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晰產權和交易費用是理解中國改革的鑰匙
1979年我來廣州看我的姐姐。那時候廣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沒有燈；市場上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笑聲），我的姐姐在床底下養雞（笑聲）；到外面吃飯很難找到一家好的餐館，有時候叫了菜也沒有白米飯，因為那時候白米是要配給的。那是22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學可能還沒有出世。
兩個多月前的農曆新年，我又到廣州來，到佛山一家酒家吃午飯。那酒家裡有一條食街，你可以隨意選購東西讓他們煮，有湯水部，有海鮮部，有小炒部，有燒臘部……光是海鮮部裡就有六種蝦，任君選擇，琳琅滿目，多得不得了。那酒家全坐滿了人。
22年時間，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產權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如果中國還是70年代那種制度，那就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所以產權對民生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你們要聽清楚，我說的是很簡單的東西，這是經濟學的基礎。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裡是沒有產權的。不需要警察，沒有市場，沒有銀行，沒有貨幣，沒有經紀，沒有公司，沒有律師，只有魯賓遜一個人。魯賓遜的經濟問題是很容易處理的，兩個小時我就可以把你們都教會了。經濟學的困難就在於多加了一個人。多了一個人後，兩個人就成了社會。社會的定義就是多了一個人（笑聲）--我喜歡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問題。
兩個人都想要同樣的物品，競爭就無可避免。有競爭就要決定輸贏，這也無可避免。決定輸贏就要講遊戲規則。你們打網球有遊戲規則，田徑也有遊戲規則，弱肉強食也是遊戲規則，走後門也是遊戲規則（笑聲）。有了遊戲規則後，就可以決定輸贏。比如田徑的遊戲規則是以誰快誰慢來決定輸贏。所以競爭一定要決出勝負。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你一早起來就要開始競爭。你去吃早餐，在這社會裡就得有人吃得少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競爭贏來的。現在的競爭很簡單。我是大教授，但我沒有優先權；即使我的父親是政協委員，我也沒有優先權；我考試考第一也沒有優先權；但我掏出一張鈔票來，我就有優先權了（笑聲）。你想要個蘋果，我也想要同一個蘋果，我拿出2元，你不肯拿出2元，我就贏了（笑聲）。
這個用價錢來定勝負的準則，我們要感謝科斯發明的科斯定律：只有明晰產權，才有這種準則；取消了產權，就不會有這種準則。
你們說我張五常贊成自由市場，但我只是說自由市場對生產增長有利。現在佛山有那麼多東西買就是明晰產權的結果嘛。自由市場究竟好不好就很難說了。我只能告訴你自由市場是對經濟有貢獻的。如果你問我喜歡哪種制度，我喜歡全世界的財富、美女（笑聲），全部要用讀書考試來分配（笑聲、掌聲）。
所以問題在於，決定勝負的準則可以有很多很多，市價只是其中一種。但假如市價不存在的話，或像以前那樣是配給的話，那你們就要走後門，或者要排隊。排隊排上幾個小時，然後花幾毛錢買條魚。你排隊花的時間是浪費掉的嘛，你站在那裡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呢？
但如果魚的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比如說10元一條，你能拿出10元就是你贏了；你拿不出10元的話就算你是高官的兒子也沒用（笑聲）。那你會怎麼樣？你就要去工作，去賺10元來買這條魚。所以你要拿出10元，你就要對社會做出10元的貢獻。
市場是有交易費用的。你說要有明晰的產權，但明晰產權的界定和保障，都是很貴的。市場的交易會引致多種交易費用，比如說信息的費用、律師的費用、警察的費用。
在華盛頓州，一個紅蘋果--我20年前在那裡的時候，如果到果園裡去買，自己摘--5美分一磅。但如果到市場上買，3毛錢一磅。香港出產的產品，在美國賣1元的話，在香港頂多只能賣1毛9分。在這1毛9分裡，其中一半以上是工廠裡的經理、秘書的薪金。所以在美國賣1元的產品，在香港的生產費用最多也就是3、4分錢。大部分費用都是交易費用，所以交易費用是很龐大的，你在交易裡可以賺到很多錢。
市場交易可以賺很多錢，大家都獲利甚豐。不是賺1倍、2倍、10倍、100倍，也不是1000倍，起碼賺1萬倍，可能是10萬倍，也可能是1億倍，我也算不清楚。為什麼能賺那麼多？
舉個例子，1支圓珠筆，1元1支。這支圓珠筆是用塑料製造的，裡面是石油工業的油，還有金屬在裡面，還有一個偉大的發明，那就是有一顆珠子在筆尖那裡，可以有很多顏色的變化。現在國內勞動力工資水平，保守估計，是5元人民幣1小時。就是說一個普通工人工作1小時就可以買5支圓珠筆。
但如果要你自己從頭髮明、製造這支圓珠筆，就算在座的600人全是世界一流的天才，你們窮畢生精力，從一無所知做起--比如說你們是從一個荒島出來的--我要你們製造1支圓珠筆，你們600人窮畢生精力也不能製造出來！但是現在就是一個挖路的工人只要挖上12分鐘就可以買1支圓珠筆。
在交易上賺錢，可以有如此大的利益呀！你看看你自己現在穿的衣服，要是你自己來製造怎麼能行？自給自足在今天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們這個世界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交易上賺很多很多。
