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永逸名留千古乎？

不少人渴望能夠名留千古。這是個不容易解釋的現象。人既死了，身後的事自己不可能知道，後世的人對自己的觀感如何，或根本不知道世上曾有過自己這個人，都是無關痛癢的事。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對自己身後的聲名耿耿於懷呢？

秦始皇不惜動用社會的巨大資源，替自己建造成我們今天歎為觀止的兵馬俑。王羲之在《蘭亭集序》裡，最後忍不住寫道：「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毛澤東在晚年時，屢次表示擔心他創立的、一度弄到民不聊生的制度，在他去世後可能會保不住，而使自己聲名下降。要是老毛死而復生，看到他創立的制度瓦解，改革後的今天中國欣欣向榮，不知作何感想矣！

我是一個為過癮而生活的人。對我來說，生命失去了，「冇癮」之至也。因此，將來的人對我怎樣想，或完全記不起世上曾經有我這個人，我就樂得「鴻飛那復計東西」，什麼身後聲名云云，「得啖笑」耳。

只有一件事使我與老毛有「一般見識」。我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凡作研究的人，都很想知道行內人對自己的作品怎樣想，更希望得到行家的稱讚。問題是，今天的人對自己作品的評價是作不得準的。上佳的作品，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學術上，我曾經發表過六篇自己覺得是有份量的文章。不幸的是，自己認為是最重要的那一篇，今天的人看不明白。我很想知這，一百年後這篇文章的命運如何。只此而已！

對我來說，名留千古是無關痛癢的事。我也認為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但不久前發生了一件不足為外人道的「小事」，使我突然覺得有「名留千古」的可能性。

我有收藏石頭（石章的石頭）的。在這少見經傳的玩意上，知者說我是「石癡」，而我自己過癮之餘就誇張地自稱為「石帝」了。我愛好的是石，而不是石刻。然而，在收藏石頭的過程中，我對已故名家如吳昌碩等人所刻的石章的奇高市價，心焉嚮往，恨不得自己也有吳前輩的本領，刀下成金。

像書法那樣，刻石章是中國獨有的藝術，而據說這是中國藝術中最困難的。我雖懂石，但對刻石章之藝知之甚少。不久前我時來運到。好友譚永逸是刻章高手，他見我石章有的是，而又醉心於書法，就決定免費替我刻一百枚石章！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於是選取了一批較佳的石頭，讓他一抒己懷，揮刀落石如鐵鑄。除了少數自己的名、號外，深得我心的古人佳句當然是好的刻材。例如，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蘇軾的「一蓑煙雨任平生」，李賀的「天若有情天亦老」，辛棄疾的「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等等——這些，永逸都樂意揮刀，有求必應的。

我不懂刻章藝術，但對譚永逸的刻字卻有殊愛。他不玩新潮，沒有怪招，但有如他的書法那樣，下刀清秀，構圖嚴謹，有傳統之真傳而無不知所謂的「表演」。好友黃苗子是鑒賞石章刻字的大行家，見永逸之作而愛之，命我贈石一塊請永逸下刀，我豈敢不從，但我一見黃苗子得刻章後的喜悅，怎會不打永逸的主意呢？想不到，他一開口就要替我刻章百方！

石是不變之物，可保萬年也。說不定百年之後，永逸替我所刻的石章，可與吳昌碩的相提而並論。若如是，我的後代的後代，可以憑賣一方永逸替我所刻的石章，而維生半載也！

永逸刻章的功力是沒有問題的。但若要大家一起名留千古，還須看我往後在書法上的成就。假若我將來偶有佳作，在書法上薄有名氣，那麼，永逸和我能以石之不變而名留千古，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之佳話也。

以豐功偉績而名留千古，非我所能，亦非我所欲。以文章名留千古，我也許有一個小機會可以辦得到，但我要的可不是留名，而是想知道後人對我某些文章的評價——倘若文章在我身後還有人重視的話，那麼，把我的名字除去，或換上他人的名字，我會欣然在今天接受。但倘若我能以石章這個無足輕重的玩意而與永逸名留千古，我會感到過癮之極，因為這是連愛因斯坦也辨不到的「小事」也。

以石章留名於世的例子，比以豐功偉績留名的少得多。物以罕為貴；對我來說，名也如是。

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

不久前，中國大陸公佈近期的通脹數字達百分之十四以上，有急速上升的趨勢。這應該不是新聞。一年以來，人民幣對港幣的市場幣值下跌了百分之四十。春江水暖鴨先知，百分之十四的通脹率應該是低估了的。

