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與藝術——試談王鐸現象

風格與藝術，常見於談論中，但品格或人格與藝術卻較少被提及。這後者其實很有趣味，大可一談也。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從事藝術的人，若他的人格大有問題，令人鄙視，那麼他的藝術作品是否可以卓然而成大家呢？換句話說，假若我們不喜歡某一藝術家的為人，我們是否跟著不喜歡他的作品？有這樣的說法：「相由心生。」藝術也如是乎？

認為正得正，負得負——人格與藝術同起同落——的人有的是。我聽過郭沫若的例子。他被認為是一個沒有骨氣的人，是「巧言令色則恭」的那一種。郭氏是一個書法家。一些鄙視郭某的人，認為他的人格反映在他的書法上，不可取也。以個人之見，郭氏的書法寫得很熟，但的確有點問題，令人看得不舒服，至於是否與其人格有關，我就不得而知了。

廣泛一點說，「負」而得「正」的例子也不少。毛澤東是否千古罪人，眾說不一，但他「整人」成癖，其心胸狹窄是沒有疑問的。但老毛的詞與書法皆有成就，且顯得胸襟廣闊，與他的人格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明朝的書畫大家董其昌，好些人說他恃勢凌人，欺善怕惡，人格不可取也。我認為董氏的書法有媚態，不是一般人所說的那麼高。當然，我怎麼看作不得準：兩年前美國出版了一套（共兩冊，千多頁）名為《董其昌的世紀》的書，認為他的書畫雄視明代近一個世紀，無與倫比也。

民國以來，鄭孝胥被認為是漢奸，但鄭某的書法確實不弱——雖然說不上是大師級。古往今來的中國畫家中堪稱一代大師的，張大千可以當之無愧。但大千居士的「人格」曾屢遭非議。這是由於他憑著自己的曠世奇才，仿製八大、石濤等高人的畫，不僅「仿」得維肖維妙，且造詣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也以如此這般的仿製品來騙取過達官貴人的錢。不過另一方面，大千居士對朋友的慷慨與關懷，是有口皆碑的。

毋庸諱言，我認為張大千先生的「騙術」是趣事，算不上是「人格」上的大污點。以仿製假畫為業當然見不得光，不可以勒碑誌之；但以天才絕頂、巧奪天工的本領來難倒或瞞過專家及達官貴人，這樣過癮的事怎可以不嘗試一下？幾年前黃老弟黑蠻給我看一篇文章，其中描述大千居士壯年時如何把「專家」們玩弄於「指掌」之上，不禁叫絕，怎樣也沒有想到他「人格」有問題那方面去。

此文以《人格與藝術》為題，是因為最近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托簡慶福帶給我兩大本王鐸的書法。王鐸是明末清初的大師級的書法名家。以我之見，他的書法沒有王獻之那樣瀟灑；沒有米芾那樣變化萬千；沒有張旭、懷素那樣狂放；也沒有倪元璐那樣耐人尋味。然而，從全面性及氣勢這兩方面來品評，王鐸應該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頂級高手，可以雄視百代。

很不幸，在書冊上評介王鐸的幾篇文字中，作者們差不多一致地認為他是「千古罪人」。原來王鐸是明末的重臣而投降滿清。他不作「完人之道」——沒有自殺——而轉作清朝的官。既為降官，他當然沒有權勢，但他食得好，住得好，最好的紙筆招之即來，加上無「權」一身輕，王鐸在死前的七年，專於書法而大放異釆。

是的，在科技、傳媒發達的今天，不忠於舊主沒有什麼大不了，可以一笑置之。要是我們今天的價值觀還像二百多年前那樣，好些香港的行政、立法局議員，到了九七時要作「完人」之舉了。但在王鐸那個時代，不跟著皇上「自縊殉國」之類，是失節也，可鄙也。那麼，王鐸可算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吧。但正因為他這樣做了「千古罪人」，我們今天才可以看到他後期的書法，在他的筆墨中大開眼界。

年多前謝世的書法家沙孟海，認為王鐸失身於滿清，後人對他的書法評價就打了一個大折扣。這是不應該的。人格歸人格，藝術歸藝術，才是品評之道。以今天的準則衡量，王鐸的人格不一定有大污點，但在當年，王鐸必定感到慚愧不堪，無地自容，迫著把愁懷寄之於書法，以書法作為一個避難所，在不經意間登峰造極。