為什麼能賺這麼多呢？同學通常會說這是"比較優勢理論"，英文是Comparative Advantage。弗裡德曼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現在他也同意我了（笑聲）。比較優勢理論有點幫助，但第一重要的是專業生產，專業生產使學習費用降到很低。大家各自專業生產，然後到市場上交易，大家的利益都很大。
因為專業化的緣故，就有人去做專業研究。新的發明一出來，幾千年都不會消失。你想到一點，他想到一點，日積月累就是很多。我們現在的日常用品，都凝結了許許多多前人的發明。專業研究、專業思想、專業生產，然後大家在市場上交易，大家都賺很多。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市場；要有市場，就要有明晰產權。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律。科斯定律不是你們在外面聽到的那個，你們聽到的那個是錯的（笑聲）。對的科斯定律就是：沒有明晰產權，就沒有市場。就是這麼簡單。
產權的定義，是我發明的（笑聲），有三個含義：使用權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權要明晰；轉讓權要自由。所謂有轉讓權，是包括出租在內，所以使用權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說使用的決定權是我的。我決定給你用，這也是我的權。當你有了這幾個權利，這就是明晰產權的定義。
舉個例子。假如我這手錶是值錢的，我要拿出來賣，就要價高者得，你給100元，我就賣給你。但是現在我這手錶不賣，你們排隊來拿吧。那得到手錶的人排隊所費的時間就會剛好值100元。但你花這些時間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呢？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呢？
大凡財產任人取用，就會有這種後果：物品或資源的所值煙消雲散。這就是我說的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比如說這個湖裡養了魚，這些魚是我私人所有的，你去釣可以，給錢吧。但假如那個湖任人垂釣，所有人就會都跑去釣魚。結果釣魚所花的時間的價值，等於那些魚的價值，結果魚塘的租值等於零。如果魚塘是公有的話，要不就沒魚在裡面，要不就人人去釣，耗費與魚的價值相抵消。但如果是私人的就不同了。我不會讓那麼多人去釣，我要收租，那就有租值存在。你要給租金我才給你去釣，我不會讓所有人都去釣。
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盡量減少租值的消散。其中一種減少租值消散的方法就是明晰產權。那個魚塘是我的，你要去釣魚就要付租金給我，你不給錢給我，我不讓你釣，這是界定權利的第一種辦法。
第二種辦法呢，取消明晰產權，但資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權利是用等級特權來界定的。縣有縣的特權，隊有隊的特權，行政官員分多少級，老師分多少級，非常複雜。這就是用人來界定權利。
要知道，在這個社會裡，人一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說，這是上帝造成的，怎麼可能平等？每個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在產權明晰的制度裡，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不一樣，有人富一點，有人窮一點。但正因為產權不平均，人權就可以平均；人權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資產不平等，但人權可以平等。
但如果資源以人的特權等級來界定權利，人為界定權利，人權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搞司法制度，可以講紀律，可是不能夠講法律。怎麼可能講法律呢？高官的兒子犯法，跟我的兒子犯法，處分就不同。你不能說這種制度不好，只能說這種制度是與明晰產權制度不同的。
自由市場的交易費用很大，但交易利益也很大。中國改革之前，交易費用很大，雖然沒什麼交易。交易費用是指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裡沒有的費用，所以根據這個定義，搞人際關係是交易費用，走後門也是交易費用，交易費用非常大。
所以在國民收入裡交易費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點點，就會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點點，就會變得很窮。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中國的交易費用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非常高。我1979年回中國時，看到那些人上班時從早到晚就在談論怎麼拉關係，到什麼地方才能買到一隻雞蛋，可見當時交易費用占的百分比一點也不低。所以中國改了一個制度，交易費用百分比減少了，一下子就富了很多。
交易費用對人的生活當然是不好的。我上面那個定義，弗裡德曼看了，也覺得是最好的一個。總之，交易費用占國民收入百分比越低越好。
（2）中國的改革還應該更快些
