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爾·莊遜

基爾·莊遜（D.Gale Johnson）是經濟學名家，但他更大的名氣是一位教育家。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教授，歷任該校的經濟系主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學術首長（provost）等要職。

近幾年來，我們港大的經濟學院找校外主考人，找得很辛苦。這「主考」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使，高手不會下就，低手我們不敢請也。好些日子，我和同事們尋尋覓覓，找不到這校外主考的適當人選。後來我們妙想天開，試找莊遜。七十七歲的他，竟然一口答應了，而且做得很賣力。我謹在此向莊遜深表謝忱。

自一九六九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我只見過莊遜兩次面。一九八三年，他與太太訪華後途經香港與我共進晚膳，相談甚歡。十年之後——幾個星期前——他與女兒訪港（太太已故），再與我同吃晚飯。這次所見到的莊遜還是像二十多年前那樣精神奕奕，思想還是那樣清晰敏捷，使我意識到純從學術中成長的人，其智力是不容易衰退的。

說起基爾·莊遜，我有很大的感慨。按中國傳統的說法，他可說是我的大恩人。沒有他，我今天不會在國際學術上有一席之位。我曾數次向他表達感激之情，但他的響應，總是說我的成就是我自己應得的，與他無關。這是客套之辭了。

一九六五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寫博士論文不得意，要轉換一下環境，就到加州的長堤大學去做助理教授。長堤大學學生不少，但當時在國際上籍籍無名，是教書時間多，研究時間少的那一種州立大學。進了這種大學任教後，要轉職於世界級的學府是沒有機會的。

次級的州立大學，能進不能出，是當年眾所周知的事。事實上，我於一九六六年間寫信到幾所較有名望的大學求職，沒有一間回信！

六六年三月，我花了三天工夫，「寫」了十一頁打字紙，題目是《佃農理論——引證於台灣的土地改革》。同年四月，這篇大綱在加大開會研討時，沒有一個人同意。一個多月後，艾智仁教授告訴我，他們從我的大綱中找不到錯處，我可以動筆寫論文了。艾老又說，我的佃農理論所有結論與傳統的相反，我動筆前首先要考查一下傳統之說。

是的，我想出佃農理論時，可沒有讀過或考慮過前賢之見。而今師傅要我考查，我豈敢不從？一查之下，現代的佃農理論專家是基爾·莊遜。初生之犢不畏虎，見到莊遜的理論與我的背道而馳，就手起刀落，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

幾個月後，我寫好了的第一章，是關於理論本身的一篇長文，內裡從一七七六年的史密斯說到現代的莊遜，批評得有點過分。六六年的聖誕，我在長堤收到杜馬（Evsey Domar）的請柬，約我在聖誕前夕到他家參加聚會。杜馬是當代經濟發展學的大名家，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六六年赴洛杉磯的蘭克公司作客一年，其所在地與長堤甚近。杜馬的大名一向如雷貫耳，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他怎會請我這個無名小卒去過「平安夜」的？

穿上了西裝，依時赴會，只見杜馬之家有不少人，都是輩分比我高得多的教授。我既是無名小卒，就縮在一角自吃自喝。酒會過了好一段時間，杜馬突然大聲嚷道：「誰是史提芬？加大的中國學生在哪裡？」這時我不能不站出來。杜馬熱情地跟我握手，把我拉到一旁，輕聲地說：「我讀過你的《佃農理論》。你是不屬於長堤的，要到麻省來碰碰運氣嘛，我得看看我的理工學院有沒有經費。」

一個月過去了。杜馬給我電話，說：「很不幸，我大學的經濟系沒有空缺，但芝加哥大學每年有一項獎金，我已把你論文中『理論』那一章交給芝大的基爾·莊遜，你最好立刻申請這項難得的獎金！」

我聽著，登時汗流浹背。莊遜是我在「那一章」中大肆抨擊的人，我怎敢申請呢？更何況我的博士論文尚未完成，申請獎金是言之過早了。跟著，我的另一位論文導師——赫舒拉發——收到「風聲」，屢次促我申請，我就勉為其難地寫信到芝大去，但已過了限期十多天了。殊不知發信後兩天，就收到芝大的電報，說我獲獎。

