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盡

有點後悔幾年前沒有答應《蘋果日報》寫副刊。每天只寫四、五百字，隨意下筆，談天說地，總不愁沒有話題。自己沒有嘗試過的事，胡亂地這樣說，不免開罪副刊的各位大師了。隔鄰的飯，人家老婆，似乎永遠可取一點。副刊短文比較容易寫的觀點，可能大錯特錯，但我有這樣的感受。要寫一篇近二千字或以上的文章，有內容，有論點的，實在困難。要找到一個可以發揮一下的題材絕不容易。十七年來，我寫過六百篇，算是個小奇跡。



想深一層，那應該是個大奇跡。這是因為有好些我喜歡多寫的題材，讀者不多，就不便多寫。這不是要譁眾取寵，而是在非專業的大眾刊物上發表，寫稿的人總要對刊物的老闆有一點交代。這些年來，刊物的老闆或編輯對我手下留情，怎樣寫也照登無誤，我是感激的。昔日《信報》的林山木，《香港經濟日報》的馮紹波，《資本》的鄭經翰，《Recruit》的張玿於，與今天的黎智英，都給足我面子。



「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我寫稿的困難還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山木每天長篇大論是吃了什麼靈藥的。聽說阿康每星期寫兩篇要叫救命，肥佬一篇也要撞頭埋牆！我自己的秘方，是實行慢性自殺——寫時要抽煙。



想到一個值得寫的題材，但不可以長篇而大論的，怎麼辦？告訴你吧。起筆要瀟灑一番，東拉西扯，先拖它兩三百字。記著，要拖得瀟灑，最好是才氣縱橫，好叫讀者不知道你是搜盡枯腸，希望他們會讀下去。



一入正題，就要望天打卦！正題總要寫千多字，若這時你還刻意地拖長來寫，就很容易露了底，整篇文章就廢了。寫呀寫，寫到要說的快說完了，一數稿紙，還差兩頁，一身冷汗，就要來一招無中生有。好些讀者朋友說，我的文章最精彩之處，是毫無先兆地一下子轉換了題材！這就是無中生有，是瞞天過海的第二招。



我要說的江郎才盡，是指找不到可以成文的題目。這「才盡」不是指永遠才盡，而是在一段時期想不到題材。有時彈盡援絕，無計可施，但卻時來運到，靈機一觸，想到了一個大好的題材，舉一反三，一連寫成幾篇比較滿意的文章。不久前，我突然想到寫《成就早遲論》。執到寶，因為我跟著寫《成就的界定》、《傳世的思想》、《什麼是想像力》等，都是由《早遲論》引發出來的。



《早遲論》有點新意，因為以天分、經驗、感情這三項來論成就的早遲，沒有誰談及過。稍有新意，思維就可以天馬行空一番，多帶出三篇其它文章算是少的了。我以為上述的四篇文章合併起來，有機會傳世。



上文提及，有些題材我很喜歡寫，但因為讀者不多而不便多寫。這些題材是什麼不能告訴你，因為黎老闆若知道，我就不容易久不久交一篇出去。經濟學的文章我當然可以寫之不盡，但過於學術性的，多寫就與《壹週刊》的風格有所出入。董才子說《蘋果日報》不怕全是學術性的，我就替他們寫《經濟解釋》。



評論時事的題材，差不多任何寫手都可以寫之不盡。但我有兩個困難。其一是我很少讀報章，也少看電視。其二是香港的時事往往使我反感。不喜歡的可以下筆評論，但有反感的，寫來不舒暢，不寫算了。還有一點是，時間性特別強的文章，很難寫得有存在性。



本來是才高半鬥，但因為各種約束，我變得連小半斗也沒有。阿康「八卦」，評論時事還要叫救命；肥佬不僅不滯於物，且不滯於人，也要撞頭埋牆。這些消息使我高興萬分。難道他們之才比我先盡乎？若如是，我又要瀟灑一番了。



不久前我想到一個主意，多點旅遊，寫些過癮的遊記，或可解除江郎的困境。我對中國的文化歷史下過工夫，多到神州大地走走，題材應該俯拾即是。前些時發表的《赤壁行》就是例子。問題是自小逃難，跟又遠渡重洋（一九五七年時，出國留學也是逃難式的），使我對旅遊厭倦了。



我本來可以寫歷史，且自信可以寫得別開生面。去年底我以《驚回首，感慨話千年！》為題寫了四期，沒有參考書籍，只憑記憶。殊不知一位年青讀者來信，指出我寫的鴉片戰爭之後的史實有錯漏之處（結集時作了修改）。真麻煩，人老了，記憶就棄我而去。寫歷史，總要參考一些書本吧。但我棄書三十年，六根清淨，不應該再染紅塵了。我也想過評論文學，但細想之下，評文學所需的記憶力，比寫歷史更甚。



如果我不是什麼教授，或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以筆名下筆，可選的題材就廣得多了。既然那麼多讀者來信稱我是個鬼才，我當然可以寫怪論。林振強的那一種我寫不出來，但昔日哈公在生時，就曾屢次邀請我跟他一起「怪」一下。難道哈公是識英雄，重英雄乎？



寫到這裡，阿康給我電話，說他跟一位專家詳談過，結論是在香港要推行學券制，困難重重，無可救藥云云。連一個多年來鼓吹學券制的人也扯起白旗，其哀可知也。



十九年前我就為如下的問題想了幾個月：一個極劣的體制，對社會整體為禍不小的，可以持久地存在。那是為什麼？後來我找到答案，在八二年發表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向私產及市場的路，也準確地推斷了中國的國企特權會是最難清除的。



今天晚上感到江郎才盡，無可奈何，就以之為題過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