中國當局發表通脹數字的那一天，《南華早報》的記者以電話找我訪問。我見問題重要，就接受了。翌日該報簡略地報道了我說的幾個片段，看來很不起眼，但因為我的意見與眾不同，引起不少外國傳媒的興趣，就又先後簡短地回答了他們一些電話及電視的訪問。其後我想，外國的傳媒怎樣說無關重要，重要的是香港和大陸的朋友要知道基本的問題所在。

一般經濟學者都同意，通貨膨脹是貨幣量增長過多的結果。經過了二十年的貨幣理論大辯論後，這個結論是一般性地被接受了的。但很不幸，中國的通脹問題卻非貨幣量增長過多那麼簡單。其基本困難有三點：

其一，在今天，中國還有不少企業是國營的。在某程度上，國家要對這些企業負責——負部分投資、欠債、支付等等之責。對於辦得頭頭是道的國營企業，政府大可置之不理，但不事振作或長期虧損的就成為政府的負荷了。無論怎樣說，國營企業從來沒有可取的表現，而今天在私營企業大行其道、節節進迫的環境中，國營更顯得手忙腳亂了。當然，有了私營企業的參與競爭，不少國營企業發憤圖強，其中更有不少以股份制轉為私營化的。但在這個從「國」轉「私」的過渡期間，政府在某程度上還是要對國營企業負責的。

其二，也是在這過渡期中，中國的官商數之不盡。高官有權力，其子弟因而有向國營銀行借錢的本領。我不反對官商的盛行，因為我認為這是經改期間無可避免的。幾年前，我曾屢次建議，為了促進改革，中國政府應該給予他們「好處」，以資產換取他們的特權。而近兩年來，這樣的財富大轉移一日千里；但我擔心的是，今天看來，有大權的官商所得的「好處」似乎是無了期的。以適當的產權換取特權是正著，但特權必須跟著取締，而政府只應以產權，而不是以借貸權來「交易」的。

其三，中國的「中央」銀行是人民銀行。歷久以來，這銀行是一個「出糧」機構，或是一個支付機構，與我們所知的商業銀行的性質大為不同。作為一個政府之支付機構，「行」在江湖，身不由己，國營企業的資金不足要支付；地方政府的經費不足要支付；高干或其子弟權大，有所要求，也是要應酬的——更何況國營銀行的官員，也可以從中得到「好處」。

在上述的情況下，要控制貨幣量的增長率，或要控制「銀根」，難乎其難也！就算國營銀行的主事人深明貨幣之道，大公無私，他們也要逼著為責任而支付，為權力而「應酬」。

很明顯，在類似上述的局限條件下，中國現用的壓制通脹辦法不是控制「銀根」，而是增加價格管制，或約束企業的投資及幹部的消費。這是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之舉。在一九八八至九○年間，他們用過這些辦法了，一敗塗地。前車應該是可鑒的吧。

中國的通脹問題不是因為有關的領導人不知道要控制貨幣的增長率，而是因為要控制也不能夠。在今天經濟開始欣欣向榮的情況下，他們應該知道：管制價格及消費，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不可取也。他們也應該知道再不能走回頭路，而大事改革銀行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治本辦法，是只爭朝夕的事，是識時務之舉。

應該怎樣做，中國的領導人是清楚明白的。且讓我在這裡替他們列下一個備忘錄吧：

（一）將人民銀行的總行改為中央銀行，無權「應酬」，無權支付，只有權力控制「銀根」。在有嚴謹可靠的統計數字下，貨幣量的增長每年不可超過百分之二十。（這個遠比先進之邦為高的增長率，用之於大事改革的中國，是可以接受的。）

（二）將所有人民銀行的分行，及其它國營銀行，改為商業銀行——不妨向外資招標認購，賺取他們一大筆錢。

（三）加速國營企業的私營化，使這些企業及地方政府自負盈虧。

（四）從速改善按揭的法例，使商業銀行能以按揭及投資的可行性作為借貸的準則，而不受權力借貸的干預。

（五）取消所有外匯管制，因為這管制一日存在，商業銀行就會實行官商勾結也。

讓我再說一次。控制通脹最可取的辦法是控制「銀根」——間接或直接地控制貨幣的增長率，但在目前中國的銀行制度下，這點他們難以辦到。

中央銀行要不賣帳地、不支付地控制「銀根」；其它銀行商業化了，借貸就只能從資產的按揭及投資的可取性來決定。官員的權力不妨用產權「買」去，但買了之後，權力就應該註銷。而最重要的是，產權可以借錢，但官權無論多大，是不應該用以借錢的。中國的銀行制度一日不改變，以官權借錢或以國營企業要錢之事就無可避免。這樣一來，中國就變得「世界輪流轉」，時而「放」而通脹，時而「收」而不景，而在放、收、放、收之間，資源的浪費就驚人了。十四年來，中國在產權上的改革及市場的開放，使人刮目相看，也令我深感佩服。不幸的是，他們的銀行制度沒有跟著改革的潮流走，還是依然故我，是與改革了的其它制度脫了節的。很明顯，這個銀行制度是應該立刻瓦解而重組的。