我到了芝大幾個月後，與校中的一位經濟學教授杜利（George Tolley）談起獲獎之事，他說：「實不相瞞，我是決定你獲獎的三位評審員之一，評審主席是基爾·莊遜。莊遜讀了你論文的一章，就說服了我們——說你是最適當的人選，我們等了很久才收到你的申請信。」

莊遜本人呢？他在芝大見到我時說：「你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證明我的佃農理論全盤錯了；其實我對自己的理論一向都存疑，因為其結論與事實不符，但總是想不出錯在哪裡。」

後來我把「理論」的那一章簡化，投稿於芝大那份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時被排在首要的位置上。該學報的編輯蒙代爾（Robert Mundell）後來告訴我：「評審你那篇文稿的人是基爾·莊遜，他評得那麼高，我不能不把它放在第一位。」

我在這裡記述這件陳年舊事，應該順便對我們中國的傳統發一點牢騷。「虛懷若谷」是我們中國人常聽到的「成語」，但我們不容易遇到一個像基爾·莊遜那樣虛懷若谷的中國學者。身為大師，被一個籍籍無名的中國學生「手起刀落」，不僅不介於懷，而且還對他大讚特贊，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在芝大一年後，他們聘請我當助理教授，如此一來，多家知名大學都向我招手。而在芝大的兩年中，所遇到的多位頂尖學者，在思想上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從長堤到芝加哥是一個《仙履奇緣》的故事，這故事改變了我的一生。

《信報》現象

不久前，《信報》二十週年大慶，事前該報的林老總請我到高級的雅谷餐廳吃午餐，指明不能吃比較廉價的例餐。天下間真的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貴餐吃過後，林總說：「《信報》快要慶祝二十週年了，希望你能贈我們一稿。」我的回應是：「為什麼你不早點說，好讓我選龍蝦吃！」

後來因為一些事，一些情由——我沒有交稿。今天，《信報》的二十週年大慶之日過去了，而他們大吉大利的前景，來日方長也。

不幸的是我：因為沒有交稿，耿耿於懷久之！然而，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是西方人說的。

那麼，就在這裡談談《信報》吧。

據個人所知，《信報》是中國盤古初開以來的第一份學術性的經濟報章。美國早有《Wall Street Journal》，英國早有《Financial Times》，其它的大國也有諸如此類的報章或刊物。只有我們歷史悠久的古老大國，在傳統上「何必曰利，只有仁義而已矣」之五千年文化中，有點糊里糊塗，以不曰利為美德，把經濟的報道漠視了。當然，有關經濟的定期刊物不是沒有，但開門見山首創的是《信報》。

說是《信報》，其實是籠統之言；我應該說是筆名林行止的林山木才對。沒有林總，《信報》會怎樣，實在難以想像。這有三個原因。其一，山木一夫當關：他寫的《政經短評》，抓著重點下筆，有一針見血之效，使讀者有口皆碑。其二，山木相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之理。即使與自己意見不同，但只要是有份量的文章，他就照登無誤。還有，當年——十七、八年前——侯運輝與楊懷康的學術性經濟文章，其它報章都視如蛇蠍，可是到了山木的手上，就視如至寶。《信報》今天被公認為一份甚有水平的知識刊物，有其因也。其三，山木辦報很有專業精神，深知「百花齊放」與忠實報道的重要性。

說起來，我今天以中文寫專欄略有小成，是始於山木的「發現」而親自促成的。一九八三年，他明知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但還是「禮下於人」地邀請我動筆，替我起了《論衡》這個專欄名目，而且每篇稿子他竟然親自處理。要不是他當年對我不成氣候的文稿大聲拍掌，我哪有膽量繼續寫下去？

