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於解釋的經濟學

顯然是因為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受到廣泛的網頁傳播（其中不少是大陸網頁），這些日子我被邀請在香港及大陸作了多次講話。單是四月間就講了十一次，從西南的昆明到東北的大連到廣州到北京鄰近的保定、石家莊等城市的大學。好些講話是沒有預定講題的，但被要求的講題，要不是「經濟解釋」，就是「暢談經濟學」、「什麼是經濟學」之類。這些是與以往的要求不同的。講後的聽眾發問，不少是關於《經濟解釋》的內容。

《經濟解釋》引起那麼大的反響，一個解釋是唸經濟（工商管理或金融之類等學系也要選修一些經濟）的學生非常多。但這只能解釋那「反響」的一部分。經濟學的書籍多如天上星，為什麼偏偏選我的《經濟解釋》來大興質疑？讚賞的話不用重複了，但概括而言，有兩項質疑很有趣，也頗為重要，我應該澄清一下。

第一項質疑是從大陸到外國讀經濟、拿得了博士或作了教授的兩三位後起之秀提出來的。據我所理解，是他們認為我寫的不是傳統的經濟學。這是個奇怪的看法。《經濟解釋》只寫完了需求，而我的需求分析是根深蒂固地建立在馬歇爾、費沙、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發等前輩的傳統上。說我把前輩之見作了修改，作了補充，是對的，但我的基礎不僅傳統，而且「正規」之極。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的需求分析完全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演變出來的。

我曾經談及，創新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傳統之見，可以不改當然不改，可以不補充當然不補充，但若可以簡化，我是會做的。在《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一文內（見《學術上的老人與海》），我指出今天的後起之秀完全沒有讀過馬歇爾、費沙等大師的作品，而近人如史德拉與佛利民的價格理論，他們也知之不詳。所以當他們其中兩三位說我不依傳統，我就不明白他們所指的「傳統」是些什麼？難道博弈理論是經濟學的傳統嗎？

在任何學問上，要走非傳統的路而又要走得有點看頭，有點用處，是要有大天才才可以辦到的。在我研讀經濟學的四十多年中，非傳統的發展我見過四、五次，但自己就是不敢參與。只是六十年代初期，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說剛開始，我就奮不顧身地跳進去。這個決定可不是因為有什麼新的理論，而是產權及交易費用是現實世界的局限條件，被漠視得太久了，我們總要想辦法把這些局限加進傳統的理論中。後來我寫佃農理論就是那樣做了。我可以肯定地說，在我那被認為是創新的佃農理論中，你不可能找到一句理論分析是不依傳統的。

第二項質疑，是學生提出的。他們的質疑有兩部分。其一是他們認為《經濟解釋》所說的，與他們曾經讀過的不同，但搞不清楚不同之處在哪裡。其二是他們認為自己明白了的經濟學，讀了《經濟解釋》就覺得以前「明白」的有點糊塗。這些都是好現象。

遙想自己當年攻讀經濟學，無論怎樣猛攻，其進度總是一層一層地進。初時自己認為是懂的，過了一段日子，聽到老師的一些話，或讀到一些有啟發性的文字，就覺得自己所知的不盡不實，或大可商榷，甚或全盤錯了。就是那眾所周知的等優曲線，我的理解也轉了五、六次。起初認為過癮，其後是精彩，其後是深奧，其後是平凡，其後是可有可無，到最後是不用算了。實不相瞞，那三十多年來我再不問津的等優曲線，我曾經花了好幾天的時間，糊里糊塗地依照傳統，試把兩個人的不同等優曲線相加，要找尋那不可能的社會等優曲線。俱往矣！

《經濟解釋》不是課本。要是它的存在能使學子們省卻一兩層的理解功夫，我就心滿意足了。

回頭說《經濟解釋》被後起之秀認為是「非傳統」，及被學子認為與他們學過的不同，想來有一個簡單的原因。那就是《經濟解釋》是集中在解釋行為或世事那方面，完全不顧其他。經濟學課本以解釋現象而下筆的內容不多。課本重於技術，也教學生什麼是有效率，什麼是無效率，那一種稅制比較好，經濟學者怎樣神通廣大，可以改進社會云云。這一切是會使學子分心的。

後起之秀呢？他們技術超凡，於是就在技術圈內打轉，而又因為出自神州大地，愛國愛民之心溢於紙上，希望自己所學的能使祖國富強起來。他們於是不問「為什麼？」只問「好不好？」或「怎麼辦？」這是赤子之心，難以厚非。要是我像他們那樣年輕，經歷過他們的際遇，我對經濟學的看法很可能會像他們一樣。