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把按人的等級來排列的制度改變為按資產排列的制度，這是重點所在。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已經算是做得相當好了。我在1981年寫書推斷中國改革的發生。我知道一定會有這種轉變，但我沒想到轉變會這麼快。但我是中國人，血濃於水，所以再快我也覺得不夠快，我還是希望它能改變得更快。
很多人讚成漸進，比如說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錢穎一都贊成漸進。可是我不同意。他們理論上分析出來要漸進，但他們不明白這個世界。漸進有很大的問題，一定要急進。大致來說界定權利有三種方法，不是兩種。一種是以人的等級特權來界定權利，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那種；一種是以明晰的產權來界定權利，現在中國就是要改為這種情況。
但中間還有一種，就是以管制來界定權利。界定什麼權利？界定貪污的權利！這就是印度的情況。在印度，你管手錶的進口，我管某種外匯管制，他管生產手袋的審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貪污。你貪污手錶，我貪污手袋。這種權利界定得很清楚。貪污權還可以自由買賣，還可以繼承，寫進遺囑裡面。
海關的貪污權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貪污，我星期二、四、六貪污（笑聲），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現在海關貪污權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說走私的權利就界定得越來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拿一張價目表出來給你看，走私有這幾種，你要我擔保安全性有多高？絕對安全的是一個價。各種價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來界定貪污權利的情況制度化了，那就無藥可救。看看印度，無藥可救嘛！（笑聲）
中國的問題是，上面要管，可市場是自下而上的，管制從上面來，又要講市場，所以中間就撞得一塌糊塗。所以中國漸進的話，印度這一關就很難過。你要一步跨過去，所以我就說一定要快，一定要一整套的改革推出。弗裡德曼提出一個"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說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長痛不如短痛嘛！（笑聲）弗裡德曼經常說這個比喻。1993年我帶他去見一位中國的省長。省長說，教授啊，我們中國的老鼠是很多條尾巴纏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條呢？（掌聲）弗裡德曼啞口無言（笑聲）。我當然知道答案了，很明顯嘛，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聲）
如果政策不是配套地一起推出來的話，麻煩就很大。哪樣先做哪樣後做，很難決定，很容易出錯。弗裡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1991年，科斯拿諾貝爾獎，那次是諾貝爾獎90週年慶典，請我代表科斯發表演講。我碰見弗裡德曼，我跟他坐下來喝咖啡。我說，弗裡德曼，我們建議中國取消價格管制，錯了！他說，怎麼會錯啊？
我說，那些國企解除價格管制，價格就會上升，但生產並不一定就會跟著上升，這就麻煩了。工人的工資不夠買生活必需品，因為物價漲了，但生產沒有增加。假如是企業的產權清晰，價格一上升，它的生產也會馬上跟著增加，大家都獲得好處嘛。但國企就不行了，因為國企是不管賺不賺錢的嘛，哪管你價格升不升？所以應該將國企產權明晰與放開價格管制一起進行。弗裡德曼同意了。
（3）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首要的問題是特權階層維護的既得利益的問題。幾個行業都給堵塞住了，一個就是金融。不開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沒有一個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話。剛才我跟你們中山大學黃達人校長說，中國沒有金融中心，不開放金融，怎麼可能搞商學院？學生讀的書，裡面講的制度啊，融資辦法啊，都是外國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匯管制，要允許外國銀行進入，要讓外國的經紀進來。但現在這些全都給特權控制住了。我看中美簽定的世貿協定，看不到取消外匯管制，那怎麼能行？
第二個問題，要讓農村的勞動力能夠轉入城市，已經轉了很多，但遠遠不夠。一個國家的農業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這很容易嘛，取消戶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給農民，界定他們的產權，允許他們把地賣了，拿著本錢到城裡去碰碰運氣，然後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場自然會搞掂。
也不用擔心治安問題，因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會增加，只要不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時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突然之間那個5歲大的皇帝，聽了宰相的勸說，在一紙法令上簽了個名，日本的土地權可以自由轉讓，農民無事可幹，大量湧入城市，政府完全沒有準備，結果什麼問題都沒有。要知道，明治維新是日本經濟大增長的時期。