是的，在我以中文下筆的一個小去處上，山木和我曾經是難得一遇的最佳拍檔。我們大家都有信念，但沒有成見；我們大家都願意冒險，願意嘗試；我們大家都不滯於物，不管他人說什麼；我們大家都認為文章之道是要簡而明，要誠懇，而老氣橫秋是不可取的。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元老戴維德（Aaron Director）認為：學術性的文章沒有市場價值，作者是應該單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下筆，不應該要求或期望政府或他人的資助。今天，由於《信報》的啟發，我卻認為戴老的觀點只對了一半。對的一半是：任何文章也不應該期望他人津貼或資助的——「免費午餐」吃之無味也。錯的一半是：他說學術文章沒有市場價值。當然，好些學術文章是沒有市場價值的，不過，這不能一概而論。與《信報》的交往，使我意識到：只要文章寫得淺白，有趣味性，再深奧的學術言論也會有市場的支持。

我不妨誇大一點說，就算我今天被港大解雇，別無謀生之道，我還可以「賣」學術文章而謀生計。這是戴老不容易相信的。戴老不會相信的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信報》現象」吧。

陳復禮的攝影藝術

以《往日時光》為題的《四友攝影聯展》結束，餘興未盡，我要談一下陳復禮的攝影藝術。聯展中的其它兩位大師——簡慶福與何藩——我已經為文談過了。雖然在為「聯展」而出版的《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裡，我簡略地介紹過陳復禮，但他是一位重要的攝影家，多談一下是應該的。

是的，我認為陳氏是攝影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沒有何藩的天才，沒有簡慶福的氣魄，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他比較重要，因為他能「專於一體」而達到高不可攀的境界。如果何藩能像復禮那樣，四十多年來日以繼夜地在攝影藝術上思考、工作，其成就當無可限量；但何兄沒有那樣做，令人惋惜。

據說一些走新潮之路的攝影家對陳復禮的作品頗有微辭。這可能有四個原因。其一，陳氏被稱為中國攝影界的「武林盟主」，樹大招風。其二，陳氏對他人作品的評價往往簡略不詳，不容易多說讚賞他人之語。其三，陳氏的作品很有個人風格。風格越明顯，不喜歡的人就越容易加以批評了。最後，陳氏的影風淡泊，不容易令人拍案叫絕。

中國攝影家就是那樣時運不齊：他們的知名度與地位，就只限於中、港、台一帶及國際沙龍的領域中。然而在世界性的攝影藝術範疇內，沙龍作品籍籍無名，甚至被一些攝影專家鄙視的。這大概是因為沙龍作品雖然美觀，但大都內容空泛，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套，縱有變化，也只是些技巧而已。

香港好些人喜歡以沙龍的標準來品評攝影藝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沙龍審評一幀作品只用很短（通常幾秒鐘）的時間，凡有深意的或不「搶眼」的作品，大都名落孫山。像簡慶福的《水波的旋律》那樣魚與熊掌兼得的——沙龍「收得」而又實在是精品的——少之又少。

陳復禮出自沙龍傳統，但他中、後期的作品，已脫離了沙龍的範疇。我曾經說過，從詩情畫意那方面看，復禮的攝影前無古人。一般的識者不會給他那樣高的評價，但沒有誰可以在詩情畫意那方面指出一位可與陳氏相提而並論的攝影家。在風格的轉變上，復禮不像我和何藩那樣大膽嘗試，而是按著傳統逐步地演變。他顯然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是的，我認為陳氏的平穩作風，或多或少地把他的天才掩蓋了。他很少用「對光」，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是中色調。這樣的作品不會譁眾取寵，但困難程度卻達於極端。我對光與色調的處理下過功夫，但遇到平光與中色調就感到頭痛。不相信的朋友不妨試試，以平光、中色調來過癮一下，看看作品是否會令自己反胃的。很顯然，復禮對平光與中色調的景物有過人的判斷力，知道怎樣可以成「相」。據我所知，歷來的世界大師中，沒有誰在這方面可以與陳氏分庭抗禮。

