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對中國審慎樂觀

一九八一年，我寫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的初稿，斷言中國會放棄大鍋飯而轉向私產及市場的發展。此稿寄給行內的朋友閱讀，不同意的人不計其數。只有高斯認為我很可能對。巴賽爾認為我的理論天衣無縫，但結論難以置信。佛利民呢？他認為我是世界上對中國的前途看得最樂觀的人。

我硬頭皮送該稿到英國發表，頗暢銷，但讀者大都認為我是作白日夢。三年之後——一九八四年——我對中國的推斷不差毫釐地發生了，好像是預先把中國的經改歷史寫了出來。識者嘩然。

然而，中國的問題很複雜，更樂觀也要有點保留。我於是在一九八五年發表了《我對中國審慎樂觀的原因》，澄清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九九三年，我見中國的經改功虧一簣，裹足不前，就擔心起來了。但那時通脹急劇，要治理。這」治理」來得很有一手，只兩年通脹率下降至零；跟就變為通縮，經濟一蹶不振。數之不盡的法例左管右管，說不通的瑣事無日無之。大貪污日漸式微，但小貪污卻變為例行公事。是的，近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失去了方向，忽左忽右，我不由得悲觀起來了。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公佈了中美達成協議，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消息。晚上鄭大班給我電話，邀請我在十六日早上為世貿之事作電話訪問。我一口推卻，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協議的內容，無話可說。十六日早上，協議內容的大概見報了，我讀了幾遍也不覺得有什麼重大的突破，更何況我期待已久的解除外匯管制，隻字不提。我很有點失望。

同日下午，廣州的劉曉虹到港大，訪問我對中國參加世貿的看法，可能又是要替《經濟學消息報》寫文章。我對她說：「你來得正好，因為我在報章上不明白世貿協議的重點，你比我知得多，可否解釋一下？但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上兩個小時的課，另外安排一個時間可以嗎？」

大家商量時間安排之際，曉虹說：「今天早上中國的金融、汽車、通訊這三類股票大跌！」她有點憂形於色。我一聽，就站起來，說：「你跟我到課室去吧。事情重要，我要你在學生面前跟我談兩個小時關於中國世貿協議的事。」

不要誤會，我不是幸災樂禍，但我認為金融、汽車、通訊這三類股票在中國暴跌，是一項在經改失卻了方向的情況下的好消息。這消息有三個重要的含意。

其一是世貿協議的內容，公佈前顯然沒有外洩，或走漏了消息。含意是，中國官方高層的貪污情況的確有了改進。其二，國內的股市莊家，對世貿協議的闡釋應該比我們外人知得清楚。他們顯然認為世貿協議不是得個」講」字，而是有質有量，足以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其三——這是最重要的——就是暴跌的三類股票的機構，歷來都是受到中央的保護，有壟斷權，是受到政府維護的特權利益。世貿協議最重要的內容，顯然是說中央再不維護特權了。這是我期望了十八年的事。看來中國的經改又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話得說回來，我認為三類股票暴跌，金融那一類是過於敏感的。要是今天國營的金融行業知所適從，他們的翻身機會有的是。

曉虹聰明，對中國的事知得很多，所以在世貿協議的闡釋上她是老老實實地給我和我的學生上了一課。她的不足之處，就是相信古老相傳的自供自給的二百五十年前的分謬論，認為若不夠多元化，弱點盡露，有什麼東窗事發，怎麼辦？

我的觀點，是讓他人賺錢的供應最可靠，而若是他國禁運裁製，走私的費用數千年來都是那麼低，何足懼哉？貿易互相得益，大家所賺的倍數高得驚人。多元化，什麼自供自給的，是蠢論。

我對曉虹說，要是中國懼怕在戰爭中受到威脅，就不應該搞三峽工程。這工程搞好後，美國一枚導彈，水淹七州！自供自給的保障沒有什麼意思吧。

我舉出江蘇昆山的例子。那裡的工業用地，是由農地轉過來的。美國同級農地的價格是昆山的十分之一，工業地價卻是昆山的三倍。昆山多加一畝工地，就少了一畝農地。二者不可兼得，你要農還是要工？單看工、農地價與美國之別，昆山選「工」棄農是上策，因為有錢可賺也。

我跟曉虹談了兩個多小時，在世貿協議中關於金融、通訊、娛樂、科技、紡織、農產品及關稅等各項問個究竟，再比對一下目今中國在這些事項上的管制情況，對江、朱二老的觀感有了改變。我想，近幾年來中國什麼也不」放」，難道是要為爭取世貿條件而下的苦肉計？