集中於解釋的經濟學，說是非傳統，是對的。在佛利民及他的芝加哥學派之前，傳統的經濟學不重視解釋。可幸的是，不重視解釋的傳統，倒遺留下來一部分足以解釋世事的理論基礎。我選出這一部分，加以修改、補充，然後盡量簡化，以實例示範。

在傳統理論中，選擇哪些對解釋大有用場，哪些不大重要，哪些可以廢除不用，好於解釋的經濟學者的看法並不一致。大家一起重視的是需求定律，但細節上的取捨有分歧。這顯然是因為個人的經驗有所不同，自己用慣了的工具當然會多用一下，或重視一點。同樣，成本的概念與局限的處理，大家都重視，但處理的手法也有分歧。我很佩服好些師友的分析，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不少。然而，《經濟解釋》的內容，是我自己的選擇。

學問就是那樣迷人，而除了自己的時間，其他學費差不多永遠是零。學問的天地是今世還存在的唯一的桃花源，像那個武陵人，四十多年前我無意間走了進去。

大陸文字行業的發展

先此聲明，我不是什麼文字行業專家，對中國大陸的情況更是一知半解。但畢竟我是寫稿的人，靠賣文度日，所以比行外的知得多一點。最近我到大陸講學八次，去了六個城市，遇到的是文化人士，傾談的是大陸文章市場的發展，因而知道多一點。很明顯，近兩年來，大陸的文字行業有急速的轉變。再過幾年，今天我知道的應該大為不同了。正因為如此，寫下今天的情況，雖然不一定可靠，他日回顧會有一點依憑來比較一下。



此前我提及，在大陸私營出版是不可能取得牌照的，今天也如是，而什麼買書號或其它非正途的出版，雖然有的是，但不是可取的辦法。此外，盜版或未經許可而轉載的行為不少，所以香港的寫手要在大陸賺點錢，絕非易事。這些是負面。



另一個更為嚴重的負面，是言論還受管制。比起十年前，言論是自由得多了，但管制仍嚴重。最頭痛的地方，是作者或搞出版的不容易知道什麼可以寫，什麼是大忌。明顯的「可」或「不可」是知道的，但灰色地帶很大，一不小心就會被「點名」或被封閉。據我所知，北京當局是有給搞出版的人一些指引的。問題是「指引」得不夠清楚，或根本不能夠說得太清楚。



我很懷疑在正規的刊物上，一個作者會刻意地違反北京的指引。這是因為一旦被點了名，或刊物被封閉，要重見天日並不容易。問題是灰色地帶那樣廣，而在這地帶下筆讀者會增加。



最後的一個負面，是刊物的售價是有管制的，據說通常是以紙張的頁數來定一個價的上限。這解釋了大陸出版的書籍的質量為什麼那樣差——紙質與設計皆乏善足陳。書價有上限，質量怎可以有看頭的？



還是轉談正面的新發展吧。最明顯的是近兩年來，大陸出版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越來越多。這反映兩個正面。其一是言論有了較大的自由，文字因而較為可讀。其二是大陸搞刊物有錢可賺。大陸的讀者市場甚大，只要文章可讀，賺錢似乎比香港容易得多。據說一些報章的廣告收益非常好。



有錢賺這個正面，是正、正、正！報章或週刊之類的刊物，因為有廣告的收益，價管的約束不大。這解釋了為什麼近兩年來，大陸報章的設計與紙質皆直線上升，比較高級的絕不在香港之下。另一個賺錢帶來的正面，是為了爭取可讀文章，作者的稿酬也直線上升。據說今天較高的稿酬，每千字達五、六百元人民幣。（與香港的工資調整後，大約等於香港每千字四千元。）雖然這是最高的稿酬，但這幾年來的急升應該在五倍以上。



想不到，文字有價竟然會在中國大陸出現。這是個可喜可賀的現象。價是最有效的鼓勵：今天大陸較為成功的報章，其文字流暢的水平不僅高於香港，也高於台灣。更令我驚喜的，是一些作者確實有才華，而文字也寫得過癮生動。這發展若繼續下去，不出數年，文字精英會雲集於神州大地矣。



在這個可喜的發展中，我自己也有一點小功勞。據說是受到《賣桔者言》的影響（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那樣說），經濟學散文今天在大陸大行其道。經濟學以散文體表達，是十七年多前我被《信報》所逼而寫出來的。歷久以來，經濟學被稱為「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 ），其文字讀來苦悶，絕不過癮。但若以散文體處理，時而談天說地，時而閒話家常，時而睹物思情，時而公孫舞劍……加上生動的變化，文章有趣味，大眾讀者就可以接受了。愚見以為，所有學問都可以這樣處理的。



