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或任何造詣上,我樂意接受自己有成就但卻籍籍無名;比較頭痛,但還可以接受的,是有成就而又大名鼎鼎;我甚至可以接受自己沒有成就而又籍籍無名。我不能接受的,是沒有成就但卻大名鼎鼎——即所謂浪得虛名也。
不同的造詣,有不同的「浪得虛名」的可能性;而一般而論,時日越久,「虛名」尚能保持的機會就越低。
最不容易浪得虛名的造詣(其機會差不多等於零)是要直接跟對手比賽的那一種。舉一個例,網球手張德培,身材比一般老外短小得多,但仍能持久地排名世界第二。我們根本不用看他出賽,甚至連網球技術也毋須懂得,就知道他不可能是浪得虛名的。
又試舉下象棋的例子吧。一個在大賽中持久地有驕人戰績的棋手,其下棋的風格可能毫無生氣沉悶之極。我們(觀眾)不喜歡他的棋風,可以破口大罵,但怎樣也不能說他是浪得虛名!一位棋手能身經百戰而勝多敗少,怎可能沒有真實的本領?
在自然科學上,浪得虛名的機會總是有的,但這機會不大。在達爾文時代的歐洲,有好幾位生物學家大名鼎鼎,但達爾文一出以及數十年後的門德爾的著作被發現後,這些名家在人們心目中就變得浪得虛名了。話得說回來,在科學上,理論或推斷出錯,是不足以大幅度地影響一個學者的聲望的。上述的「名家」一下子變為浪得虛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理論」是胡說八道,而又不遺餘力替自己大吹特吹。
好些科學家,因為拿得諾貝爾獎之類,一時間大名鼎鼎,但過了一段時期,他們的貢獻被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其聲名就江河日下。然而,這樣的不幸可算不上是浪得虛名。
在社會科學上浪得虛名的機會比自然科學大得多。主要原因在於,從未在學問上問津的人,不會自以為懂得自然科學,但對社會科學他們在某程度上往往覺得自己是半個專家。如此一來,一個社會科學家得享盛名,可能不是在學術上有什麼了不起,而是因為他的言論在某個時代或環境中得大眾的欣賞。這樣的浪得虛名,有識之士早就心裡有數,但一般人則要過一段時期才會明白真相的。
一位寫了一本關於中國土地及農民生活的書的歐洲學者,說農民給地主怎樣剝削、壓迫,五十多年前在中國得享大名。但他的那本「名著」胡說八道,書中大部分的「資料」是「創」出來的。這是浪得虛名了。事實上,在人民無知的中國,浪得虛名特別容易。「國父」孫中山《三民主義》是抄襲亨利·佐治及一位美國牙醫所著的兩本書而成的。這樣浪得虛名而持久不衰,算是奇跡了。
本世紀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例子是另一回事,佛老的名氣,大得不得了。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數十年來在公眾傳媒中維護自由,口才好得驚人。然而,好些人不知道,佛老真的是才高八斗,行外人看不懂的學術著作內容博大深湛。歷史不會忘記佛利民。未蓋棺而可以這樣論定的學者,為數不多吧。
藝術上的浪得虛名,比科學更容易了。法皇路易十四統治下的眾多藝術名家,於今回顧,都是浪得虛名。本世紀的好些現代派藝術大師,紅透半天,但不十年,就不知所終。事實上,在任何時代,浪得虛名的藝術家都不難找到,這是因為藝術沒有「必然」邏輯的依據來品評,怪誕不經之作可能大有新意,於是紅極一時。不過,話說回來,藝術上某方面的進步,有時可能由於這些「搏出位」的仁兄的衝擊而有所推動。
我所知的最容易浪得虛名的造詣,是中國的書法。好些行內人都同意,書法是極為困難的藝術——比繪畫困難。問題是,在中國的書法歷史上,有名氣的書法家往往非富則貴,或者起碼是一個小官。一個普通的平民是不大可能在書法上得享盛名的。這顯然是因為書法不容易懂得欣賞,所以收藏某人、某人的「墨寶」,該某人、某人的名氣或大或小有決定性。這個先論「名」然後再論書法造詣的傳統——市場視墨「跡」而不單論造詣高低的——造就了不少浪得虛名的書法家。今天,這樣的傾向是減少了,但在某程度上還存在。
話雖如此,而本身有名氣的人,因為求字者眾,會在書法上痛下苦功。名人之字,往往好得出奇,非無因也。
我曾見過兩幅清代的字,作者顯然是高手,可是在《中國藝術名家辭典》及其它參考書中,遍尋不見其名,反而歷史上(包括近代歷史上)有好幾位大名鼎鼎的書法家,用筆奇差,作品一無是處,是如假包換的浪得虛名了。
年多前我到了耳順之年,見自己苦學書法數載而略有小成,想到上文所述的事,便對一位朋友說:「我的書法差不多可以交出去,但碰到如下的問題。交出去後,人家說我的書法好我高興,說不好我樂意接受。我不能接受的是:人家說這是張大教授的字,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這樣的書法算是不錯了。」
我是為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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