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想像力？

在《傳世的思想》一文內，我談到一個足以傳世的思想不一定是聰明之作，但一定要有想像力。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直指想像力（Imagination）比任何思想重要。我沒有聽過有關「想像力」的定義，或讀過有關的闡釋。很顯然，「想像力」不容易具體地說清楚。但正因為不知道他人之見，我倒可以無約束地說一下，讓讀者考慮。有些人可以在數學上算得很快，快得驚人——這不是想像力。有些人可以一目十行，或過目不忘——這不是想像力。有些人智商奇高，其推理及理解能力叫人拜服——但這也不是想像力。那是說，聰明才智之士，不一定有想像力。胸有實學的人的想像力也不一定是超人一等的。那是說，想像力是很特別的一種天賦，是創作思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但往往被一般人漠視了。



什麼是想像力呢？先舉一個例子吧。我認為以花比美人很有想像力。發明這比喻的人不一定聰明，而頂級智商的可能窮整生之力也作不出這比喻來。且讓我舉出一些中國詩人的「想像」例子吧。



單舉唐人就夠了。李白：「雲想衣裳花想容」；「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杜牧：「落花猶似墜樓人」；白居易：「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李商隱：「蠟炬成灰淚始干」。



從以上的詩句或文句可見，那所謂想像力都是以引用例子而成，妙不可言，恰到好處，很有新鮮感。那是說，善用例子的人，其想像力總會有點瞄頭，而智商奇高的不一定善用例子。



科學上，善用例子（有想像力）而創立石破天驚的理論的，首推愛因斯坦。屢見經傳，此公的「相對論」是以例子想出來的。愛氏用例子之說容易相信，因為在當時，他不可能以觀察到的事物或現象為依歸。他只是以例子來想像。古往今來，以例子推理的成就來衡量，沒有誰比得上愛因斯坦。


在其它科學上，以例子推理而有大成的例子數之不盡。以我熟知的經濟學來說吧。在那所謂社會與私人成本分歧這個大題材上，經濟學者用上三個如詩如畫的例子。米爾（J.S. Mill ）的燈塔，使夜間的船隻避開礁石，但船主不付費用而逃之夭夭。庇古（A.C.Pigou ）的禾田大地如茵，但火車從中經過，火花飛到稻穗上，損害而不負責。米德（J.E.Meade ）的蜜蜂翻飛，到百花齊放的果樹採蜜，但卻沒有給果園主人付蜜漿之價。這些有名的例子都很有想像力，足以令人神往的。問題是這些大師以為舉出的是實例，但其實與真實世界是脫了節的。這樣一來，這些例子引導出來的理論，雖然傳世甚久，卻是錯了。

觸發高斯定律——那站在產權經濟學中心的——所用的例子，不僅富想像力，近於幻想，但卻是真的實例。該例子是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東北岸上的人與出海的船隻通訊，大家用上同一的波音頻率，引起混淆。高斯（R.H. Coase）問，波音頻率的產權誰屬？以看不見的頻率來論產權的界定，新奇過癮，而跟著發展的產權理論就一日千里。

在實證科學上，有想像力的例子重要，但同樣重要旳是要用實例。這不是說在推理時我們不可用空中樓閣的例子，而是推出來的理論的驗證，遲早都要用實例。因此，一開始推理就用上實例，可以省卻一重功夫。

用上精彩、恰當而又有啟發性的例子，是想像力的表現了。然而，有些富於想像力的成就，其所用的例子過於直接，使人覺得沒有用例子。

奧國和尚門德爾（G. J. Mendel ）在百多年前發現的遺傳三大定律，是在教堂的後園種豆，觀豆的高矮與豆花的顏色變化而想出來的。令我最心折的科學發現，門德爾的遺傳定律僅次於相對論。作學生時我讀到門德爾的貢獻，好幾個晚上睡不著，不停地想，這個和尚怎會無端端地到後園種起豆來的？當時的世界，是相信由血遺傳或其它怪誕不經的見解。門德爾的想像力使我越想越佩服。他以種豆推理，是用上一個大有想像力的實例。

上文所談的想像力，都是與「例子」有關的。例子可以是實例，也可以是虛構。說一個人有強的想像力，是說例子選得恰當，扣人心弦，有啟發力，往往轉換了一個角度，使人看到一個新的局面，另有天地，可以看得更遠、更廣闊的。

