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與學術

近幾年來，由於科技大學的開辦與其它一些大專的力爭上游，增加了大學之間的競爭，負責經費分配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運作貢獻——教書的水平，研究的多寡——大幅度地增加了審查。這當然是件好事。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無權管核，怎樣說也有問題。（佛利民見趙紫陽時的開場白是：經濟學有一條黃金定律，那就是用自己的錢總要比用他人的錢小心。）現在，派錢的機構多加質詢，其委員義務地做審查工作，納稅人是應該感謝的。

我唯一的批評，是好的學術必定要有趣味性——教書要有趣味，研究更要有趣 味——這是學術的重心所在，而資助委員會卻漠視了。是的，「趣味」不容易量度，其遭漠視是可以理解的。

記得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工作，我的《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一文在該校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排於卷首。幾天後，遇到校中的經濟系主任（A. Harberger），他說：「我讀了你那篇剛發表的文章，很有趣味呀！」那時我對所謂學術的認識還是一知半解，回應道：「算不算是重要的文章呢？」他想也不想就說：「重要不重要，天曉得，但說『有趣味』是我對學術最高的評價了。」

Harberger這句話，使我茅塞頓開：學術要向「有趣味」那方面走。今天，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所發表的學術文章，行內人還津津樂道，主要是因為文章有點趣味性。

趣味性難以量度，但對某些作者來說，有沒有趣味，下筆之前是可以知道的。這是因為有「趣」與否完全是主觀的事，作者大可由自己的主觀趣味作取捨，為自己的興趣而下筆，他人怎樣想置之不理。倘若作者是一個毫無趣味的人，說實話，他天生下來就不應該搞學術，也沒有意思作什麼研究了。

「重要性」呢？在原則上它是可以量度的，因為比較客觀。問題是，除了一些稀有的例子（例如DNA的結構被發現之前，生物學界已知其重要性），研究的人不容易事前知道。數之不盡的研究（例如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理論），參與的學者以為很了不起，但過了一些時日，不僅無人問津，還成為行內人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另一方面，好些初時看來不起眼的學術文章（像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無心插柳柳成蔭，在若干年後（高斯之文是三十多年後）卻成為經典之作。

既然「趣味性」事前可知而「重要性」事前不易知，依趣味性作研究而下筆是明智之舉。這個判斷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回顧半生所學，我發現：有趣味的學術不一定重要，但重要的學術必定有趣味。既然研究的重要性事前不容易知道，要碰碰「彩數」，碰碰運氣，那麼選走有「趣味性」的路，既可自娛，又可增加碰上「重要性」的彩數，何樂而不為？

研究如是，教書亦如是。我教兒女在大學選老師的一個座右銘：「沒有趣味的老師，避之則吉！」兒女求學是「終身」大事，不能不管，但多管卻無益。我因此只針對重點發言，其它放在一邊。我向他們提供這條黃金定律，是因為我知道：有趣味的老師不一定有啟發力，但有啟發力的老師必定有趣味。倘若兒女求學得不到什麼啟發，不學也罷。

我想不起哪一個學生可以在沉悶不堪的課程中學到些什麼。作學生時，我對人類學有興趣，對邏輯學、藝術歷史等也有興趣，皆因時來運到，在這些學問上遇到的開蒙老師，講得非常有趣味。成績怎樣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不僅對這些學問記得一清二楚，甚至還可以隨時「表演」一下。但當年教心理學、教會計等老師，就悶得怕人，逼使我只為了考試交差而苦讀，過不了數月就什麼也忘記了。

由於上述的經驗，我極力反對僅為考試而讀書的香港教育制度。我也反對近今香港的大學以發表文章的多寡來論英雄。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論，香港的年青而天分不低的經濟學者老是從「發表」的角度打主意，其文章內容如非拾人牙慧，就是滿紙方程式，或是建議政府要做什麼的。他們似乎從來不從一個有趣味的現象入手，文章讀來味同嚼蠟，在學術上是不可能有什麼重要的貢獻的。

今天，香港教師的薪酬近於世界之冠，所以在外地收入比較高的經濟學者，我們也可以聘請到其中質量很不錯的。遺憾的是：這些新秀抵港後，在不重視「趣味」的教育制度下趕著為「發表」而下筆。

好些人（包括一些大學的校長）認為香港的納稅人既然那樣樂善好施，香港的大學可以搞成世界一流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低貶「趣味」的制度不改，要什麼一流雲乎哉，是不可能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