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佛利民

前文提到我在六三年至六九年之間認識佛利民一些往事，由於篇幅所限，只能簡短地說了少許。我當時（跟認識他不深的朋友一樣）對他的觀感是：學富五車，思想快如閃電，辯論時措辭鋒利，好像是楊志賣刀，殺人不見血似的。然而，在談話中他除了學術之外什麼也不說，缺少了一點人情味。

六八年我被聘請留在芝加哥大學再任教職，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其它要聘請我的大學就多起來了。六九年初，芝大的經濟主任夏保嘉（A.Harberger）告訴我，當時芝大的經濟系實力之強，史無先例，希望我能留任。於今回顧，夏氏對芝大的評價是中肯的。但我少年時在香港西灣河的海旁長大，在加大唸書時又與海為鄰，對海有很深的懷戀，所以當六九年的春天三所在美國西岸的大學向我招手時，我去了一趟以前沒有到過的西雅圖，就選上那裡的華盛頓大學。今天，好些朋友認為，我當年離開芝大，在學術生涯上是犯了大錯。

六九年離開芝大後，我很少有機會見到佛利民。通信是有的——佛氏是個收信必回的人。偶爾在會議中見到他，通常只有機會匆匆說幾句問好的話。只有兩次能跟他多談一點。一次是七九年大家到香港來開會議，我請他吃海鮮去。另外一次是八六年我到舊金山演講，他夫婦坐在前排，事後他請我喝酒，暢談中國經濟改革的情況。

我與佛利民成為深交，始於一九八八年，那時他七十六歲了。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談話之後的二十五年。

八八年九月，我帶佛利民夫婦游中國，從早到晚相聚兩個星期。行程的主要節目，是拜會趙紫陽總書記。這段令我日後難忘的行程，使我曾經寫過幾篇文章。九三年的十月我又再帶他夫婦游中國——行程包括成都、重慶、上海、北京——見到好幾位中國領導人，最高的當然是江澤民總書記了。

自八八年中國之行起，佛老和我有很密切的聯繫。這後期的交往使我意識到，佛氏作為一個學者與佛氏作為一個朋友是兩回事。

作為一個學者，他跟其它有道之士一樣，針對問題來分析，但因為思想快得令人難以置信，而推理又顯得那樣層次井然，不免使人覺得他對不同意見者不留餘地。是的，有些與佛老過招次數不夠多的學者認為，在學術辯論上佛老不肯認錯。這觀點只是一種錯覺。我從多次與他辯論的經驗中體會到，佛老並非不會錯，也非不肯認錯，但因為他的思想速度實在快得離譜，認錯也是同樣的快，跟不上的辯論者就不容易知道他已經認了錯而轉到另一個角度去分析了。

作為一個朋友，佛利民對人的關懷之心使我有如下的感受：這個人的「腦」與「心」分得很清楚——腦作分析，快如閃電，冷若冰霜；心作關懷，佛口婆心，暖若火爐。是的，近幾年來，他對我身體早已復原的微不足道之事問長問短，眼睛的白內障為什麼還不去施手術，每天還抽多少根香煙等等，不厭其煩地問；我的太太、兒女的狀況，都是他常常要說的話題；而彼此認識的朋友，他提起時永遠是維護，永遠是向好的那方面說。

不久前，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在舊金山舉行年會。佛利民住在該市，而我是該會的副會長，就決定在那年會中為祝賀佛氏夫婦而舉辦一個晚宴。被邀請的學者及朋友共五十六人。受邀請者皆到，這可見朋友們都像我那樣，對佛老是衷心尊敬的。

餐後，我照慣例站起來說十分鐘關於佛利民的話。既然在座的學者都直接或間接地是佛老的學生，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不用介紹了。我於是說了一些個人和佛老結交過程中的有趣逸事，讓聽眾一笑。

到最後，我嚴肅起來，把好些日子以來覺得不吐不快的心裡話說出來。我說：「我今年六十歲了。回顧平生，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像米爾頓（佛氏）那樣言行一致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是那樣。他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與自己的信念相反的話。這樣的行徑，一般人本來不難辦到，但他們可沒有那樣做。大名鼎鼎的人物要那樣做就遠為困難了。我自己當然沒有米爾頓的大名，但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香港的九七問題，小名我是有的。好些時候，我覺得若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或故意說得不清不楚，對自己會有利益——甚至可能有金錢上的利益。每當我感到自己快要成為弱者時，我就想到米爾頓。於是讓腦子清醒一下，對自己說：米爾頓不會做這樣的事！」

初遇佛利民

我是個沒有偶像的人，對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有些人我很佩服，很尊敬，他們對我說些什麼，對我有什麼教導、批評，我會引以為榮，會細心考慮，會記得很久、很久。這些對我有很大影響的人不多，佛利民是其中一個。