有些造詣的想像力是用不著例子的。說下象棋吧。這玩意主要是推理，但高手的神來之著，往往表達著不凡的想像力。有時我們可以說下棋的想像是前人走過的例子，但國手胡榮華在文革期間所走的棋，常有前無古人的著法，而這些無跡可尋的，似乎不是推理那麼簡單。無以名之，我稱之為「想像」。美國昔日國際象棋天才費沙（Bobby Fischer ）走得天馬行空，專家的評論認為不可能是推理想出來，故又稱之為「想像」。數學的天分與下棋的不同，而一些超凡的數學天才，不用例子而無端地想出一些定理，驚世駭俗，又被稱為想像。用例子的想像力已不容易具體地說明，不用例子的更是無理說不清。

想像力是一種天賦。但那不是智商，不是推理，不是記憶。當然，有了想像，以智商推理是很自然的事，但想像力的本身卻與智商無關。以花比美人，與智商有什麼關係呢？

說了這麼久，那麼想像力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想像力是一種聯想。以例子想像當然是聯想，不用例子的下棋或數學的神來之筆，智商再高也不一定想得出，推理推不到，但聯想卻可以別開生面。

聯想有一種特異功能。風馬牛不相關的事，可以被扯到同一問題上去。你說李賀，我想到愛倫坡；你說徐渭，我想到梵高；你說辛棄疾，我想到法國的印象派。這些聯想是想像力，雖然很平凡。你提出任何經濟上的問題，我都想到產權那方面去。這是高一點的想像力。不知奧國當年的那個和尚，憑什麼會想到以種豆為例子的？愛因斯坦怎會想到以一個人飛行快過光來作比喻？

高斯曾經對我說：「不管你說什麼，我總是想到馬鈴薯那方面去。」這聽來是很蠢的吧！高斯的成就，以想像力勝。

《五常談學術》——序

話說十多年前，鐘祖文醫生（今已故）請我到他的家吃晚飯，主要的賓客是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來自劍橋，是研究生理與心理的。席上老教授談到基因，只說了幾句我就知道是遇上了一位頂級人物。面對大師，怎會放過求知的機會呢？我於是跟老教授研討基因的問題，再轉到R. Dawkins 的《自私基因》那本書上去。大家談得很投入，一下子就用盡整晚的時間，在座的鍾醫生及黃醫生也聽得入神，大家覺得盛筵難再。到最後，我對老教授說：「聽說這些年來英國的大學被美國的比下去了。今晚我才知道，劍橋名不虛傳！」這是衷心話。



朋友，想想吧。我對基因只知皮毛，怎可以與專於此道的高人辯論呢？任何選修過幾科生物的學生，會說得我完全不懂。但老教授說得清楚明白，觸發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能反駁，提出質疑，甚至建議基因研究應走的路。那是什麼原因呢？無他，老教授對自己所學融會貫通，知的與不知的分得清楚而又有膽直說，他知道我是門外漢，就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自己的學問。頂級的學術，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你要我把經濟學說得你完全不懂，易如反掌也。你沒有讀過經濟，我要向你說得清楚明白，倒要用上三幾個層次之上的功夫。實不相瞞，今天我在《蘋果日報》寫《經濟解釋》，算是有恃無恐，有點狂而傲了。但如果一門學問怎樣說外人也不明白，又算是什麼學問了？



我討厭那些老氣橫秋，或道貌岸然，或沽名釣譽，或故扮高深的所謂學者。學術是那樣有趣的事，可以那樣迷人，怎可以搞得不明不白的？懂說懂，不懂說不懂，有誰會因為我說不懂而小看了我？要是我說來說去你也不懂，你會不會拍案叫絕，回家對老婆說：「張教授高深莫測，果然了得！」以我之見，高深莫測易過借火，也難怪在學術界中這種人多的是。



純真的學問很迷人。有時我們要搞得很深入，但迷人之處永遠都是從淺中現出來。像我這種次一級的腦子，通常要向深處走一段時期才能以淺的創作，而在求學的三十多年前，我要來來回回好幾次。四十歲後，深的層面我越來越少涉及了。這是進步。我認識佛利民、高斯、史德拉、艾智仁等高人時，覺得他們的思維永遠都是那樣淺，使我覺得他們勝我一籌。後來我又自我安慰，認為他們作學生時也可能像我一樣，深呀深的搞過一段日子。



學術與藝術有好些地方不同。這裡我要說的，是藝術的欣賞不難學，但若要親自動手製作，總要花幾年功夫學習。欣賞是享受，但深入地享受還是要自己動手才能達到的。好些朋友像我一樣，聽到某鋼琴家演奏就恨不得自己也可以。看到林風眠或梵高的畫，我真想自己動手去試畫幾筆，但最後還是不敢嘗試。十年前我看到周慧珺寫書法，忍不住就索性自己也動手了。