從蒙代爾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學者

不久前蒙代爾（R.Mundell）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林行止在頌文內談及我知之甚詳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些地方說得不對。我本來不打算回應，但幾天前的晚上我翻閱舊作《憑闌集》，讀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寫的一段話，回味無窮，忍不住要補充一下。那段話是這樣的：

　　「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似乎只有兩個年代，兩個地方，有那樣熱鬧的思想『訓練』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歷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這段文字發表後，再有五個當時在芝大的朋友獲諾貝爾獎，好像是不費吹灰之力似的。

　　記得我在六九年決定要轉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職時，芝大的經濟系主任A.Harberger 對我說：「為什么那么傻，我們現在的經濟系的強勁是史無先例的呀！」我當然知道該系強得厲害，但說是世界歷史高峰，當時有點懷疑。

　　於今回顧，點只高峰咁簡單？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個經濟學者拿得諾貝爾獎，那大概是所有獲該獎的五分之一，而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職於芝大的。從芝大六十年代的經濟英雄榜上看，應該還有兩三位可獲諾貝爾獎。說是史無先例應該沒有人反對，要賭後無來者應該沒有人敢下反對的賭注吧。

　　蒙代爾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傑。我認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後，最值得獲諾獎的人。他是個如假包換的天才，屢有新意，而我們認識時他住豪宅，好開豪華的酒會，衣著時尚，英俊瀟灑，風流倜儻，殊有奇氣。他不喜歡多說話，教書有如天馬行空，而作為本世紀最有地位的經濟學報（JPE）的主編，投訴的人不計其數！

　　這個有時思想難以捉摸、有時喜歡胡說幾個數字的蒙代爾，凡事都看得極為簡單。可能是因為這樣，他的判斷力是我所知的經濟學者中最準確的。

　　他主張貨幣要用金本位制，我問他為什么，他回應道：「古代的羅馬帝國及後來歐美經濟最繁榮的一段長時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國的通脹把經濟弄得一塌糊塗，蒙代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短文，建議以金本位保鈔票的一個百分率。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聯繫匯率的另一個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價由美國規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歐洲建議以紙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問蒙代爾可不可行，他說：「你要紙還是要金？要賺點錢，大手購入黃金吧。」後來在該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見我是經濟學者，問我有什么好投資。我說：「買金吧！」這些朋友買金後，其價下跌了百分之五，他們就把金沽掉，虧了本，把我大罵一場。殊不知罵聲未了，金價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

　　後來聽說蒙代爾賺了大錢。

　　六七年我初出道時，把一篇頗長的關於佃農制度的文章，寄給大名鼎鼎的AER學報。編輯回應，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點，我原封不動地把該文轉交給蒙代爾。

　　他讀後對我說：「你為什么那樣蠢，把兩篇文章合為一篇？這樣吧，在這裡把文章一分為二，第二節跟第三節調換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給高斯的學報。」

　　我照他的建議修改，不到兩個小時就改好了。後來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錯，但要靠蒙代爾的簡單判斷。

　　六八年，中國文革當道，我搞笑地寫了一篇題為《費沙與紅衛兵》的短文，不打算發表的，目的是讓芝大的同事娛樂一下。蒙代爾看到該短文後，堅持要將之發表。我說：「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應該發表吧。」他道：「你聽過『幽默中有真理』這句話嗎？你若不介意，我就發表。」

　　從蒙代爾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系，是適當的，因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當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爾「怪」得精采，而當年芝大的經濟學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認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當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見大巫，不敢認怪。

　　其二，當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爾是免費大量供應美酒之人。大家於酒後的深夜，創作去也。要說得順理成章，他們就發明了一個「一杯的假說」。那是說喝了小量酒之後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謂「小量」往往不小。夏理·莊遜以半瓶烈酒為小，以一整瓶為一晚之限。後來莊遜因酒謝世，他們就廢除「假說」，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謂芝加哥經濟學派，與眾不同之處，是重於闡釋世事。專於理論的蒙代爾，對歷史知得廣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節。莊遜有時穿拖鞋授課；Uzawa在十個星期的學期內，八個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後要學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個小時地教兩個星期。問蒙代爾借一本書，他不可能記得這回事。

　　是的，說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系很有點亂來，是對的。但要把眾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讓他們亂來一下。井井有條算是什么天才呢？

　　當日認為蒙代爾做編輯做得亂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認為他做得非常好，因為在他的編輯下，精品甚多。

