸開放的困擾，看得很清楚。他們屢次問我有什麼解救台資外移以及工業不振的妙方，我的回應是：除了大量引進廉價勞力，別無善策，而這一著在政治上卻是行不通的。

無論怎樣說，真正的巨人是中國大陸。在歷史上中國本來就是巨人，然而，自清朝的乾隆皇帝歸西後，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四人幫時的文化大革命，更加一塌糊塗，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恥辱。想不到，中國只要在經濟上大事開放，巨人的形象稍有立足之地，也就威不可擋。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百多二百年前拿破侖的話。他說：「中國嗎？那裡臥著一個正在睡著的巨人。不要吵醒他，因為他一旦醒過來就會震撼世界！」

藝術的「困難」問題

在大學唸書時，我成績最好的科目可不是經濟學，而是歷史及藝術歷史。這後二者我一共選修過八科，考過二十多次試。同學們的考試平均分數大都是五、六十分左右，而我通常是在九十分以上。

考歷史也可說是考記性——記年份，也要懂得點「瞞天過海」的手法。十多二十個重要的年份是必須記得的，其它不重要的記不清楚也不要緊，但卻要在試捲上「肯定」地寫下去。不重要的年份，改卷的老師也不可能記得清楚，說錯了也是取分之道。其次，史實發展的開頭與結尾要記得一清二楚，中間的大可約略論之。老師一見有頭有尾，就不會在「中間」斤斤計較了。還有，對也好，錯也好，在答題時學生不妨對書本上的觀點大肆批評。在香港，這後者往往會招來「橫禍」（不及格），但在美國卻「收得」之極也。

考藝術歷史是另一套辦法了。我的獨步單方，是找到了一本「秘籍」。那是一位德國作家 Wolfgang 所著的《A Theory of Art History》。細心讀了這本其妙無窮的小書後，我獲益不小，在考試時如有神助，一看幻燈照片中的作品就知道是哪一個年代的。

因為在考試時我對藝術作品的年份幾乎百發百中（先後不差五年也），老教授對我青眼有加，在課餘之暇跟我細說藝術上的事。一天我問他：「一些藝術作品，在創造上說，看來有很高的困難程度，另一些似乎絕不困難，好的藝術作品是不是一定要『困難』的？」他回答說：「困難程度高的作品不一定是好藝術，但好的藝術作品必定是極之困難的。」這句話影響了我的藝術觀。

試想，假若任何凡夫俗子可以花三幾個月的時間就學得似模似樣的藝術，那麼作品何其多也。這樣一來，那所謂「藝術」就變得俗不可耐，不可能特別地引起欣賞者內心深處的共鳴。

有人說，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人是個天才，其它跟著這樣說的都是笨伯。在創作上說，我同意這句話。今天，一個女人被形容為貌美如花，就只得一個「靚」字耳！第一次以花比美人，是一個創見，也是絕不容易的比喻。跟著這樣說的，拾人牙慧而已。好的藝術作品之所以困難，主要原因，是創新之作可遇不可求，而只有曾經在一項造詣上痛下過苦功的人才可以巧而遇之。

藝術如是，科學也如是。在科學上，未經下苦功而有創新之見者，未之聞也。下苦功不一定可以創新，但創新——不是標新立異或創怪論——卻一定要有苦功的支持。我自己曾在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上下過好幾年的苦功，因此在「創新」上也薄有微名。道理說來很簡單：對某項造詣的知識若不是爛熟於胸，就不容易有創新之見。「怪論」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來，但新而不怪卻是另一回事了。究其原因，是所知的越多，其所受的約束就越大。在有很大約束的局限下創新，不可能是怪誕不經的。

近幾年來，我也學人家附庸風雅，收藏了一些藝術作品。除了個人的喜好外，我選取的都是自己認為是困難之作。問題是，一些作品看來似易實難，另一些似難實易，要怎樣去決定其在創作上的難、易程度呢？一個可靠的辦法當然是自己去嘗試，但這分明是難以實行的事。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只好轉向於藝術作品的規限那方面去看。規限越多，其約束就越大。大有規限而又有新意的作品，是困難之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