學術的欣賞比藝術困難，但入門卻容易得多。搞學術不需要什麼天分，你要嘗試就立刻可以動工。想想吧，你要彈鋼琴或寫書法，總要有一段時期自己耳不堪聽，目不忍睹。這一關不容易過，而若沒有少許天分你可能很失望，甚至悲從中來。學術是另一回事。一用功，幾個小時後你就多知一點，有點收穫。當然，在學術上要有成就絕不容易，是要下苦功的。但我們不需要為了成就才搞學術。多知一點，思想上得到一點啟發，並不困難，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問題是若要欣賞學術，要得到學術的享受，可不像聽音樂或看油畫那樣容易。要享受學術，你總要親力親為地搞一下。不一定要進什麼大學，但要老老實實地搞一段日子。你可以完全不會彈琴而欣賞琴音，不會繪畫而熱愛畫作。但學術就沒有那樣方便了。



學術是要親學其術才能欣賞，才能享受的。可幸的是，可以享受的學術永遠是淺的而不是深的。要是你苛求一點，要自己創作學術，那你很可能要像我一樣，先苦後甜，要在深處鑽研一段日子。享受學術不一定要自己創作，但要知道學者所說的是什麼。



有高人指點迷津，欣賞學術當然事半功倍。高人難遇，不得已而求其次，你還有兩個法門。其一是讀一點書。不需要讀很多，但需要找精彩的來讀。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方面的話，你可以找些關於多項學術的書籍，尤其是那些關於各項學術高人的生平事跡與他們的思想的簡介。讀後再選其中自己較有興趣的入手。其二是結交一些對學術了迷的朋友，談天說地。這後者在美國很容易，在香港則比較困難了。



《五常談學術》這本書是《五常談教育》的姊妹結集，是應國內朋友的要求，選出有關的舊文再補加一些新的。目的是給國內的青年讀，先在香港出版繁體字，國內簡體繼之。



書中的文章內容，是自己的經驗，自己的觀察。任何個人的經驗都是與眾不同的，不值得勒碑誌之。我的經驗比較幸運，也比較過癮。誇張一點地說，比較精彩。



生長在人類歷史上學術發展最快的二十世紀，問津經濟學於該學問最熱鬧的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一個少年時讀書不成的中國學生，糊里糊塗地跑到北美去碰運氣。此碰也，遇上一番景象。



是為序。

《五常談教育》——序

國內的朋友要求我把發表過的有關教育與學術的文章選出來，結集分為兩本書。這些文章大部分在我其它的結集出現過，結完又結，集了再集，豈不是有欺騙之嫌？但朋友們認為我應該這樣做，因為我的教育、學術觀點對中國的青年有用處。雖然這樣說，我認為他們要求的主要原因，是我出版過的中語文章結集，每一本總有三幾篇文章，或有些詞或句，不能通過北京有關部門的審查。比起十多年前，中國對言論的確是開放了不少，但還有沙石。朋友們認為我談教育及學術的文章，在國內可以暢通無阻。為了數之不盡的像我四十多年前發奮求學的今天的中國青年，這兩本結集的建議我就接受了。我打算先出版繁體字的，簡體字在國內繼之。



永遠都失望，但也永遠還有希望。數十年來，我老是想，只要中國的青年有好的學習機會，中國就會富強起來了。可不是嗎？昔日中國的青年，主理今天的中國，而明天的中國，是今天中國青年的天下。這是上帝定下來的邏輯，怎樣也錯不了。問題是他們沒有好的求學機會，又或者是長大於一個以政治、主義掛帥的國家，近墨者黑。一年一年地過去，我的希望皆成泡影。



然而，自從六歲在國內逃難起，我沒有見過中國的青年有今天那樣好的學習機會。不是大好特好：他們不夠求學的錢，師資不足，讀物難求——要不是買不起就是被禁——而又還要上什麼思想教育的課，比起四十年前我在美國的際遇，有天淵之別。但說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的學習機會最好是今天，卻是對的。



這兩年來我到國內對學生講話十多次了，每次都很欣賞他們的求知意識，而在多種還未能清除的約束下，我在他們的校園中感覺到有思想自由的氣氛。這判斷我是個專家了。在學術上打滾那麼多年，一踏進任何大學校園我就可從空氣中有所感受。



四十多年前，我知道只要自己有知識，生活是不愁的，而學問的本身可以享受，於是一發勁，知識就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雖然今天中國青年的際遇遠不及我當年的，但他們的求知意識與我當年的一樣。他們知道知識有價，可以享受，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得到明天。