　　我想，學術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點怪，有點糊里糊塗的。

懂深不懂淺的學問

不久前發表了兩篇關於學術的文章——《博士論文是怎樣寫成的》及《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獲得頗大的反響。不幸的是，大聲拍掌的都是學術界外的專業人士，學術界內的半點反應也沒有。

　　最近收到柏克萊加州大學一位研究生的信，說他（顯然是在網上）讀到我的《價格》一文，一方面同意我的觀點，另一方面不同意我主張以簡單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界。這位同學認為簡單的理論不切實際，脫離了現實。他說真實的複雜世界，是要以複雜的理論才能解釋的。

　　我不知道這位同學所學的是哪一個新學派。我這一輩的理念是，理論不是真實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實世界的闡釋。別的學術不說也罷，但就經濟而言，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真實現象能成功地被一個複雜理論解釋過。成功解釋所用的理論永遠都是那么淺，淺得有點難以置信。

　　一個現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組合。要把整個現象解釋，可用幾個不同的簡單理論，逐部分擊破。在經濟學來說，不同的簡單理論，歸根究底，來來去去都是兩招基本的原理，活學活用，千變萬化，可以推出數之不盡的理論來。

　　上述的兩招基本經濟原理，香港唸經濟的中學生都學過，只是功力尚淺，不知道這兩招可以用得威力無窮。我曾說過真正的理解，要由淺入深、由深轉複雜，再由複雜轉深、再轉淺，來來回回好幾次。

　　第一招，自私的假設，是說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皆毫無例外地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的利益。這當然包括那所謂功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了。這函數可以用得很深，但都派不上用場。重要的「用場」是局限條件在真實世界中的變化。

　　數之不盡的變化要怎樣分類、量度、處理，是困難的工程。高手與低手之分，往往在於局限條件的處理手法；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第二招，需求定律，是說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其需求曲線皆毫無例外地向右下傾斜。那是說，若價格（或代價）下降，需求量必定增加。這個只一句話就說完的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我今年在港大教一小組學生要教十二個星期。單論什么是「量」，我說了兩個小時，只能表達一點皮毛而已。

　　需求定律不僅包括需求函數（Demand Function），也包括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認為這二者是兩回事的經濟學者，是讀壞了書，把問題看得太複雜了。

　　（這裡順便一提：最近在北京的一次講話中，一位教授堅持需求曲線不一定向右下傾斜，指出好些課本說有時是向左下傾斜的。我說若二者皆可，經濟解釋就不可能錯，所以就不可能有經濟解釋。說來說去那教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科學的假說不是求對，而是求可能錯。）

　　在解釋世界的經驗中，我從來沒有用過上述以外的兩個招式。我所認識的，比我年長的經濟學大師，有時喜歡過一下數學方程式的癮，花巧地表演一下。但若與他們坐下來，問他們有什么在這兩招之外的新意，他們是答不出來的。

　　去年在一篇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章的結論中，我就提到經濟學的整體其實只有這兩招。佛利民、赫舒拉發及巴賽爾三位高人讀該文後，一致認為我這結論重要。

　　我在《價格》一文內，提到經濟學在走下坡，認為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不懂價格理論。但想深一層，這些年青學者不是不懂，而是懂深不懂淺。他們可能認為高深的學問才是真學問，卻忽略了懂深不懂淺不算是真的懂的哲理。

　　為什么一門精采的學問會搞成這個樣子呢？一個解釋是故扮高深，沒有人明白就算是有學問，可以說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今天，這個解釋對某些青年學者可能適用，但似乎不是多數。他們大多數不可能不知道，高深莫測的文章可以有學報發表，但不會有持久地被人重視的市場。

　　另一個較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失卻了興趣。他們但求有文章發表，也要表演一下本領，所以就把一門科學作為一項類似下象棋的玩意，越深越有斤兩。高低於是以深淺來衡量，以複雜勝簡單。於是大家一齊向深處鑽，過不多時，淺的因為無人問津而變得大家都不明白。

　　愚見以為，懂深不懂淺的學問，走火入魔也。

論賭

論賭，香港是有悠久的歷史了。今天位於跑馬地的墳場，是因為戰前火燒馬棚，眾多賭徒謝世而設立的。我的先父當日也在馬場，被燒了半頭頭髮，大難不死，是家母生時常說的張家典故。

　　我很欣賞今天仍存在的、在跑馬地墳場門外的對聯：「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據說這對聯是當時的一個鬼佬港督所擬的，雖然「歸故土」對「也相同」不工整（平仄沒有問題），但對聯實在好。

