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佛利民

我是個沒有偶像的人，對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有些人我很佩服，很尊敬，他們對我說些什麼，對我有什麼教導、批評，我會引以為榮，會細心考慮，會記得很久、很久。這些對我有很大影響的人不多，佛利民是其中一個。

一九六二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研究生時，讀到佛利民所作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一文，一下子讀了十多遍，心想，這個人的思維深不可測，而又是那樣大名鼎鼎，我應該轉到芝加哥大學去，拜於其門下。後來我聽到艾智仁（A.A.Alchian）快要返回加大，就打消去意。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暑期第一次見到佛利民的。當時他到離洛杉磯車程個多小時的一個小市鎮開研討會，我駕車赴會。那是個奇怪的聚會，在座的只有七、八個人，而除了我是學生，其它都是教授。一般的情況是，佛利民要講話，人滿之患無可避免。不知事前艾智仁從哪裡聽到這談話式聚會的消息，悄悄地告訴了我。

當天，佛氏談的是經濟發展的問題。在座的幾位教授無論提出什麼，佛氏立刻手起刀落地指出錯處，使我聽得呆了，心中暗想，這些教授怎可以這樣不成氣候的？過了好一陣，佛氏談到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舉日本明治維新為主要例子，說明治維新是因為土地有了私用權而使經濟發展一日千里。

在明治維新這個題材上，我當時因為要交出一篇學生習作而下過幾個月的功夫，認為佛氏的論點錯了，於是大膽地說：「那不對！土地的私用權在明治之前的日本早已存在，明治維新的主要改革，是把私用的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我跟著說，這似乎是「封建」地權與「現代」地權的主要分別，而又在「轉讓權」的幾個重要關鍵上作了一些簡短的解釋。

佛氏聽著，顯得很高興，頻頻點頭，繼而問道：「你是在哪間大學任教的？」我答道：「我是個學生，艾智仁的學生。」「怪不得！」他顯得更開心了。是的，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產權經濟學，在六十年代初期不見經傳，知道其重點的就只有三幾個人。第一次見到佛利民而有機會向他表達一下當時自己醉心的學問，可算是不凡的際遇了。

一九六七年，我在加州長堤大學當助理教授，除稅後每月薪酬不到五百元，生活倒也不錯。但進了長堤大學，要轉到名校任職是差不多沒有希望的。度馬（E.Domar）當時在洛杉磯，他讀了我博士論文的第一章，認為我應該轉到「名校」去過癮一下。因為他任教的麻省理工學院當時沒有空缺，就把我論文的那一章寄到芝加哥大學去。

六七年三月，我收到芝大的一封電報，說給我他們一年一個的「博士後」獎金，沒有任何工作，只是要到芝大勾留一年。那獎金是一年八千美元，不用抽稅，當時於我算是天文數字了。

九月到了芝大，校方給我的辦公室是在佛利民的隔鄰。他當時五十三歲，聲望如日中天，我這個無名小卒是不敢約見的。雖然是無名小卒，而獎金又說明不用工作，但工作卻十分忙。一年的獎金沒有前途，研究發表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幾乎每天早上，系內的女秘書就交來十多篇文稿，大部分是希望我作評審的，小部分是他們研討會的，都要細讀。在芝大，替學報評審應否發表的工作，都是由我們幾個無名小卒來干。可以不干，但難以推卻。

機緣真是巧合了。不可能有時間跟我傾談的佛利民，其居所是在我住的國際學生宿舍（International House）的隔鄰。早上上班與晚上回「家」要步行十分鐘，很多時候他與我一起步行。佛氏健談，而談的永遠是經濟學。我對他的論著滾瓜爛熟，瞭如指掌，所以我和他談的，若不是我不同意他的論點，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工作。

這年聖誕前夕，舒爾茲（T.W.Schultz）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我聽說很多大學對你有興趣，要聘請你。」我正為明年九月的工作還沒有著落而憂心，由於沒有大學找我，於是回應道：「我倒沒有聽說過。」他說：「他們會找你的，找你的人會很多。我要見你，是在他們找你之前，先告訴你一件事，我們明年要請你做助理教授。他們找你時，你就這樣告訴他們吧。」

我萬分高興，步出舒爾茲的辦公室時，他道：「史提芬，你回來，讓我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大力向我們推薦要聘請你的，是佛利民。」

我初遇佛利民——如日中天之佛利民——的印象，是這個人的思想快如閃電，快得難以置信。我當時又覺得，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作為偉大的經濟學家，沒有哪一位比佛氏有更充分的所有條件：他曾經是統計學大師，懂數學，是理論天才，而且對世間事物知得多而廣。

不過，佛利民當年給我的一點「不良」印象是：他只談學術，其它什麼也不談，似乎缺少了一點人情味。這個「佛利民沒有人情味」的觀感，好些朋友認同；但在今天，我這觀感完全改變了。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