香港也是一個例子，解放後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時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點問題也沒有。還有深圳，20年來，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麼問題嗎？一點問題都沒有，政府千萬不要管它（笑聲、掌聲）。
第三個問題，要發揮中國最大的長處。最大的長處是什麼？人力資源。中國人努力、勤勞、物美價廉（笑聲）。腦力也厲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腦力就很厲害。怎麼發揮這個長處？取消海關吧！隨他自由進出口。中國人哪裡需要政府來保護？我們跟老外競爭，政府為什麼要綁著我們的手腳？保護我們就等於綁著我們的手腳，那叫我們怎麼去競爭？我認為根本不需要保護，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國絕對開放，取消所有的進出口管制，與外國直接公平競爭，完全不需要什麼世貿組織。中國人怎麼可能輸？不可能的！（長時間的掌聲）
（4）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可以傳世
我對中國只是關心，無意改進社會。我知道自己不行，這是自知之明。假如領導人來問我的意見，我是樂意提意見的。至於他們接不接受，我是不緊張的。所以有什麼會議之類，我從來都不參加。因為參加這些會議的經濟學家都有他們的意圖。很坦白地說，有些人自己買了很多物業，所以他給政府的建議就是要救物業。我絕對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意見。弗裡德曼對世界的影響舉足輕重，可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言不由衷的話。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15年前，諾貝爾獎評委會的頭頭來找我，他叫我把我自己的論文思想寫成一本書，言下之意是如果我這樣做的話，獲獎機會很大。我本來是準備寫的，但你叫我寫的話，我就不寫！（笑聲、掌聲）正如粵語俗話所說"面子是別人給的，臉是自己丟的"
有件事情我是感到很驕傲的，我可以肯定，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讀。沒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敢這麼說的。（笑聲、掌聲）。
關於企業的問題，我想了13年。我是研究計件工資合約的，因為科斯要退休，逼我寫出來。我寫的時候對科斯很客氣，但我認為他是錯的。我對艾智仁和德姆塞茨也很客氣，因為他們那篇著名的文章錯得就更離譜了。
所以你看了我那篇文章，就知道他們是錯的，我那篇文章是1983年發表的，名字是《公司的合約性質》。這是我寫得比較好的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看。企業的問題，那篇文章已經全部解釋清楚了。我做研究是這樣的，自己做過的，認為是滿意的，交了出去，發表了，我就從來不再干預。就像我的"佃農理論"，發表之後，幾百篇文章批評我，也有讚揚我的，很多人要我回應，我從不回應（笑聲）。
關於企業的文章，一年有幾百篇，你問我的話，我就會說，只有我那篇是對的（笑聲、掌聲）。我為什麼這樣肯定呢？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工廠裡，對於那些計件工資合約我瞭解得很詳細，我是拿著事實來分析問題，我不是在數學上繞圈子。所以我知道我這篇文章一定是最對的。
我日日夜夜地寫，剛一寫完，我就知道，這篇文章一定可以傳世。（笑聲）於是我仰天大笑！（笑聲、長時間的掌聲）
（5）對中國年青經濟學家及其方法的評論
現在還有很多經濟學者認為產權不重要，他們搞的是所謂生產函數，英文叫"Production Function"。你說Production Function能解釋經濟繁榮嗎？產權就可以！為什麼今天這麼多學者認為產權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簡單：許多經濟學家是很蠢的嘛！（笑聲、掌聲）
現在很多年青的經濟學家，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架構。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也不是數學遊戲，而是解釋世界的現象。一定要先有一個現象，然後才去解釋，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我所有的論著，都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的，都要先瞭解世界，然後用很基本的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可是現在的博奕論，我不知道它解釋了什麼，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些小年青，像楊小凱這樣的人才，搞什麼超邊際分析，超這超那，是對什麼現象超出來啊？他們算是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了。超來超去，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看來看去也不明白。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子跟這些小年青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對世界的事情認識很多，他們是坐在象牙塔裡，很多數學，很多博奕理論，沒什麼內容。