沒有在攝影技術上下過苦功的人，是不容易體會到陳氏所達至的境界的。他是唯一真真正正地以相機表達中國文化傳統的人。我們的國畫，受了儒家的感染，都是以平光及中色調來處理的。我不知道畫國畫的困難，但我知道以平光、中色調——儒家之道——來搞攝影，不用中途曝光，不用色調分離，也不用燈光或背景取巧，而還能成「相」，是一門深不可測的學問。

復禮的作品沒有怪招，不譁眾取寵，但卻耐人尋味。我自己是越看越佩服的。一些不懂攝影之困難的朋友，認為陳氏的作品沒有什麼不凡之處。我的回應是：你們看清楚了沒有？何藩不凡，我也「不凡」：以不凡為不凡，凡矣哉！復禮以凡從事，藩兄與我皆能從其凡中而見其不凡，可算是知音人了。

八十年代初期，復禮忽發奇想，實行「影畫合璧」，請了多位畫家在他的故意不完成的攝影作品上補筆。這個構思，若在昔日的「黑色」時代，可能大有可為。這是因為當年我們大可將銀質的藥膜塗於宣紙上，自製相紙，在黑房中沖洗後才請畫家在宣紙上潑墨補筆。很不幸，今天的膠質相紙，不能吸收水墨，所以「合璧」起來有稜角分明而欠水乳交融之感。

我認為攝影歷史將不會忘記陳復禮，是因為他的平淡而有畫意的作品自成一家，達到了沒有對手的境界。

何藩的新意，創之不易，仿之不難；慶福的大場面，Ansel Adams可與之分庭抗禮；卡殊對人像的處理，與我的如出一轍；昔日巴西的Francisco Azemann，其角度構思幾成絕響，但角度構思是主觀的事，不容易勒碑誌之。香港已故的張汝釗，其金魚攝影前無古人，到今天還是後無來者。但金魚可說是「彫蟲小技，不合大人」。

我想來想去，在中國攝影家中，只有陳復禮的平光、中色調、大有畫意的「平凡」作品，有其一般性，學之不易，捨之卻難。所以我認為在我最近搞的「四友聯展」的四友中，復禮的地位最重要。

今天，復禮只在中、港、台一帶得享盛名。我本來打算慫恿他出一本攝影集，在歐美發行，使他能在國際沙龍之外名留青史。但出版藝術攝影集，歷來都是蝕本生意。最近我出版的《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得到寫稿朋友的宣傳，在展覽場內賣了近三千本。沒有錢賺，但打個平手是有機會的。我於是想出了個好主意。

港大的圖書館館長簡麗冰，對我們的「四友聯展」大感興趣。當她見到我為這聯展而出版的攝影集，就認為她的圖書館應該收藏。一言驚醒夢中人，我於是跟一些外地的朋友聯絡，他們都一致認為各地的大圖書館會接受這本書。送書容易，要大圖書館「接受」收藏卻甚困難。我屈指一算，送書到世界各大圖書館的全部費用約需十萬港元。只要此攝影集今後能多賣數千本，我可以大送特送而還打個平手的。

要介紹中國的攝影藝術到外地去，這是一項划算的投資。說不定，簡、何二兄的聲名也因此而傳得更久更遠。與我不同，他們有此功力也。


後記

本來打算多印一批《往日時光》送到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去，但過了幾年，這意圖難以推行。這是因為只過了兩年，計算機處理攝影作品使四友中之一的簡慶福堅持要用他的新作，而《往日時光》又暢銷，印製了的六千本所餘無幾。

筆

筆是我的謀生工具。諺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對筆頗有研究。我是個很少帶筆於身的人。自己不喜歡的筆，帶在身上，覺得討厭。心愛的筆呢，帶在身上，一時大意可能遺失了。我於是索性不帶筆隨身。

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可能連筆也不懂得拿。計算機打字神乎其技，可以按鈕修改，比筆修改方便得多了。但對我來說，計算機打字是女秘書或年青人的事，我自己是不敢染指的。拿起筆，對著稿紙，我的腦子就想得自由自在，想到什麼就隨意地塗在紙上。但對著計算機，熒幕上的光使我看得眼花繚亂，而手指輕輕地往字碼的鍵盤上按時，有兩三成機會是按錯了，錯了要改，腦子就如此這般地分神，什麼靈思妙想就都給嚇跑了。