是的，人格有問題而藝術大有成就的例子多的是（法國的高庚就是例子之一）。另一方面，奸險之輩或鬱鬱不得志者，好些時會將自己的品性或感受流露於其藝術作品上。但每一個人，不論如何險惡，或是怎樣「小人」，總會有他可取的一面。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創作時可以忘卻自己的污點，或忘卻自己的時運不齊，而向可取的一面，或有希望的一面邁進。這樣的作品不一定甜美（甜美的作品，一般而言，不是好藝術），但可以氣度儼然，或帶著一點令人感到苦盡甘來的苦味（只得一個「苦」字的作品，不可取也）。

好的藝術，不應該有任何造作，而在世事的感染中總要帶著一點童真，一點人類天生下來就有的靈性、情感。除技巧或技術以外，好的藝術家往往會像范仲淹所說的那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內心深處的一點人類的共鳴，不渲不染地表達出來。因此，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作品，應該是與他被世俗污染了的人格沒有必然的關係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談「退休金計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孟子說的。翻成白話文，大致可以引申為這樣的意思：「我們不僅要照顧自己家中的老人，也要照顧他人年老時的生活。」這句話聽來何等慷慨，何等感人！我想，香港的立法局議員絕大部分是會贊成的，因為他們若投反對票——即是贊成讓與己無關的老人自生自滅——豈非大逆不道，甚至壓制「人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似乎是香港政府將要大事推行的「退休金計劃」的八字真言。這「八字」是受到孔子的影響，說來可真擲地有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大同」思想，比馬克思的共產思想早了二千多年。跟著而來的是更迷人的理論：「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浪漫如斯，也難怪我們的孫中山高舉這一段話，使中國老百姓稱他為「國父」。

不過，孔子或其門徒的「大同」，只是一個理想，一個烏托邦，而實際上可行的，是「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後者是近於以私有產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了。想不到，一向以私產、市場而知名天下的香港，在九七之前要搞「天下為公」，要強迫市民「不獨親其親」而且「以及人之老」，煮其「大鍋飯」也。

不久前，《壹週刊》舉辦了一個研討會，邀請三位高手來評論港府建議的「退休金計劃」。這三君子來頭不小：艾禮智（Issac Ehrlich）在十八年前以經濟理論分析「死刑」而震動國際；王於漸是我們港大經濟金融學院的人，其功力不在話下；華樂思（Sir Alan Walters）是當世最有份量的政府經濟顧問——我在七十年代初期認識他時，他只是一位知名教授，後來戴卓爾夫人委以重任於英國危難之際，使他有機會大顯身手。

在上述的研討會上，這三君子從頭到尾把港府的「計劃」批評得一無是處——不是有意針對港府，而是依據他們所知的發言：舉世類似的「計劃」都毫無例外地帶來經濟大災難。

且讓我先在這裡簡略地複述他們的要點（有些地方略加修改），然後再以自己的觀點補充一下。

（一）醫學發達，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因而在養老制度下，「供養比率」不斷下降，以致「供養」他人的就業者叫苦連天。

（二）隨著強制而帶有「大鍋飯」性質的「養老」計劃，其它的政府「福利」項目必定與日俱增（這是外地的規律）。這使政府的負荷大大加重。

（三）由於以上的兩個原因，美國於一九三七年開始強迫「養老」時，政府只抽工資百分之二（勞資雙方合計），但從今年起則升至百分之十六點二！

（四）就業者自己私下積蓄養老，其回報率比政府抽稅所得起碼高出十倍！

（五）港府建議的百分之六（勞資合計）徵收，是「水出魚，魚飲水」，事實上全是由勞方支付。這大約等於薪俸稅在一夜之間提升百分之六十七。

（六）除了新加坡外，所有強迫性的抽稅養老制，在某程度上都是「大鍋飯」——「以及人之老」——而港府建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鍋飯！（只有香港的建議是，不管就業時的工資如何，六十五歲後每人同樣收取二千一百元。若六十五歲去世，則供款數十年者得個「桔」罷了。）

如上六點是事實，都很重要，但我認為還不夠說服力。那是因為這六點雖非老生常談，但很多人都知道——在香港作出該「計劃」建議的人是專家，當然不可能不知道。問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可運於掌。」——是一個甚具政治吸引力的烏托邦概念。有關人士明知此路不通，也還要冒險而行的。