你要解釋世事你就要瞭解世事，最蠢的學者就是解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他們解釋的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幾十年一直坐在玉器、古董市場裡，走來走去就是研究這個東西。我也做過生意，虧本的也試過，這樣才知道外面在發生什麼事情。我和科斯的觀點比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你可以到美國石油公司問，在世界上正式的石油專家中，真的懂的，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是張五常（笑聲）。我做石油研究，花了6年時間，逐個部門，逐個油田（看），那些油是怎麼出來的，我全都知道。
像我的"佃農理論"，就是要解釋為什麼台灣的農產品在管制下產量會增加。我寫關於買戲票的文章，我是要解釋為什麼價格高的座位會先賣完。這全都有現象在那裡。我寫中國的婚姻，為什麼女人會纏腳，為什麼會有童養媳，這些都是現象。
可現在，我看了一百篇文章，看完了連一個現象都不存在，這是什麼？是數學吧？不是經濟學啊！現在這個博奕論，已經搞了20年了，你告訴我吧，它解釋了哪一個現象？給一個我吧，我只需要一個！（笑聲、掌聲）
你說你要搞新理論，你要告訴我你的新理論能解釋什麼現象？你說的現象是不是事實？那些小年青，什麼都沒有，你問他能解釋什麼，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對這個世界不瞭解嘛。現在經濟學家的數學，平均是博士數學家的水平，越來越厲害。但你問他這個符號代表什麼啊？他就說不上了，搞得很抽像。
你說經濟學是藝術，數學寫得很工整，很有學術性，這也是一種遊戲，可以發表，可以拿諾貝爾獎（笑聲），但你能解釋什麼？你能解釋人的行為，我就服你；解釋不了，就是廢物。
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也不是數學遊戲，而是解釋世界的現象。一定要先有現象，然後才去解釋，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我所有的論著，都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然後用很基本的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子跟年青輩經濟學家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對世界的事情認識很多，他們是坐在象牙塔裡，很多數學，很多博弈理論，沒什麼內容。你要解釋世事就要先瞭解世事，最蠢的學者就是解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幾十年來一直坐在玉器市場、古董市場裡，走來走去就是研究這個東西。我也做過生意，虧本的也試過，這樣才知道外面在發生些什麼事情。我和科斯比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
你可以到美國的石油公司問問，在全世界正式的石油專家中，真正懂的，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是我張五常。我做石油研究，花了６年時間，逐個部門、逐個油田看，那些油是怎麼出來的，我全都知道。我有個同事在華盛頓大學研究石油管制問題，他算是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了，但他不懂石油工業，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寫了一本書，所以錯得很厲害。
世界很複雜，不可能用幾條方程式就搞掂嘛，問題在於你有沒有理論能解釋到這個現象，你說你要搞新理論，你要告訴我你的新理論能解釋到什麼現象？你說的現象是什麼？是不是事實？那些年青輩經濟學家，你問他能解釋什麼，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對這個世界不瞭解嘛。
年青輩經濟學家的數學，平均是博士數學家的水平，越來越厲害。但你問他這個符號代表什麼？他就說不上了，搞得很抽像。現在整個博弈理論，我就認為這個概念不好，我過去寫論文是把它放在註腳裡的，現在年輕人反而又翻出來了。你說經濟學是數學，寫得很美觀，很有學術性，也是一種遊戲，可以發表，可以拿諾貝爾獎，但你能解釋什麼？你能解釋人的行為，我就服你；解釋不了，就是廢物。
真正可以做到解釋現象的，全世界數起來也就只有四五個人。所以我跟弗裡德曼這麼談得來就是這個原因，大家一開口就知道對方在講什麼。我是要解釋的，他也是要解釋的。我跟科斯也很談得來，他也是要解釋的，Ａｌｃｈｉａｎ（艾智仁）也是要解釋的，今天沒多少這樣的人了！
我跟弗裡德曼都是從事實出發來研究經濟學的。研究的出發點都是現實存在的東西，不像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他們的出發點是一個方程式。
你要解釋世事，你就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不是那麼容易知道的。像石油吧，是很複雜的問題，一個細節沒搞清就會全盤都錯。又比如說玉器市場，我在街邊賣玉時學過，為什麼那玉石不切開再賣呢？為什麼連著石皮賣？要用燈照著去猜裡面是什麼，那些專家要學３０年才能猜到兩三成，要是切開了就完全不用猜了。那些專家好幾百人，每人花幾十年去學猜裡面的玉好不好，為什麼不切開來賣呢？切開來就不用猜了嘛，大家都不用這麼麻煩了，為什麼就是不切呢？我為這問題搞了好多年。這就是經濟學研究。
事實是不能解釋事實的。比如說天下雨，天上有雲，但不能用雨解釋雲，也不能用雲解釋雨。這裡面有規律，不能自己解釋自己，一定要拿理論去解釋，這就是工夫了。年青輩經濟學家不懂得這個。