天可憐見

兩年前我就聽到好些俄羅斯的少女在中國的東北部——哈爾濱等地方——過著賣笑的生涯。她們在酒家或卡拉OK等場所，陪伴中國的男個體戶喝酒、聊天，賺取一點工資和小帳。

然而，中國話與俄國話格格不入，彼此言語不通，怎能聊天或清談呢？不問而知，中國的男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據說酒外的陪伴是要另外私下議價的。中國大陸的男客，一般說，是出手較弱的顧客。香港及台灣的外商，可以一擲千金，打個兩折亦大為不俗也。

最近聽說，這些俄羅斯少女南下，在廣東一帶做起賣笑的生意來。好幾年前，我作過實地調查之後，發表了《補鞋少女的故事》，頗獲好評。於今聽到俄國少女南下的事，也就想故技重施，作一些實地調查。但我因工作關係，和畢竟是「教授」之身，有所不便也。

聽說這些從千山萬水外跑到中國南部來賣笑的少女，大都很年輕，只有十六、七歲。天可憐見！

十六、七歲的少女，怎會明白賣「笑」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她們的父母又怎可以容許她們那樣做？縱然迫不得已而讓自己的女兒離鄉背井，賣笑於異邦，又怎可以安心睡得著？

我是個崇尚自由市場的人。我認為任何私人擁有而可以買賣的，都應該被容許自由地在市場買賣。然而，我不願見到一個社會有成行成市的賣笑市場。這並非由於我的什麼道德觀念，而是因為我認為賣笑生涯大都是在經濟困境中逼出來的。另一方面，我認為若經濟環境迫不得已，有賣笑的選擇總比沒有這選擇好。

無論怎樣說，聽到關於俄羅斯少女遠赴中國南方賣笑的故事，使我感到心境難平——要是我年青一點，可能會哭出來。十六、七歲的少女，是應該享受父母之愛，享受家庭之樂。但時運不齊，她們要「八千里路雲和月」地遠赴言語不通、文化不同的異國賣笑。

一位已故的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個經濟學奇才。他也是個崇尚自由市場的人。一九七四年，某天閒談中，他告訴我他唯一反對的市場是父母把親生嬰兒賣出去，讓買者作科學實驗。如果嘉素今天還在，再與我秉燭夜談，我會告訴他俄羅斯少女的故事，問問他這樣的賣笑市場與他當年幻想的嬰兒市場，哪一個比較難以接受。

是的，俄羅斯少女的故事使我有很大的感慨。多年以來，她們的祖國自稱是世界第一強國，威不可擋。他們自己發明的國民生產數字，雄霸全球。他們是我們共產中國的老大哥。五十年代末期，懂俄語的中國人高人幾級，如花似玉的女人呼之即來。那時候，從蘇聯派來的「顧問」更是威風十足，旁若無人矣！

想不到——又有誰會想得到呢——三十年後的今天，世界輪流轉，「老大哥」的嬌嬌女兒——有誰的女兒不是嬌嬌的呢——竟然要跑到他們長期以來看不起的國家來賣笑。付錢的個體戶或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今天！

我認為整件事情的發生，究其原委，都是鄧小平之「過」！可不是嗎？中國的開放以及經改，比蘇聯早了十年：十年人事幾番新！今天中國的國民實質平均收入，尤其是在城市的，比起昔日蘇聯及今天的俄國，高出四倍以上。四倍以上的收入，是足以向四倍以下之邦「買笑」了。

中國的開放是如假包換的。俄羅斯少女要到其它國家不容易，但要到中國來——合法或不合法的——她們自會找到門路。另一方面，賣笑市場能在中國大陸存在，也是開放所致。但據說在今天，這種市場在俄國比在中國「開放」得多，自由得多。

我認為，假若昔日的蘇聯在今天只懂得開放賣笑市場，而不開放其它，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少女在中國的故事，就更會街知巷聞了。

寫到這裡，夜闌人靜，在潮濕的天氣中我偶爾聽到抽濕機的響聲。濕氣逼人，呼吸似乎越來越困難了。我把窗子打開，外間一陣冷風吹來，又使我的思維轉回到俄羅斯少女的命運上去。在迷惘之中，蘇學士的《水調歌頭》在我腦中掠過，彷彿感到希望還在人間。且讓我在這裡把該詞最後的幾句送給她們吧：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思如泉湧