一九六二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研究生時，讀到佛利民所作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一文，一下子讀了十多遍，心想，這個人的思維深不可測，而又是那樣大名鼎鼎，我應該轉到芝加哥大學去，拜於其門下。後來我聽到艾智仁（A.A.Alchian）快要返回加大，就打消去意。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暑期第一次見到佛利民的。當時他到離洛杉磯車程個多小時的一個小市鎮開研討會，我駕車赴會。那是個奇怪的聚會，在座的只有七、八個人，而除了我是學生，其它都是教授。一般的情況是，佛利民要講話，人滿之患無可避免。不知事前艾智仁從哪裡聽到這談話式聚會的消息，悄悄地告訴了我。

當天，佛氏談的是經濟發展的問題。在座的幾位教授無論提出什麼，佛氏立刻手起刀落地指出錯處，使我聽得呆了，心中暗想，這些教授怎可以這樣不成氣候的？過了好一陣，佛氏談到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舉日本明治維新為主要例子，說明治維新是因為土地有了私用權而使經濟發展一日千里。

在明治維新這個題材上，我當時因為要交出一篇學生習作而下過幾個月的功夫，認為佛氏的論點錯了，於是大膽地說：「那不對！土地的私用權在明治之前的日本早已存在，明治維新的主要改革，是把私用的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我跟著說，這似乎是「封建」地權與「現代」地權的主要分別，而又在「轉讓權」的幾個重要關鍵上作了一些簡短的解釋。

佛氏聽著，顯得很高興，頻頻點頭，繼而問道：「你是在哪間大學任教的？」我答道：「我是個學生，艾智仁的學生。」「怪不得！」他顯得更開心了。是的，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產權經濟學，在六十年代初期不見經傳，知道其重點的就只有三幾個人。第一次見到佛利民而有機會向他表達一下當時自己醉心的學問，可算是不凡的際遇了。

一九六七年，我在加州長堤大學當助理教授，除稅後每月薪酬不到五百元，生活倒也不錯。但進了長堤大學，要轉到名校任職是差不多沒有希望的。度馬（E.Domar）當時在洛杉磯，他讀了我博士論文的第一章，認為我應該轉到「名校」去過癮一下。因為他任教的麻省理工學院當時沒有空缺，就把我論文的那一章寄到芝加哥大學去。

六七年三月，我收到芝大的一封電報，說給我他們一年一個的「博士後」獎金，沒有任何工作，只是要到芝大勾留一年。那獎金是一年八千美元，不用抽稅，當時於我算是天文數字了。

九月到了芝大，校方給我的辦公室是在佛利民的隔鄰。他當時五十三歲，聲望如日中天，我這個無名小卒是不敢約見的。雖然是無名小卒，而獎金又說明不用工作，但工作卻十分忙。一年的獎金沒有前途，研究發表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幾乎每天早上，系內的女秘書就交來十多篇文稿，大部分是希望我作評審的，小部分是他們研討會的，都要細讀。在芝大，替學報評審應否發表的工作，都是由我們幾個無名小卒來干。可以不干，但難以推卻。

機緣真是巧合了。不可能有時間跟我傾談的佛利民，其居所是在我住的國際學生宿舍（International House）的隔鄰。早上上班與晚上回「家」要步行十分鐘，很多時候他與我一起步行。佛氏健談，而談的永遠是經濟學。我對他的論著滾瓜爛熟，瞭如指掌，所以我和他談的，若不是我不同意他的論點，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工作。

這年聖誕前夕，舒爾茲（T.W.Schultz）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我聽說很多大學對你有興趣，要聘請你。」我正為明年九月的工作還沒有著落而憂心，由於沒有大學找我，於是回應道：「我倒沒有聽說過。」他說：「他們會找你的，找你的人會很多。我要見你，是在他們找你之前，先告訴你一件事，我們明年要請你做助理教授。他們找你時，你就這樣告訴他們吧。」

我萬分高興，步出舒爾茲的辦公室時，他道：「史提芬，你回來，讓我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大力向我們推薦要聘請你的，是佛利民。」

我初遇佛利民——如日中天之佛利民——的印象，是這個人的思想快如閃電，快得難以置信。我當時又覺得，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作為偉大的經濟學家，沒有哪一位比佛氏有更充分的所有條件：他曾經是統計學大師，懂數學，是理論天才，而且對世間事物知得多而廣。

不過，佛利民當年給我的一點「不良」印象是：他只談學術，其它什麼也不談，似乎缺少了一點人情味。這個「佛利民沒有人情味」的觀感，好些朋友認同；但在今天，我這觀感完全改變了。這是後話。