　　香港歷來所開的賭，賭馬及六合彩之類的，是政府的專利。這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但港府在這些「開賭」上所賺到的錢，大都用作「善舉」，市民就沒有什話可說了。

　　反對香港私營開賭的人，數之不盡。為何如此呢？這是個不容易解釋的問題。一說「賭」是不道德的行為，有傷風化。這觀點顯然不成立。以人口的百分比來說，香港的賭徒應該是近於世界之冠。賭馬的狂熱姑且不談，單是賭股市、賭樓市，人多勢眾，而其風險之巨，的確是像蘇東坡所說的「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其實，我們每個人天天都在賭。你到超級市場買雞蛋，要賭是好還是壞的。你在任何市場下任何的注，在某程度上都是一項賭博。

　　好些反對香港開賭的朋友，是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有「好賭」的不良嗜好。沒有建設性的、或然率說是敗多勝少的賭，我也勸自己的兒女要知所適從。但開賭場可以嚴禁某年齡之下的少年，而有規模的賭場，青少年就是容許也沒有錢去下注。另一方面，住在拉斯韋加斯的朋友告訴我，該市的本地人不賭。

　　我自己的兒子二十七歲，對賭沒有興趣，怎樣勸他去試賭一下，也不肯聽老父之言。女兒二十六歲，喜歡賭幾手，問題是她從來節儉，到賭場只限一百美元為可輸的上限。不久前她到拉斯韋加斯，我在香港以長途電話勸她多賭一點（到了該城，不賭有什麼意思？），她就是不聽。

　　毋庸諱言，賭博是一種娛樂，可以消磨時間。去年夏天，我到賭城Lake Tahoe 去開經濟會議，晚上悶得怕人，我拿三百美元去賭，以為可以買半個小時的娛樂時間。殊不知賭來賭去也輸不掉。賭了兩個多小時，興趣盡失，但賭桌上的錢有增無減。我於是每手將所有的錢都推出去，到第三手才能輸清光，誠苦事也。

　　最有份量的反賭言論，是開賭場會引來黑社會的操縱，治安會有問題。昔日的芝加哥與今天的澳門就是例子。是的，在傳統上賭場與黑社會的混合有跡可循。但為什麼如此呢？

　　一個可靠的解釋，是歷史上賭場往往是非法的，所以黑幫當道。黃、賭、毒的經驗皆如此。就是像澳門那樣，賭場合法化，但若政府管制發牌的數量，以至「油水」過多，那麼貪官、黑道就會有混水摸魚的空間。

　　近二十年來，美國拉斯韋加斯的多賭場辦得好，使人對該賭城刮目相看。除賭以外，酒店的設計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給，而表演節目應有盡有，要賭與要不賭的皆有所適從，實在是一個消閒的好去處。我自己對這一類娛樂沒有嗜好，但數之不盡的朋友很欣賞，每年總有幾個週末到那裡花點錢。聽說美國東岸的大西洋賭城也辦得不錯。

　　今天，拉斯韋加斯是美國發展得最快的一個城市。遊客每年數千萬，銷展及國際會議觸目皆是，而據說賭場三分之一的收入，是來自我們亞洲人。治安可人，而到那裡散散心的多是有識之士，是有份量的道德判斷者。

　　是的，像澳門那樣的賭城我反對，像美國華盛頓州近十年來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設立的賭場，搞得不倫不類的，我認為沒有意思，不辦算了。近乎拉斯韋加斯那樣現代化的、以消閒為重而又能引來舉家大小的遊客光顧的賭城，香港不妨客觀地考虙一下。

　　建議香港開賭的一位朋友提出大嶼山為地點，甚有見地。我們花了那麼多錢搞基建，是應該多加利用的。香港是有條件把一個小賭城辦得很好的。慎重衡量，沒有信心辦得好才放棄，是上策。

　　賭城的成或敗、好或壞，歷史上的檔案有的是。我們的財政司長是不難找到可靠的數據及顧問的。有了可靠的資料，我個人有三個建議。

　　其一，政府不要向管制牌照數量而多賺牌費那方面打主意。政府不要賺生意所得稅及地價以外的錢，要讓賭場帶來的利益地流到市場上去。其二，要盡可能向國際的大莊家招手。我們引進外資的同時，也要引進設計與賭法，務求國際化。

　　其三，外地的經驗告訴我們，成功賭城的重點不是賭，而是娛樂。今天中國大陸的歌星、舞星不計其數，菲律賓的歷來都有看頭，所以要辦賭城，政府是要大量放寬這些藝員的進口的。

　　反對香港開賭場的權威人士，有責任到拉斯韋加斯去考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