我們的理論走到很深的地方，但能用的一定是很淺的理論。你一定要走回來。世界很複雜，深的理論不可能解釋得了，理論越簡單越好。所以我現在用來用去的都是大學本科一年級的理論，但我抓得很準，因為我曾經走得很深。走到深處又走回淺處，這樣來回幾次，用的都是最淺的理論。但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不是這樣，他們惟恐不夠深，越搞越深。
複雜理論是不可能解釋世界的。世界複雜，你又用複雜理論，天才也搞不成。比如說科斯的理論非常淺，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弗裡德曼）是很淺的嘛，Ｓｔｉｇｌｅｒ（斯蒂格勒）也是很淺的嘛，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薩繆爾森）也很淺，就是Ａｒｒｏｗ（阿羅）也很淺，這些全是我的朋友。輪到我，我比他們更淺，我對市場的認識比他們都多。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對於貨幣的認識比我多，但對於市場的認識我就比他多。幾十年了，我就抓著那麼一點理論，我就什麼現象都可以解釋，清清楚楚。所以我跟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很談得來，我跟他講我知道的市場現象，他跟我說他知道的貨幣現象，完全沒衝突，一講就明白了。大家一坐下來，首先就要知道什麼是現象，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分得很清楚。科學的方法，如何假設、如何抽像、如何解釋……都很清楚。
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不知道什麼是現象，全是一堆數學。但像Ａｒｒｏｗ，他也是搞數學的。我跟他說玉器市場的事情，他聽得津津有味啊，因為他搞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信息費用），他覺得玉不切開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老跟著我說：「Ｓｔｅｖｅｎ（張五常的英文名），你跟我說，你跟我說。」像他這樣一個以數學出名的人，對世事還想多知道一點。年青輩經濟學家整天坐在那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電腦）前，就想知道世界、明白世事，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年青人是很聰明的，他的問題是總想刻意創新。但做學問，不要總想著是不是創新，做到最後，是創新的就是創新，不是創新就不要創新。
我是中國人。中日戰爭時候我在廣西逃難，我年青時的朋友全都死光了，我自己腳上還有當年爛的疤痕。
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經常被踢出學校，因為那時我看不到自己有前途啊。
後來我有機會到外國求學，那是１９５７年。那時有美國的學校肯接收我，我看到有知識就會有前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有前途，所以我讀書非常用功。
壟斷的成因有四種。第一種是壟斷者有特別的天賦，如鄧麗君那樣的歌星，她的壟斷權是不應該被禁止的，否則就得割斷她的歌喉。第二種是有發明的專利權或版權或商業秘密，這種壟斷權也不應該被禁止，否則誰還有動力去搞發明創造？第三種是各國反壟斷法律通常針對的壟斷，這就是在市場競爭中把對手殺下馬來，這種壟斷有壟斷之貌而無壟斷之實，「壟斷者」時時懼怕敗軍之將捲土重來，所以不應該禁止。只有第四種壟斷是要反對和禁止的，這就是因政府管制或立法來阻止競爭而產生的壟斷。
微軟顯然屬於第三種所謂的「壟斷」。微軟案子輸了，因為有個很好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微軟卻沒有用到，就是應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分析，把軟件跟硬件捆綁是為了保護軟件產權。
蓋茨不是因為壟斷而輸，而是因為他賺了太多的錢。但是信息產業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是要讓一個人賺很多很多的錢，才能吸引很多人進這個行業。現在把微軟給殺了，那誰還敢去試？所以信息產業就垮了嘛，你看那些告微軟的公司，現在日子也不好過。我一聽是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做控方，就知道微軟要輸了。他們請的是ＭＩＴ一個九流的經濟學家，怎麼能勝過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如果是我做辯方就不同了。實不相瞞，我曾經做過很多大壟斷案的辯方，像ＡＴ＆Ｔ的案子，就是我做的。
所有權不重要。比如說我香港的房子是我的，你說那房子是你的也無所謂，你說它是國家的也無所謂，只要你進來我有權打死你就行。也就是說，明晰產權不包括所有權。要明晰產權，但不要所有權，我一向都是這麼說的。６０年代，我跟科斯、艾智仁他們爭了很久。我問，為什麼法律書上這麼重視所有權呢？他們答不上來。後來我寫文章界定產權，就說得很清楚：不需要所有權。
所謂所有權，英文是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就是遠古時代那些牛羊之類在田野裡走來走去，我要辨別哪隻牛是我的，就燒個鐵印，烙在牛身上，我一看牛身上「張五常」這名字是我的，那隻牛就屬於我。所有權的概念就是這麼出來的。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所有權只是個ｔｉｔｌｅ，名義上的東西嘛。