我是個用筆「專家」。多年的運用，使我能腦、指合一，幾達化境。指與筆的揮動，在不自覺中被腦子控制，而行筆於紙上瑟瑟有聲，令我陶醉，也促長了思想的奔馳。

很不幸，墨水筆（即自來水筆）正面臨淘汰之局了。在美國，要買一瓶墨水筆所用的墨水絕不容易，只有三幾家較大的書局可以買到。這個情況在香港尚未出現，因為墨水筆在此還有一定的市場。香港人喜歡隨身帶名貴的筆，即使不大識字的也往往這樣做，而除了墨水筆以外，其它種類的筆都不可能太名貴——沒有真金的筆嘴，充其量都是二等貨色。

我喜歡用墨水筆，因為寫時墨水的外流使我有流暢之感，也覺得自己真的是在創作了。但除了那種有金筆嘴的之外，我選用的墨水筆都是沒有金屬的筆身，因為對我來說，輕「身」的筆很重要。在大學唸書考試時，滔滔不絕地狂寫三四個小時，重身的筆有礙思想，大為不妥。日子久了，這使我養成用輕筆的習慣，而用筆時筆套是永不套在筆上的。筆身我喜歡要黑色的，因為其它顏色總覺刺眼。我不明白為什麼制筆商不把柔軟的金筆嘴鍍上黑色。

鉛筆我絕少用，因為寫不到兩三行又需刻意把鉛芯加長。原子筆則是久不久用的。這種筆便利，但寫時總覺沒有墨水筆的舒暢感。近幾年來，市場上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筆屈指難算，但筆端流出來的物體有如怪物，有點嚇人，使我在新科技的「奇招」上胡思亂想，不用也罷。

說起用筆舒暢，最令我有暢快感的還是我們中國的毛筆。當然，今天以之寫稿作文實成問題，但當研習書法用起毛筆來時，墨汁大量地從筆端流到宣紙上，實在是一種享受。這代表著一種舒暢的發洩，一種感情的表達，也是在工作忙碌或苦悶之餘的一個好去處。

拜了三位大師研習書法後，我才知道毛筆的好與不好是一門學問。我喜歡用長鋒羊毫，因其柔軟使字寫來變化多端。米芾說：「學書貴弄翰」至理名言也。「翰」者，長鋒的毫也。書法的主要困難，是怎樣去「弄翰」——怎樣將筆端的毛左反右覆，曲後而又直，轉彎而筆端不散。看來似是一些小問題，但善「弄翰」者動不動要花上數十年的功夫。

於書法的要求來說，毛筆十之八九都是不如人意的。可幸的是，羊毫之筆在國內價格相宜，況且今天的「萬能膠」使毛筆極為耐用。故老相傳，大書法家如張芝、懷素等人，用壞了的毛筆，（筆）頭可以堆成小山。如果這些超級大師生於今天，他們決不能以「小山」來形容他們的用功了。

前些時在北京，一下子花了四千元買了二百枝毛筆，大大小小，五花八門的；回港後試完一枝又一枝，似乎比孩子們面對著多種玩具還要興奮。每次開一枝新筆，都有新的靈感，新的希望，這顯然是一個很有滿足感的便宜玩意了。

上海周慧珺女士，是我的書法老師。她屋子裡的筆數之不盡。她是書法名家，所以很多時得到制筆廠的相贈；但她往往把這些筆——通常是精品——轉贈給我，而自己再花錢去買新的。她書房中滿目皆筆，還要買新的，那是為什麼？難道到了她那「揮毫落紙如雲煙」的境界，她還要從新筆中找尋新的靈感，新的希望嗎？

周老師有一個女徒弟，入室久矣。她的名字是李靜。我請她表演書法給我看。不知她於哪裡弄來一枝陳舊的毛筆，在宣紙上運筆如飛，瀟灑利落，使我看得心曠神怡。據說李師姐在日本很有名。我認為在年青一輩的書法家之中，李靜是得天獨厚的。