三君子以博學知名，口才了得；他們辦不到的，我也辦不到。但我不妨在這裡補充兩點，以供參考。

（一）養老抽稅開始後，因為是「政府」決策而又是「強迫」的，市民大眾就心安理得地依靠政府。他們為養老而私下積蓄的熱情就會直線下降。歷久以來，香港人的平均私下（自願）積蓄率，大約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美國則不到百分之五，新加坡百分之三——皆賴政府「強迫」與「保證」所賜也。

是的，有了強制性的養老抽稅，市民不僅大減私下積蓄的「數字」，而還會不斷地要求政府增加其它福利。「是你保證我老有所終的呀！今冬大寒，二千一百元怎能溫飽的？」你怎麼辦？

（二）據我所知，所有政府的劣策中，只有強迫養老抽稅一項是可發而不可收。什麼價格管制、進出口管制……都可以見勢頭不對而鳴金收兵。唯獨養老抽稅一旦開始了，不僅欲罷不能，還會變本加厲。這是因為抽稅養老這回事，是代代相傳，是一項不能有時間規限的政府承諾。要是政府一旦把它作廢，失信天下，大暴動在所難免。美國於六十年代初期就知道他們的強迫「養老金」是一個爛攤子，只是欲罷不能，到了今天，其強迫性的徵收率被迫而再上升兩倍。

好些熱心於公益的朋友，認為外地的強迫養老有難，不等於香港的也會有難，更何況香港大可吸取他國經驗，以專家深入研究，或可化險為夷，真到不成時再作打算。這樣的想法行不通，因為養老抽稅一開了頭後，就只能勇往直前，沒有轉彎或後退的餘地了。贊成港府建議的朋友，真要好好地想一下自己的兒子的兒子……的生活。

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以斷言。


後記

「強積金」制度幾個月前在香港開始了，其形式比本文所說的好一點，因為「大鍋飯」的成分比較少。但另一方面，近幾年來香港的福利措施大幅上升。這些及其它因素，使我在九六年末說香港的經濟會有十年不景，很可能不幸言中。

幾個月前遇到一位國內高干。他對我說：「教授呀，我真的不明白，世界輪流轉，今天中國正大步走向資本主義，你們香港卻大步走向社會主義。那是為什麼？」

莫把學者超然化

週末早上醒來，太太讓我看一專欄（可能是因為文內提及我的名字），是潘國鍵寫的《莫悔進入研究院》。該文是回應天恩寫的《懊悔進入研究院》。顧名思義，此二文的觀點不同。我沒有機會讀過天恩君的《懊悔》，但從潘君的《莫悔》中可略知一二。

天恩君似乎是說，他在研究院生活不好過，就業機會沒有肯定性，前路茫茫也。潘君的回應是：從事學術的人要甘於澹泊，不應該因為受到挫折而放棄自己的理想。雙方所提出的都是重要的問題，雙方都對，但雙方都有商榷之處。我是過來人，想在這裡談一下自己的觀點，希望對後學的青年有點幫助。

我在研究院「混」了三十三年，到今天還沒有後悔，可能因為我是比較幸運的一個。當年我決定深研經濟學，是因為在幾種自感興趣的學問中，認為經濟學的謀生機會最高。但在當時，從個人興趣那方面說，經濟學只排在第三位置——與哲學邏輯相若，但卻次於人類學及藝術史。我算不上是一個很市儈的人（不能也，非不欲也），但「飯碗」卻不能不顧。一九七六年，有了兩個孩子，眼見美國每年有兩位數字的通脹，而薪金的升幅遠為不及，就逼著要局部放棄學術研究而做了幾年收入高出好幾倍的顧問工作。

當時我想，自己「澹泊」一點不打緊，但孩子們的起居飲食怎麼辦？那時女兒三歲多，進了幼兒班幾個月，某天晚上她不經意地問：「爸，你有沒有替我準備大學費用？」她不可能知道「大學費用」是什麼——她顯然是從幼兒班的老師那裡聽來的。我感到一陣心酸，就決定要多賺一點錢。

學術的確很有吸引力。它很有趣味，也會使略有小成的人對自己尊重而感到驕傲。不過書中也的確沒有「黃金屋」。學術，尤其是深入的學術，很多時是沒有市場價值的。要是政府不「樂善好施」，或富有的人不欣賞學術而隨緣樂助，愛因斯坦的生活會很不好過。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願意為學術作出犧牲。但這犧牲是有限度的。生活很現實。願意為學術而作出某程度犧牲的人，不能不在學術興趣中考慮「現實」的問題。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人誤解，以為學術只是學院或研究院內的事。非也，勸人「莫悔進入研究院」的潘君自怨找不到學術機構容身，但他行文流暢、可讀，比一般學院文人高明，而潘君的例子不算是很特別的例外。