西安游

好幾年前就打算到西安一遊，但總是因為事忙而舉棋不定。這次終於成行了，卻中了計。事前安橋老弟相告，游西安，六月中旬之前去，天氣還算可人。我們於是決定在六月十一號抵達，勾留四天，十五號轉赴上海，兩天後返港。行前打開報章一看，西安的氣溫是攝氏十六度，可人也。殊不知到了西安，卻是三十八度！

據說當地炎夏的溫度，徘徊於攝氏四十一度左右，而冬天卻是奇寒徹骨。且說我們飛抵西安後，在攝氏三十八度下，旅遊車失靈，冷氣若不關掉，車子就要「休息」一下。有一回，車子實在走不動了，苦等不是辦法，只好下車步行。烈日當空之際，我在想，不知一千多年前，在長安（今日之西安），楊貴妃在唐明皇面前跳「霓裳羽衣舞」時是穿什麼衣服的？

與我和內子一起到西安去的，有黃黑蠻夫婦與周安橋夫婦，一行六人，都是友好，上機時大家興高采烈。周老弟把我們安置於他在「天安中國」工作時修葺過的鐘樓賓館，把我們待以上賓之禮。我僅在這裡向周老弟深表謝忱。

鐘樓賓館位於市中心，地點一流。但由於中國開放後，西安沒有規劃，賓館一開就開了十多家，於是房多客少，你蝕你的，我蝕我的，大家入不敷支也。

在西安的第一個觀光項目，當然是要去看秦始皇的兵馬俑。這項目在圖片上看得多了，到現場時就不免少了一點新鮮感。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這個龐大無比的兵馬俑「場」，歷史上竟然從來沒有記載過！這可見秦始皇秘密建俑、建墓——把所有參與工作的人員殺得一個不留——的傳說，是可信的。

到目前仍未開掘的秦皇陵墓，是一座山丘，其形極像埃及的金字塔。始皇的陵墓最大，其它較小的帝陵或達官貴人的墓在西安郊外隨處可見。奇怪的是，墓雖然大小不一，但卻是建後把泥土蓋上去，「堆」成金字塔形。那是二千多年前的事。當時中國與埃及似乎還沒有文化交流，怎會如此巧合雷同呢？

我想，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大約遠在三千年前就是西周的京都了。絲綢貿易很可能更早開始，說不定，當年絲綢之路不止遠達波斯，而且通到埃及去。

雲想衣裳花想容，楊貴妃出浴的華清池，我們當然也去看看。安橋與黑蠻幾年前是到過的。這次重遊，他們嘖嘖稱奇。據他們說，幾年前浴缸很小，小得若有貴妃在，唐明皇幾乎擠不進去；但今天卻變為一個小泳池，後宮佳麗三千人，總可以派三十個代表與玄宗共浴的。不過，我見過那小池黑糊糊，粗糙不堪，覺得很幽默。心想，難道當年楊玉環那比雪還要白的肌膚，是不會有敏感症的？

沒有白居易，我們今天可能不會記得華清池。同樣，沒有李白，有誰會懷念那「咸陽古道」？沒有杜牧，我們可能沒有聽過那「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的阿房宮。這些遺跡或遺址都在西安。究竟西安是否因為曾經是十三個朝代的京都而變得大名鼎鼎，抑或是因為一些騷人韻士的筆下寄情而成為不朽的？不管怎樣說，我總是認為若要萬世流芳，染滿了千萬人血淚的豐功偉績，比不上一兩句大有文采的詩詞。文采對後人的感染力，比刀槍強得多了。

永泰公主那打開了的墓，很值得一看。唐朝皇室的性生活一塌糊塗。這個永泰公主，既是武則天的女兒，又是武則天的孫女。這種邏輯不通的雙重關係，我要細聽幾次才搞清楚。原來永泰公主是武則天跟她前夫唐高宗的兒子所生。很漂亮的公主，死時只有十七歲，是給她祖母兼母親的武則天殺害的。世界上竟然曾經有這樣的女人（女皇），算是奇跡！

更值得一看的是霍去病將軍之墓。這個十八歲就領軍出戰、所向無敵的大將軍，病逝時只有二十四歲。歎為觀止的是墓地兩旁的十多件石雕。這些看來是二十世紀中期的抽像雕塑，竟然是漢朝的產品。是誰的作品我無從查考。但肯定的是，那位仁兄是二千多年前的畢加索。

由於天氣太熱，在西安看什麼都迫著要走馬看花。跟著就提早一天到上海去避暑。登機前的早上到碑林一遊，卻變成走馬看碑了。到了「避暑」的上海，氣溫是攝氏三十五度。

從戴維德看香港的學術準則

衷心佩服戴維德（A.Director）。他是我朋友中最「純」的學者。今年九十三歲了，妻子謝世多年，沒有兒女，眼睛只能分辨光與影，不能閱讀，獨居於自己的房子（已在遺囑上指明為學術而捐出去）裡，從早到晚還在為學術問題思想。