去年我想，自己在學術上搞了數十年，興趣比一般學者廣泛，而在國際上的學術朋友也算是不少的，我應該將自己餘下來的日子，介紹重要而又有趣味的西方學術給中國的青年。我於是想到在國內辦一家出版社，有系統地請人翻譯，或找同好的著作，或購買版權等，以刊物推廣知識。中國青年還需要讀的精彩的書，實在是太多了。



殊不知托幾位朋友查詢在國內辦出版社的手續，得到的響應，一致地說不可能拿得牌照。我不知道那是因為國家的領導人要控制知識的傳播，還是國營的出版社要維護他們的特權利益，又或是二者的合併。有這樣的局限，我想，上文所說的兩本結集是應該嘗試的。



我是搞學問的，無論科學、哲學、文學、歷史、藝術、中外文化等，我都嘗試過，下過一點功夫。搞得不太精，但很懂得怎樣搞。然而，我不是一個教育專家。正相反，我的教育方法是自己想出來的，與專家之見相去十萬八千里。



令我驚喜的是，去年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是專家談教育》的文章，被各地轉載了數十次，而聽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國內的朋友說，他們歷來重視我對教育的看法。這倒有點奇哉怪也，因為我主張的是鼓勵學子以興趣求學，讓他們自由發展，毫不勉強。國內的朋友喜歡聽到這一套，可能是因為他們歷來所受到的教育，皆在權威定下來的框框之內。一代一代地被約束了那麼久，讀到我的教育言論就彷彿「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香港的朋友反而沒有這樣的感受。有一天，一位女秘書說要趕回家，因為明天兒子要交功課。我說：「你這樣管他是害了他；要兒子將來學有所成，你要讓他自由地找尋自己求學的興趣。」秘書小姐聽而不聞，急步回家去矣。



好些香港朋友讀到我的關於教育的文章，說：「你主張的教育方法聽來很合理，但只適用於你自己。我們的孩子沒有你的天分，這種方法是用不的。」胡說八道。七十年代，有十多位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子女，得到我少許幫忙，到美國西雅圖讀大學。我對他們簡略地說一下求學之道，久不久見他們一次。這些學子一般地讀得好，成了專業人士；今天年長了，還健在，可以作證。



回頭說我「炒」舊文（其實有些是新的）來結集這本談教育的書，左選右選之後，入圍的加起來竟然達三百多頁。這大概是我以中語下筆寫過的九分之一的文字，雖然算不上是洋洋大觀，但也頗具「威勢」。



《五常談教育》選取的文章是關於讀書、拜師、思考、文章、教養、制度等幾方面的。都是個人的經驗、個人的看法。這些文章是從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發表的《讀書的方法》起，到最近發表的，為期整整十七年。我把這些文章從頭細看一遍，覺得前後大致沒有矛盾。這樣，不管是好是壞，是對是錯，總算是一家之言了。



世界上沒有任何作者不喜歡多些讀者的。但要爭取讀者，談何容易。所以雖然是結集，要下的功夫倒也不少。書要美觀，既要向智英老弟借一張黑蠻替我畫的但被他佔為己有的畫作書面，又要周老師題字。（我自己的書法可以應付，但朋友說周老師的沒有那樣「狂」，與「教育」比較接近！）搞好了「門面」，內容要分類安排，文字要修改一下，要校對，又要補加一些「後記」。



讀者盍興乎來！

傳世的思想

如果你搞學術，希望有些思想可以傳世，你要有什麼條件呢？這問題似乎沒有人提出過，而我也沒有作過研究。但在學術上我是過來人，尊重傳統，對前賢的思想視如葡萄美酒。因此，這問題我可以試答一下。在經濟學歷史上，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應該是史德拉（G.J.Stigler, 1911-1991 ）。有些人會選熊彼得（J. Schumpeter, 1883-1950 ）作答，但我還是選史德拉。熊氏雖然在經濟思想史上下過不少工夫，但他對理論的認識不夠深入，算不上是高手。足以傳世的思想當然要有新意，有啟發力，影響後來的學者。有些思想發表後，聲名甚大，或紅極一時，但十多年後就不知所終。這些算不上是傳世。有三幾十年持久性的算有點份量，但我認為比較安全的傳世定義，是要有半個世紀以上才可以勒碑誌之。這是不容易的成就了。



