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深泉

王深泉去世了。我自一九四九年認識他，整整半個世紀。深泉今年七十七歲。我六十三，回顧生平，他是我最喜愛，最尊敬的朋友。

深泉能文。我認識他時，他的筆名叫秦西寧，已發表了《玻璃窗下》、《鯉魚門的霧》等作品。後來他轉用了好些筆名，到最後知名於世的，是舒巷城。大約三十六年前，我在洛杉磯收到他寄來一本名為《太陽下山了》的小說，寫香港西灣河幾個平凡的人生活中的平凡事，寫得很不平凡。我當年認為，而現在還是那樣想，《太陽下山了》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水平。

是忘年的深交。數十年來，我沒有任何私事不可坦然對深泉說。另一方面，我有困擾時，深泉的勸導永遠是那樣客觀，那樣關懷。有友若此，算是不枉此生。

是上蒼的安排吧。天生下來，深泉和我很不一樣。他沒有我的豪情，也沒有我的拚搏品性；我沒有他的才華，也沒有他的文采。有時我想，假若我們加起來，二而為一，那豈不是李太白，或者是蘇東坡？

一九四九年，我是深泉的小弟柏泉（已謝世）在灣仔書院的同學。柏泉帶我到他在西灣河太寧街的家，認識了他的大哥深泉。當時我自己的家也是在西灣河，步行到他家不用五分鐘。我曾經在《太寧街的往事》（見《隨意集》），介紹過王家的四位才子。四子中今天還健在的，只有照泉。照泉的別名是王君如，沒有哪一位懂粵曲的人會不知道他的。

從五○年到我在五七年離港赴美的六年多，我每天晚上在深泉的家，談天說地，流連忘返，以致讀書成績奇差。但後來我的學術文章在國際上被認為有新意，主要是太寧街的影響。

學問不一定是從學校學得的。當年，學校老師教什麼巴金、冰心，什麼王勃、杜甫，與深泉談起，卻完全不是那回事。深泉沒有進過大學，戰前是香港的「番書仔」，抗戰期間在國內作美軍的翻譯，戰後在香港一家洋行打工，初為文員，後作會計。在一個發表一首詩的稿酬只換得一碗魚蛋粉的社會中，就是蘇東坡再生也要把天才荒廢了。

深泉看似平凡，自認平凡，凡事小心，從來不說謊話，對聲名避之若蠍。這樣的人曾被中國大陸譽為香港最重要的文藝作家，可謂異數。五十年來，深泉吸引著我，不僅是他為人幽默，既有深度，也有創見，而更過癮的是，我覺得他的學問好些是他自己發明的。

記得在皇仁書院唸書時，中文老師教平仄音律，教來教去我也不懂。去問深泉，他只說一句我就畢了業。他說：「凡是廣東話與何、車二字和音的字，都是平，其它的都是仄。」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詩興頓發，掛個電話給深泉，要他教我寫五言七絕，他教了十分鐘，我又畢了業。去年我在港大轉教十多個學生，從平仄教到七絕，當然說明是深泉之法，二十分鐘後，只有一個學生不及格。

我是因為少小時經常與深泉辯論，逼著要把腦子打開來的。當時他比我大約年長一倍，學問高出一百倍，說辯論算是搞笑了。但那時我有一技之長。什麼詩詞歌賦，什麼古文八股，我過耳不忘——是母親遺傳的。深泉見我這個留級小子古靈精怪，背誦如長江大河，也就樂得應酬一下。

太寧街的往事，想來溫馨。當時深泉是主角，我是配角。據說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西灣河還有健在的老人津津樂道。

八二年從美國回港後，八三年末我開始用中文下筆。《賣桔者言》出版後，我見自己中文別字太多（因為我的中文大都是聽來而非讀來的），語病又不少，就請深泉替我修改文字。他一口答應了。那是一九八五年。有些年輕人聽到我的文章有人修改，不禁嘩然。他們似乎不知道，國際上所有的重要刊物，都必定有文字編輯代為修改。年輕朋友更不知道的是，普天之下，能夠請得動舒巷城代為修改文字的，只可能有我一個。我為此感到驕傲，引以為榮。

鄭俊豪醫生是性情中人。兩年前深泉心臟病發，我請鄭醫生照顧他，說明費用由我支付。鄭醫生把深泉送進養和，幾天後出院時，鄭醫生替我付了所有醫院費用，遲遲不向我要錢。我的女秘書不厭其煩地向鄭醫生追「數」，追了十多次，追了一年，我才能欠債還錢。愛才本是多才人，可以信矣！

光流水逝，往事如煙，深泉謝世使我呆了好一陣，也使我意識到，自己餘下來的日子，會因為少了深泉而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多采多姿。我的火花因為認識深泉而起，也應該因為深泉而別而散。

一時間想起一九五九年初，我在多倫多收到深泉寄來的一首調寄《摸魚兒》的詞，不知是寫當時寂寞的我還是寫他自己。那首詞是這樣的：

少年時，天南地北，幾人歡樂曾見？大江帆影秦淮月，兒女待歸，途遠。書與劍，只賣藝江湖，空令時光轉。迥腸寸寸，有幾度離愁，斷鴻零雁，日暮鳥飛倦。
蒼煙處，總是啼痕片片。桃花不見人面。夜闌怕聽歌人哭，冷冷二弦聲斷。千百念，千萬里，客窗夢到誰家院？寒星點點，對碧落茫茫，銀河遼闊，知寂寞深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