徹底的承包制，就是明晰產權。你說這工廠是你的，你愛說就說吧，只要我有使用決定權、收入享受權和自由轉讓權，你說這是誰的我都不管。
沒有產權，就沒有市場，這是科斯定律，不可能被推翻的。不講產權，怎麼競爭啊？你沒有市場，因為產權是市場的前決條件，這是真正的科斯定律。所以你不可能不講產權。有些人說只要有競爭環境，不要講產權改革也可以，完全是胡說八道。
英文ｃｏｓｔ很難譯。有時譯成成本，有時是耗費，有時是費用，有時是犧牲，有時是代價。我覺得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應該譯成交易費用，你們譯成交易成本，應該是不對的。
不能將交易費用改成交易成本。交易費用這個詞是我發明的，我想了很久才決定要用「費用」這個詞。成本這個詞是錯的，因為成本有一個歷史的含義在裡面。比如你問這杯子的成本是多少，這杯子已經生產出來了，成本是多少錢啊？你說是１毛錢，但那是你昨天生產它的時候是１毛錢，過了時的成本就不是成本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應該是費用。
交易費用最好的定義就是魯賓遜一人世界裡不存在的費用，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費用。魯賓遜生產要費用；捉魚要費用；他爬上山看雲，猜明天會不會下雨，這種信息費用他也有；他摘了蘋果要搬回山洞裡，那種費用也有。但魯賓遜那種制度裡沒有市場，沒有警察，沒有法官，沒有銀行，沒有走後門，沒論資排輩，全都沒有。這些就是交易費用。
有些交易費用的存在與交易沒有關係。文革哪有什麼交易？但文革時的交易費用很高很高，比如說人們整天學紅皮書、背語錄等等，都是交易費用。問題是，有交易的交易費用與沒有交易的交易費用難以區分，所以只能說是魯賓遜一人世界裡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費用。
絕大部分的所謂創新觀點都是廢物，一文不值。刻意去創新是犯了學術上的大忌。找到一個自己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或問題，翻閱一些有關的論著，就放膽地自己去想，想時要完全不顧及有沒有新意———到最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經濟學的發展在走下坡路！１０多年前我就這樣說。當時持這觀點的有布坎南（Ｊ．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科斯（Ｒ．Ｈ．Ｃｏａｓｅ）、雅倫（Ｗ．Ｒ．Ａｌｌｅｎ）等人；不肯定的有巴澤爾（Ｙ．Ｂａｒｚｅ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認為後生可畏的有赫舒拉發（Ｊ．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今天，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路」這個說法了。
為什麼經濟學會走下坡路呢？這個問題就不容易有一個一致的答案了。科斯認為今天的後起之秀多用數學，以致沒有內容。弗裡德曼也認為數學用得太過分。艾智仁及巴澤爾認為博弈理論過於普及，而這理論其實有沒有可取之處還不知道。貝克（Ｇ．Ｂｅｃｋｅｒ）、德姆塞茨（Ｈ．Ｄｅｍｓｅｔｚ）等人則認為博弈理論是走錯了路，是不應該鼓勵的。
有實用性的價格理論，永遠都是那樣「淺」。問得淺，答得也淺，困難就是要明白重點所在，而這個「明白」是要花很長的時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價格理論之所以是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基礎，是因為一旦掌握得通透，簡單之極。問題是這「通透」來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點要拿得準，引用時要來得活。要達到這樣的水平，我們要由淺入深，由深轉複雜，然後再回到深，又再到淺。我自己來來回回幾次後，３０年來就只懂得用淺的，而忘記了深的或複雜的了。
我這一輩的理念是，理論不是真實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實世界的闡釋。成功解釋所用的理論永遠都是那麼淺，淺得有點難以置信。
一個現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組合。要把整個現象解釋，可用幾個不同的簡單理論，逐部分擊破。在經濟學來說，不同的簡單理論，歸根究底，來來去去都是兩招基本的原理（自利假設和需求定律），活學活用，千變萬化，可以推出數之不盡的理論來。
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有一句格言：大概地對比精確地錯更可取（Ｒｏｕｇｈｌｙ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ｗｒｏｎｇ）。今天，年青的經濟學者似乎不知道這個哲理。他們以高深的數學，複雜無比的統計，「電腦」、「電腦」一番之後，以小數點後三四位數字來表達他們的學術結論。這些精確的錯，是自欺欺人的玩意。他們好像沒有想過，世界複雜無比，而統計學的陷阱多如天上星。
所以今天那些經濟學的後起之秀寫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論就覺得複雜無比，不想再讀下去。
１８、１９世紀英國有個大經濟學家叫馬爾薩斯（Ｔ．Ｍａｌｔｈｕｓ），他說人口是幾何級地增長，所以糧食很快就不夠吃了。胡說八道！中國明朝初期中國的人口是６０００多萬，現在人口上升了２０倍，人均壽命是六七十歲，比明朝時候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但每個人的生活都比明朝好了很多。