四年一度燕歸來——為永玉賀

第一次見到黃永玉，是由一位朋友帶我到他的「山之半居」去。那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不久的一個晚上，幾位新相識的朋友坐在那裡「悶」談大家感到痛心的事，整個晚上沒有聽到什麼歡笑的聲音。

我這個人有點怪脾性，在聚會中有時說很多的話，有時卻半句話也不說；該晚我是沉默寡言的。大家坐到深夜，永玉突然走進書房裡，拿出多張他在宣紙上重複又重複地寫的對聯，字體潦草，顯然是下筆飛快的。聯語道：「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憐一片江山」——是前人之詞的集句。

永玉讓朋友們各自挑選，但親自選了一幅給我。他再到書房去，把文房四寶拿出來，在各幅同一對聯的下方簽了名，蓋了章。正待把字幅交給我時，他若有所思，把宣紙再放在地上，自己俯身於地，拿起筆，蘸了墨，在他的簽名之上寫下：「五常賢弟一賞，風雨如晦之時」。

當時我想，這個人才情洋溢，點只畫家咁簡單？

大家拿到了對聯，站起來，要告別了。獲得免費贈品，本來是高興的事，但我覺得大家是怏怏而散。向大門走了兩步，永玉說：「要看看我新畫的幾幅作品嗎？」大家於是又再坐下來了。

永玉拿出來的第一幅作品，是《六月之夜》，把我嚇了一跳。在此之前，我只在「翰墨軒」看過一幅黃永玉的畫，是近於漫畫之類的。雖然該畫看來很過癮，但我很懷疑作者怎會那樣大名鼎鼎。一見《六月之夜》，我疑團盡釋，對自己說：「果然名不虛傳！」

《六月之夜》畫面高而窄，背景蒼茫，荷花一朵，高高的立著，有點像傳說是李白所寫的「玉梯空佇立」，而在畫面下，浮在水上的荷葉，露水殷紅如血。我心想，以象徵表達，歐西的畫家屢見不鮮，但中國的畫家就比較少見了。花是花，草是草，畫得再妙也是花花草草而已。

後來我讀到黃苗子替永玉畫冊所寫的序言，引用唐代一位禪師所說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的三個境界來談黃永玉，我就覺得苗子真的是永玉難得的知交了。

那個晚上，永玉繼續拿出十多幅其它的作品來給我們看，都是深具創意之作。當時我認為——而今天還是那樣想——純從思維那方面看，黃永玉在中國畫家中是非常獨特的。就算好些知名的畫家，在重複的題材中，畫來畫去都是幾「款」畫，使我看不出其思維何在。他跟著開畫展，我就忍不住寫了《五常談永玉》。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如今四年一度燕歸來，永玉又再舉行個展。不久前，他請我到他家去，看了三十多幅他的新作。對一個不斷地追尋的人來說，四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了。永玉的國畫顯得比以前豪放，在設色那方面，主色的運用比以前更明顯，有更大的感染力，因此，雖然色彩奪目，其反差卻比以前減少了。《十萬狂花入夢寐》與《何處是歸程》應該是永玉這幾年國畫中的代表作。

更明顯的新路向，是他多畫了西洋畫——用塑料彩畫的西洋畫。每幅作品都有一個中心思想；所有作品的風格明顯而一致。在這些作品中我特別喜愛《羅馬最早的黃昏》與《達芬奇故居》。

塑料彩比傳統的油畫顏料快幹得多（我有一幀油畫過了三年還沒有乾透）。永玉是個「性急」的人，新科技製造的塑料彩也就被他選用上了。但塑料彩沒有「舊」油料畫出來的味道。不久前，永玉發明了一種以塑料彩「用」得很厚的辦法，使畫面增加了立體感，也大有韻味。這樣，與油畫相比，各有千秋。在這新玩意上，永玉只會展出兩幅作品——《黑太陽》與《蟹爪蓮》——都是傑作。

寫到這裡，突然間我有所領悟：傑出的畫家都一定是發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