去年一位朋友拜訪過他，說他的思想依然活躍，高人幾級，仍有思想大師的風範。我想，戴維德本人正好驗證了我多年前讀過的一篇醫學文章所說的：一個日以繼夜不停地運用的腦子，其活力可以維持很久。

戴維德是佛利民（M.Friedman）的妻子的哥哥。佛老是本世紀最有名望的經濟學者。他曾屢次告訴我，在經濟學思想上，他比不上戴維德！不僅佛老這樣說，所有還健在而又認識戴老的經濟學者，都會這樣說。

戴維德是今天舉世知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首要元老。桃李滿門，戴氏不僅影響了數之不盡的經濟學者，即使好些曾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也都以戴氏的思想為師。不過，在今天的香港，有上述成就的戴維德卻不可能在任何一所大學內找到一份教職。這是香港學術的不幸。

試想，戴維德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法律學院教經濟學，自己從來沒有受過大學的經濟學訓練——他只有一個哲學學士銜——平生所發表過的文章，只有十多頁。在香港這些是不可能接受的。

戴氏是因為專於學術而不依「行規」的。他愛讀，愛想，就是不愛寫。他認為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章都是浪費資源，不應該發表。他也不愛教書——但為米折腰，他還是教了他自己認為不懂的經濟學。天馬行空，深不可測，東拉西扯的教授方法，在香港行不通，可是當年的芝大，經濟系的高級研究生，跑到法律學院去旁聽，是驅之不「走」的。戴氏認為，經濟學既不可教人賺錢，也不可以改進社會，而其中有謬論，也有真理；謬論要否決，真理要追求。對戴氏來說，學術的真諦就只不過是真理的追求。

一九六三年，我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聽到艾智仁（A.A.Alchian）說及戴維德的言行，心焉嚮往，恨不得立刻跑到芝大去，拜於其門下。我也為了聽到戴氏的捆綁銷售（tie-in sales）分析的口述傳統而著了迷。是的，舉世知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唯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捆綁銷售」這個題材——任何分析這題材的人，必定與芝大有點關係；那就是說，必定與戴維德有點關係。

我認為戴氏的「捆綁銷售」的分析，對一半，錯一半。一九七八年，在西雅圖再見到他，大家舊「論」重提，我對他說：「你那捆綁銷售的分析錯了一半。」「哪一半？」他好奇地問。「說價格分歧的『那一半』。」「為什麼是錯？」「因為我們見到的價格是一樣的，只有不見到的、計算出來的價格才有分歧，而價格分歧若是指見不到之價，差不多所有的產品都有價格分歧了。」

戴氏聽著，點點頭，笑著說：「當年我也覺得價格分歧這個論點有問題，但聽到我說的人急不及待，發表了。」這是大思想家的風範了。

今天晚上，為了要交稿而拿起筆，也為了大學的一些公事而想到戴維德。那所謂「公事」，是指最近香港的大學資助委員會，要審查各大學的學術研究。兩年前該委員會審查過一次，是以學術文章發表的數量多寡為主。這次審查，據說是重質量。這是很大的改進。一說到質量，我就不由得想起戴維德來了。可不是嗎？不發表或少發表文章的學者，可以質素奇高，也可以單憑口述而影響整個學術的發展。這種優異的質素，不知大學資助委員會怎樣計算？

以我個人的估計（希望是估計錯誤了），該委員會可能會按文章發表的學報的國際地位，作為質量的衡量。這樣子「計分」，戴維德會得到零分，而高斯一九六○年在當時不見經傳的《法律經濟學報》所發表的、本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文獻，也會得到零分。

我又想到一兩位年輕的同事，其文章發表之處是近於零分的，但內容確實不錯，算是學術。這一兩位同事不是戴維德，但總算是有點思想，正在探索中，不斷追尋，其學術味道比那些以幾條空空如也的方程式而能發表於國際名學報的強得多了。

學術成就往往是主觀的、抽像的事。重要的思想影響，往往要很多年後才知道。思想的表達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不一定要以文章來表達。學報的名氣大小，或者文章的發表有否經過嚴格的評審，並非那樣重要的。

在學術上，我自己只有兩篇經過評審的文章。其它的大部分寫不到一半，就有學報編輯聽到風聲而索稿。我選學報的方法是很簡單的。只要編輯是朋友，先打電話來求稿，而又答應一字不改的，就把稿子交給他發表。這是因為我堅信，言之無物的學術文章，不值得發表；另一方面，「有料到」的，寫好之後縱然埋於地下三尺，總有一天會被人掘出來而變得「擲地有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