馬歇爾（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經濟學原理》裡的理論很多是錯的，但他的架構很好，架構的輪廓很好。他綜合了所有前人的東西，建成這個架構。所以我想問題也是在他那個架構裡想的，他錯的東西我就不管了，我改進了他很多地方。但現在很多年青的經濟學家，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架構，這是一個問題。
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英語原作是我讀過的所有書籍中惟一令我產生畏懼之心的作品。它是經濟學的第一本巨著，但２００多年來，沒有另一本經濟學論著可與它平起平坐：哲理縱橫，觀察入微，博學多識，文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沒有誰讀過《原富》會不覺得自己是渺小的。洋洋近百萬言，其博學多才乃我平生僅見。
斯密的重要結論就是自私給社會帶來好處，他忽略了自私也可能給社會帶來壞處。達爾文講進化論，說進化是根據經濟原則進化的，說進化是一直在改進的。斯密講自私，說人是被迫要自私的，社會制度是逐步改進的。他那社會改進的觀點影響了達爾文，達爾文就有了進化論，所以達爾文的思想是從斯密那裡來的。
我的看法呢，自私會對社會有利，但也可能對社會有害。在某種情形之下，自私的害處可能會將人類滅絕。達爾文研究物種進化的時候，他不知道在幾億年的歷史上有這種事情發生：有些生物曾經很蓬勃，突然之間滅絕了。為什麼會這樣？
斯密與我的觀點最大的分歧就在這裡。我很崇拜斯密，但我認為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只是集中講自私對社會的好處，而忽略了自私對社會的壞處。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解釋不了。
斯密錯得很厲害，但他是一個很偉大的思想家。偉大歸偉大，錯歸錯。有些人也許什麼都對，但我還是瞧他不起。斯密是偉大的思想家，但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個世界都看透了的。我對市場的認識比斯密多，他關於市場的很多說法是錯的。
斯密屢有小錯，但無傷大雅。他的主要論點的整體，不僅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越來越對。大思想家就有這樣的能耐：分拆開來好些地方都錯，但合併起來的整體卻是對的。
人力資本不是新的概念，從１９３０年到現在都有，是Ｆｉｓｈｅｒ（費雪）首先提出來的。他是一個很偉大的經濟學家，但很多人完全不看他的文章，真可惜。你問現在那些搞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他們完全沒有看過Ｆｉｓｈｅｒ。Ｆｉｓｈｅｒ是個天才，我是他的擁護者。我對Ｆｉｓｈｅｒ的理論弄得融會貫通。
我這人是這樣的，我覺得你好，我就會學到你的全套本事。我對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馬歇爾）、Ｆｉｓｈｅｒ的東西很精通，但我不喜歡的人的東西我是完全不懂的。
弗裡德曼永遠喜歡深入淺出，其言論與觀點清楚絕倫。你懂不懂經濟學沒有關係，但總知道他在說什麼。好些行家認為，弗裡德曼在口才上的清楚明確，２０世紀無出其右者。
我是艾智仁他的學生嘛！學生有什麼理由不超過老師？他的東西我都融會貫通了，他的錯誤我都糾正了，怎麼能不超過他？
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超乎常人之意料；事實上，統治我們這個世界者，僅只是這些思想而已。———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經濟學不可以改進社會，怎麼可以改進社會呢？但作為經濟學者，我們被人利用則是可能的。
有很多經濟學者是很蠢的，他被別人利用了，還真的以為自己很有影響力呢。我呢，你們要利用我我也無所謂，但我不信我有什麼影響力。現在市場經濟理論佔上風，我張五常剛好在這裡，那些產權、交易費用理論，剛好是我和科斯他們幾個人發明的，我又會寫中文，那就「時勢造英雄」了。
弗裡德曼５０年代初期寫了一本書，真的是怎麼也賣不出去。２０多年後，１９８０年他又和夫人寫了一本書，其實第二本沒有第一本好，但第二本成了全年美國最暢銷的書，全世界譯了很多個版本，賣了幾百萬冊。我問他，你怎麼現在厲害了那麼多？他說不是這樣，是「時勢造英雄」。
所以我們很自量，講什麼政策，講是講，但你聽就聽，不聽就算，完全無所謂。
我的興趣就是解釋，當我解釋到一件事情之時，自己知道邏輯井然，可以整晚都睡不著，太高興了。那種驕傲之情啊，不到那個境界你是不會明白的。你在科學上的追求，好像爬山一樣爬上去，到了相當的高度，往下一看，看到下面的人還在爬，多少人連路都找不到，你會有一種很驕傲的感覺。
我對凱恩斯是有很大的反感的。１９３６年他寫了一本書很出名，就認為自己很重要。他對經濟大恐慌有很多建議，是大英雄嘛。他明知道所有的人解釋他的理論全都錯了。別人說他是主張大政府的，而他自己說不是。他覺得自己這麼重要，這世界有這麼多人崇拜他，而他們都錯了。但就因為他們都錯了，他就是大英雄了，所以他就不去改正他們。他說等他們搞得更糟糕時再去改正他們。但等來等去，他自己就死了，就沒得改了。我對凱恩斯是很鄙視的。政府想將自己搞大，就把凱恩斯抬出來，捧為宗師。
所以經濟學家的所謂「影響力」，都不過是「時勢造英雄」造出來的。就像現在你們要搞市場經濟，就把我張五常就當成了英雄。其實我什麼影響力也沒有的，但你們喜歡利用我就利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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