有些思想足以傳世，但給外人抄襲了，襲者成了名，而原作者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也有一些經天緯地的思想，很多年後才被人發現而傳世。奧國和尚門德爾（G.J. Mendel, 1822-1884 ）的遺傳學研究，在他身後五十八年才被發現，而他定下來的三大遺傳定律，今天還是有口皆碑。



頂級的傳世思想大都有一個特徵。那就是我們不知道作者是怎樣想出來的，很有點神秘感。牛頓如是，達爾文如是，門德爾如是，愛因斯坦也如是。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那是基因結構（DNA Structure ）的發現。半個世紀前，生物學家都預先知道有DNA 的存在，大家都同意若其結構被發現了，是生物學上最重要的貢獻。因此，好些學者競爭去找尋。兩位合作的發現者之一的J. Watson 將整個研究過程寫了一本書，書名The Double Helix 。這本書是難得一見的精彩之作，緊張刺激兼而有之。對科學有興趣的學子，是非讀不可的。（英文書局應該有售，讀者無需懂生物學。）



回頭說作出傳世思想的條件，像門德爾那種頂級思想不需要談了。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是沒有資格問津的。還是說一下那些可以傳世五十年或以上的思想吧。



我認為幸運或碰彩的機會是不大的。傳世思想的作者一定要日思夜想，費盡移山心力，然後才有機會得到突破。這突破不一定是作者日思夜想的——可能是題外有關的思想，在不經意中跑了出來。



我也認為高智商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想像力（Imagination ）。想像力高的人不一定很聰明。不能太蠢，但中等或以上的智商，只要想像力好，就有機會作出傳世的思想。是的，以傳世而論，想像力比智商重要得多。我大肆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因為我認為這制度抹殺了學子的想像力。



傳世的思想要有創意。然而，創意千萬不可強求。刻意創新是大忌。創新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思想要順其自然。人的腦子各各不同，順其自然，有時你想不創新也不容易。強作創新，務求與眾不同，得出來的永遠是些不倫不類的怪物，不可能傳世。



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個少有被提及的、作出傳世思想的重要條件。那就是作者要知道問題是否重要。這關於品味，是很特別的天分了。不管你智商多高，想像力多大，但品味不成而在不重要的題材上下工夫，怎樣也不可以傳世。



試想一下吧。任何學術，每個人的黃金創作時期大約二十年，特別長的可達三十年。找了一個題材下工夫，動不動要三、五年，而又不一定可以找到可取的答案。若不懂得找重要的題材下注，轉眼之間就日暮黃昏。



我不容易說清楚題材的重要性是怎樣衡量的。要是能預先清楚地知道，我在經濟學上發表的學術文章不會超過五篇——孤注一擲地五年寫一篇是正。



有一位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朋友，發表了數以百計的文章。他告訴我因為自己不能預先知道文章的重要性，就一於多寫，多發表。這位朋友認為想錯了無傷大雅，就採用撒網政策。



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高斯（R.H. Coase, 1910- ）對重要性的判斷最高明。問他為什麼事前能知道問題重要，他說從來不知，只是一種感受。你相信不相信？



我是相信的。一九九一年高斯在他的諾貝爾獎演說中提到我。他說不知道自己一九六○年發表的關於高斯定律的文章是重要的。他要到六十年代後期跟我研討才知道該文的重要性！



數十年來，每次找研究題材，我總要花一段時間來衡量其重要性才決定下注。很不幸，我還是中計的多，傳世的少。所以你若要我教你怎樣衡量重要性的問題，我最好的答案是：要有高斯的感受。



要具體地說一下還是可以的，但幫助不大。重要的思想必定有兩個特徵。其一是有趣味，其二是有廣泛的用場。問題是，這二者在事前怎可以知道？我認為很有趣味的，其它的人不一定同意。至於用場的廣泛性，大都是作品發表後多年才可以比較肯定地說。



據說門德爾當年全然不知道自己的遺傳研究是重要的，他只是埋頭在後園種豆看花。這觀點我不同意。門德爾種豆種了很長的日子，若沒有高斯的感受，他豈不是傻佬一名？像基因結構那種在發現前就眾所周知其重要性的研究，是很少有的。



最後不妨說一下自己的經驗。經驗上，凡是自己認為重要而用心寫的關於理論或概念的學術文章，傳世三十年並不困難，甚至可說是十拿九穩。能否超越五十年我可能看不到了。另一方面，無論怎樣用心寫，凡是重於事實考查的，傳世的機會很小。我只有一篇考查的文章——一九七二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是歷久不衰的。



如果我個人的經驗是一般性的話，艱巨的考查工程的回報率，實在是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