是的，學術與學院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而醉心於學術的人不一定要在什麼研究院謀生。在事物日新月異的今天，由於種種原因，科學的研究大都要進入研究院，但文學與藝術的深造就大可自由「發展」。博學如黃永玉、黃苗子，沒有進過研究院就讀，卻大可在世界級的研究院任教；與市井之徒為友的李碧華、舒巷城，其文學功力在我之上。幾年前香港大學頒發名譽文學博士給查良鏞，有人見他不是學院派而加以非議。我當時的回應是：不頒發給金庸，難道要頒發給我嗎？

長於學術而又能在研究院謀生，是錦上添花。但不能在研究院任職的，只要不被賭馬之類的「閒情」困擾，大可在謀生之業外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每有會意，大可欣然忘食也。

我不同意潘君之處，是我認為從事學術的人，十居其九以上是不甘於澹泊的。我不認識潘君所說的嚴耕望教授與牟宗三教授，沒理由懷疑他們的澹泊。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先生，其給後人的「澹泊」感就不大可靠。起碼，陶前輩「曾」為五斗米折腰，而折腰後還要說什麼「雲無心以出岫」——若真的「無心」，他是不用說出來的。

潘君舉例之歐洲的「澹泊」偉人，我更認為大有問題了。天文學家伽利略很「市儈」——他是與當時的教會「爭飯吃」而被打下馬來的。哲學家羅素，晚年的風流事跡，今天還被知者津津樂道。馬克思生活潦倒，但恩格斯可以作證，他求財不得，是無可奈何的事。莫扎特以錢掛帥，平生賺過很多錢，可惜揮金如土，最後的兩年不好過。畫家梵高癡於畫但賣不出，在生時不及他的市儈之極（近於騙子）的朋友高庚幸運。

人各有「價」，我自己的靈魂是可以「出售」的。友好黃啟阜聽我這樣說時，很不以為然。黃醫生也許錯看我了。不值錢的靈魂，要它作甚？我感到驕傲的，是自己的靈魂價格似乎比一般的行內人高一點。我甚至可能比陶淵明高一點：我不會為五斗米折腰，但五百斗米則作別論。

因為自己不夠澹泊，我從來不鄙視為米折腰的學者。我鄙視的是那些沽名釣譽，在研究院中掛出一個學術招牌，故弄玄虛，「高深」得連自己也不明白的學棍。

學術很有意思，但既不神聖，也不超然。有真材實學的學者值得我們欣賞；但學術是一個行業，從供求的角度看，算是一個市場，也有市場的不幸，而其中的騙子並不比一般市場少見。甘於澹泊是美德，但過於澹泊就往往成為傻瓜了。

墨國行

雖然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我曾經兩次駕車到一個位於加州邊境的墨西哥小鎮勾留半天，但朋友們都說那算不上是到過墨西哥，作不得準也。該小鎮有點趣味，但給我整體的印象奇差。

最近有機會到墨西哥的中心地帶遊覽了六天，走馬看花地到過三大名城，所得的印象出乎意外的好！我不懷疑一般的報道說，墨國的食水可引起河魚之疾；但比起我們的偉大祖國，墨國顯然清潔得多，人民禮貌得多，富有得多。近幾年來，一向被認為是經濟落後的墨西哥，大事推行開放政策，經濟大有改進，變得欣欣向榮，這是我決定在百忙中抽幾天時間到其地一遊的主因。在旅遊中我老是想，假若中國還繼續像今天那樣講呀講的，斗呀斗的，十年之後，炎黃子孫會見到墨西哥的成績而感到尷尬之極。

墨國給我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市面上流行的鈔票，票面額一萬元與十元的價值相等！原來大約兩年前，政府把一千元改作一元，在一夜之間將幣值提升一千倍。但他們懶得取消舊的鈔票，讓舊與新的一起在市場流通，新的只加一個「新」字，其它所有設計完全相同。外來的遊客在開始使用時覺得有點混淆，但幣值相差一千倍，過了兩天，不用看那個「新」字也懂得分辨了。

這裡有兩個有趣的含義，一淺一深。淺的一個是：我們中國的執政者，往往為了面子，要票面幣值提高，或高人一等。這顯然是沒有意思而又輕而易舉的事。如果北京傚法墨國，把面額一百元的人民幣改為一角——升值千倍——那麼一夜之間人民幣就可成為世界上幣值最高的了。