兩年多前，拙作《我是怎樣思想的》發表後（見《憑闌集》），一位讀者去信《壹週刊》，指我胡說八道，大興問罪之師。在這件小事上我為了要過癮一下，就在該刊以「讀者來信」作了一個小響應。想不到，這個無足輕重的響應，引起不少讀者的大響應，或來信，或電話，給我大聲拍掌。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我的思想來去無蹤，但有可取成果的，其來時思如泉湧，若不把握時機筆錄下來，過了一陣子就煙消雲散，不知去向矣！替《壹週刊》寫散文就是一個例子。很多時，好幾天也想不出要寫什麼，但當時來運到，我會感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動力，忍不住坐下來，拿起筆——其時也，思如泉湧，一揮而就。

然而，定期交稿確是一個頭痛的問題。文思不至，強而下筆的例子多的是。這種被迫出來的文字，充其量只是差強人意，讀來味同嚼蠟，不可取也。

寫學術性的文章，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文章不須按時交稿。於是，「思」不湧至我是決不下筆的。這樣，我的學術文章，劣作甚少。

話說四年前，瑞典的諾貝爾基金會邀請我到那裡宣讀論文，討論一下我的經濟思想及介紹一下高斯的學說。月復一月的過去了，轉眼一年多，我還是沒有動筆，瑞典的主事人對我的失望，溢於言表。後來某天晚上，老是睡不著，到了凌晨之時，霍然而起，跑到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中文的稿紙上寫下了一個英文題目——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忽然之間，思如泉湧，一口氣地寫了一迭稿紙，近百頁，後來女秘書打字成三十多頁，佳作也。

記得一九七二年，我研究了香港的租務管制兩年多，發覺所有的經濟理論都不能解釋，為什麼在香港有木屋僭建在屋頂上——所謂「天台木屋」——的樓宇，必定是有租務管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某夜，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下，也是忍不住走到書桌前，寫下《價格管制的理論》一題，跟著就是思如泉湧，滔滔不絕。那是我曾經寫過的比較重要的論文。

一九六八年發表的《佃農理論》、一九七○年發表的《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等等，都是我自己較為滿意之作，都是在類似上述情形下而又思如泉湧地寫成的。

當然，寫這些文章之前，在有關的問題上我想過很長的時間，但下筆時可沒有決定自己要說些什麼。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種難以描述的動力，促使我忍不住坐下來，拿起筆，替文章下了個題目，首先不知去向地寫了一句，然後再寫一句，再寫一句……寫了一兩段，就思如泉湧，一發而不可收，而文思也越來越快，筆加速揮動了，初稿上別字連篇也管不著了。我只知道如潮湧至的思想，是要快速地記錄下來的，不能有少許的停頓。

在思如泉湧之際，我知道我不可稍事休息，或等到明天才繼續寫下去，因為經驗告訴我，稍為停頓，如泉湧現之思就不知會躲到哪兒去，千呼萬喚也難再出來。

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怪「現象」，我對「思如泉湧」的處理是有所準備的。例如，我喜歡用墨水筆書寫，那我就常備六枝同樣的筆，每枝儲滿了墨水。筆要輕，要有同樣重量，一枝筆的墨水寫干了，就立刻換上另一枝——若筆的重量不同，或要停筆汲取墨水，文思就可能被打斷了。書寫的紙張是要黃色的——白色的刺眼，對思想大為不利也。

家中的孩子和太太都知道我有這種在霎時間變得像傻佬一名的習慣。他們每當看到我突然間聽而不聞，坐下來拿起筆，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一聲不響地走開，到「東方之既白」也不會來打攪我的。


後記

六十五歲了。自己的思維能力比全盛時退化了多少呢？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雖然自己不能對自己作客觀的評價，但試行衡量一下倒有意思。

以今天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與二十年前（那應該是全盛期）所寫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來比較一下吧。明顯退步的有三。一、手起刀落時鋒利略遜，退得不太多，但可以察覺到。二、轉換角度看同一問題轉得比較慢，這點很明顯。三、邏輯推理再不能一氣呵成，很多時要中止，分段來推。可幸的是，後果似乎還是差不多。

進步的有二。一、對問題重要性的判斷升了級。二、分析比昔日客觀一點。

最明顯的退步，是精力而不是腦力。這退步容易量度，也可信。大約退了一半。昔日我可以坐下來，一口氣地用盡四枝墨水筆的墨水；今天用盡兩枝也有困難。

如果我對生理的普通常識是對的話，今後進步的會越來越少，退步的會越退越快。思之能不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