今天大陸的經濟散文越來越多，其中不少大可一讀。老實說，政治散文也可以寫，但不容易。昔日香港的三蘇與哈公，寫政治是寫怪論，寫得好，但算不上是散文。政治易寫怪論，難寫散文；經濟易寫散文，難寫怪論。這是我發現的一個定律。為什麼會是這樣，讀者想想答案吧。



我也認為，要是大陸容許政治怪論的自由出現，言論就真的是開放了。其實北京當局所擔心的，是自由的言論可能推翻政權，或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我個人當然不是那樣看。可能我這個人對政治毫無感受，但我就是看不出今天北京的政權有什麼不穩定之處。只要經濟有長進，言論越自由應該越增加政權的穩定性。當然，有些作者在自由中會痛罵政府，或要平反這樣那樣的。但這樣的文字不容易有價，而就算有價，為害不大。七十年代台灣數之不盡的地下書店出售的刊物，罵政府的激烈不親眼見到就不會相信。但當時台灣的經濟增長大有可觀，這些刊物起不了半點作用。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罵了好幾年，來來去去都是那樣的，刊物再也賣不出去，不寫了。



我自己的文字，對中國的政權從來都沒有惡意。我的困難是在言論管制下，瑣碎的詞或句不能用：「私產」一詞有問題，「共產」一詞也有問題；不能說馬克思「蠢」，更勿論毛潤之了。這些瑣碎的約束不足以影響我文章要說的內容，但因為下筆時要左顧右忌，影響了文氣與文采，寫來難以流水行雲。



在我寫過的多篇經濟散文中，自己比較喜歡的是一九八四年初在《信報》發表的《鄧家天下》。這篇文章不容於大陸。該文以閒話家常起筆，跟談毛潤之的文采，贊鄧小平的開放，但主角是鄧麗君。入了正題，我突然反手一刀斬馬克思，瀟灑利落，讀者嘩然。



經濟散文是應該那樣寫的。我刻意地把該文放在《賣桔者言》之首。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那「反手一刀」會被禁。說「蠢」不容，說「錯」也不容嗎？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

記得在加州大學考博士筆試，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當然是經濟理論了。一科考三個小時，理論那一科題目五條，沒有選擇，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學。進入了考室，大家有說有笑。監考的教授進來了，一手拿著試卷，另一手拿著一本小說。



派了試卷，我坐在那裡讀題目，讀完一遍又一遍，讀呀讀，讀了三十分鐘，墨水筆還沒有脫套，還不打算寫什麼。讀清楚了題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來，走到監考面前，輕聲地問：「我要出外喝咖啡，回來才作答，可以嗎？」他在看小說，連看也不看我一眼，輕聲地回應：「當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鐘後才回考室。還有兩個小時，答了三題，只用了四十分鐘。餘下兩題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考最重要的一個筆試的情況。監考的教授當然知道，考博士理論的準備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時要作弊根本不可能。要是考生準備不足，拿試捲回家作答，翻書參考也無補於事。請高人代筆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試捲回家。但兩年前兒子在美國考試，其中一科有了進步：考生可拿試捲回家作答。兒子回家後卻去看電影，比我當年喝咖啡勝了一籌。



不久前太太買了一套《雍正皇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舉的過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監管如囚犯，而洩露題目的要被殺頭。我想，不可能吧！中國的科舉試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夠，讓你先知題目又怎樣了？殊不知我以為是拍攝影集的人的誇張，原來真有其事。



最近到昆明一行，到雲南大學講話，校長帶我去看校園內的明代考舉樓，據說是整國尚存的三間中保存得最好的。



朋友，你道科舉是怎樣考的？一間一間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間大約 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張，桌、椅各一，馬桶一個。一個考生被鎖進這樣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來。