另一個較深的含義，是根據經濟學大宗師費沙的「貨幣幻覺」理論，票面幣值提升是會引起通貨膨脹的。昔日國民黨所玩的銀圓券、金圓券的鈔票面值提升遊戲，不是引致惡性通脹嗎？但費沙前輩的「幻覺」理論顯然是錯了。自鈔票面值提升一千倍以來，墨西哥的通脹率下降，以至匯率節節上升。這可見人民並不是經濟學家或政治家所想像的那麼蠢。在鈔票數字上他們不存「幻覺」。政府若能控制銀根，他們就珍視鈔票，但若政府官員營私舞弊，他們就對鈔票鄙視起來，一到手就放出去。

墨西哥給我印象最佳的城市，是位於南部瀕海的Acapulco。一般人的評價不是那樣高，因為它只是一個旅遊之地，有的是花錢消閒之所，不能代表墨國的文化、特色。但一個從早到晚、日復一日緊張地工作如我的人，若要找一個地方鬆弛一下——什麼要事也不干，什麼要事也不想，好食好住，「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那麼Acapulco是我所到過的一個桃花源了。

Acapulco位於亞熱帶之區，但清風吹來，毫不覺熱。我在那裡住的算是一級房子，竟然沒有任何空調設備，而睡室中的窗戶，沒有玻璃。該市背山面海，海灣多而妙，泳池則數以百計，有高級的百貨商場，也有極具氣氛的夜市。沿岸北上，有盛產海鮮的小市鎮。喜歡釣魚或捕蝦的朋友不應該錯過這個地方。

我沒有到過法國的南部及地中海一帶，但我到過的近海度假勝地，沒有一處可以比得上Acapulco那樣能使我享受一種懶洋洋的舒暢。我不明白為什麼日常生活緊張的香港人及日本人，不蜂擁地到那裡度假。據說今年底，東京會有飛機直達Acapulco——日本人可能已發現了一個「好去處」的大秘密。

與其它類似的度假區相比一下吧。夏威夷大風，吹個不停，又沒有我們香港人所喜歡吃的海鮮；更差的是，那裡所見到的一切似乎是為遊客而設，俗不可耐。海南島熱得離譜（海島怎可以熱得那樣厲害的？據說因為島上沙多，熱氣上下夾攻所致），且水電不足，即使最好的酒店，大熱之後不一定有水「沖涼」。泰國及南洋一帶的臨海名勝，高級的酒店與鄰近的都市環境脫了節，很不協調。

話得說回來，香港人要到Acapulco度假，不能不考慮兩個困難。其一，該地是「在那遙遠的地方」——從香港飛洛杉磯十四個小時，再轉機飛三個小時。其二，要懂得「手勢語」——會說英語的墨西哥人不多。

因為有了新建的公路，從Acapulco到大城墨西哥市只需駕車三個半小時。我們於是臨時放棄了已購的機票而租車前往。途中經過另一城市停下，在那裡舒適地進午餐，暢遊銀器市場，花了幾個小時，到墨城時已是晚上了。由於早上就要離開，我們只能坐在車上瀏覽，覺得大有可觀，但沒有時間多留幾天，到處逛逛，實在引以為憾。據說那裡的博物館與古跡是非看不可的。

由墨城飛往洛杉磯時，我不禁在機上埋怨自己：這次墨西哥之遊，為什麼事前不「多預」一點時間？——六天是很不夠的。作為經濟學者，在回程中我老是想著一個「墨西哥疑問」。這疑問是如此的：墨西哥有歷史，有文化，地大，氣候奇佳，有舉世知名的銀礦、油礦、金礦——這一切，可算是得天獨厚，但為什麼（除了最近的幾年）墨國以經濟落後而聞於世？

墨國的朋友不約而同地給我的答案是：財富兩極分化——歷久以來，那裡有一小部分人是大富，其餘的是大貧（或赤貧），中層的少之又少。但為什麼一個社會缺少了中產階級呢？而就算真的沒有「中層」，經濟不是一樣可以發展嗎？這些問題的答案，似易實難，我是不敢妄下「推斷」的。從事經濟發展研究的朋友，應該放棄他們「空洞」的數學方程式而去想一下這些基本的問題吧。這些似乎是印度的問題，而不久的將來也很可能成為中國的問題。


後記

此文說墨西哥的城市比中國的清潔得多，那是一九九四年的觀察。最近幾年，中國的城市在清潔上有了很大的改進。這可見我們昔日是「不為也，非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