俱往矣，但小程度上舊習仍在。幾年前在大陸訪某大學，改試卷的老師要被關進樓中一個星期，卷改好後才能離開。這與美國的情況有天淵之別。香港的情況比較自由，但港大考試，考生的座位皆有編號，不能亂坐，監考的有好幾個人，而考前主監者要宣讀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奇怪，我參與香港中七經濟學會考出試題的工作，凡十八年，從來沒有遇上試題外洩的事。（考試局本身曾經闖過禍，但與出試題的無關。）我說「奇怪」，是出中七試題的有好幾個人。我那一組就有四個中學老師協助，而他（她）們的協助是重要的。試想吧，除我以外，中學老師是常常更換的。十八年換來換去，那麼多的參與者，而試題沒有外洩。這是一種文化，或一種習慣，大家互相尊重，知道職責所在，看得起自己。（試題若外洩，考後不難發現，要斷定誰外洩是比較困難的。）我還要指出的，是我那一組人從來沒有受到什麼警告，也沒有刻意地秘密從事。不言自明的工作規例，大家都知道，新參與其事的老師是用不提點的。



我為中國古時（清代也算是古了）考科舉的近於無稽的約束這個怪現象想過好一陣，不想了。但最近昆明之行，到那有名的大觀樓一走，讀到樓內關於那天下第一長聯的作者孫髯翁的簡短生平事，知道孫才子因為進科舉考場要被搜身，認為是奇恥大辱，不考，不仕，潦倒落拓以終。我於是又再想到科舉試這個怪現象了。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為什麼要那樣嚴峻？被考的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主考的可能被殺頭？區區考試，怎會搞成這個樣子的？前思後想，我想出如下幾項因素，讓讀者考慮一下——我自己既不肯定，也沒有什麼高見。



（一）歷史上，神州大地考試作弊成風，加上貪污的協助，考生大出其「術」，考官其「術」不正。這個解釋顯然有問題。第一，科舉試考的是文字題，大做文章的那一種。這種考法不容易出術，就是預先知道試題也幫不到多少忙，更何況有三日三夜的時間作答。第二，昔日歐陽修考蘇東坡，皆君子也，不可能是作弊的那種人。事實上，歐陽修見到蘇子的答卷，誤以為自己的門生，為了避嫌而把蘇子降為第二。這是說，昔日參與科舉試的人，可以有高尚的品格，作弊之說是誇張了。



（二）科舉試中了個進士，姑勿論狀元、探花，陞官發小財差不多是慣例。這點比較有份量：牽涉到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隆重其事地處理不難明白。問題是，說比較隆重，可不是說隆重到要被關起來坐馬桶。今天的社會，考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牌照也牽涉到財富的分配，但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考試有近於昔日考科舉的規限或約束。



（三）這點似乎最有份量，但也最難明白：在中國歷史上，要做官或要走上仕途，除了考試似乎沒有其它的重要準則。以今天的西方學術來比較一下吧。在西方學術上要有一席之位，或要找一份學術工作，考試成績怎樣了不起也幫不到多少忙。名校畢業幫一點，不太多。大教授的推薦信很有用處，但比不上一篇精彩的博士論文，而這二者通常幫助找第一份學術工作。之後要爭取學術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發表的學術文章決定的。不論文章的多少，也不大重視文章發表的學報的名氣——主要的是作者說過了些什麼話，或提出了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觀點。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學術不重視考試，是因為有很多其它的衡量準則被採用了。要是西方的衡量單憑考試，那麼考試就會變得隆重其事，雖然不一定會隆重到要把考生關起來。



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除了科舉試，其它的——通常是遠為可靠的——衡量準則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可能我對中國的文化歷史知得不多，其它多種重要的準則被採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在直覺上少用其它準則是我的感受。



這裡我還有一個疑問。今天我們在西方學術上寫了一篇好文章，大喜之餘奔走相告。然而，昔日蘇學士寫好了《前赤壁賦》，自己明知是神品，但恐怕開罪朝廷而不敢示人。要是因為朝廷的混帳而廢除了文章發表的重要準則，那麼大做文章的科舉試究竟是考些什麼呢？

學生何來免費午餐？——答黃有光大俠

四月十四日到大連東北財經大學講兩天課，十七日飛北京到保定與石家莊再講，上機前王玉霞給我三月二日的《經濟學消息報》，內裡有關於我的文章。僅五十分鐘的飛程，坐的竟然是七四七，機艙空空如也，顯然是飛機周轉不靈，借來一用的。



有關我的文章的題目是《張五常〈佃農理論〉自述的試譯》，作者徐唐齡是湖南大學的一位前輩。徐前輩說讀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反覆讀了幾遍，擊節吟誦，慨歎久之。」讀了他的「試譯」，我也慨歎。我們這老一輩的人，記得中國近代的往事，能不慨歎乎？



徐前輩談及我分析的台灣一九四九年推行的三七點五租管（地主的農產品分成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說在大陸早有前科。那是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大陸提出（可沒有真正推出）的有名的二五減租（地主的市場分成率是百分之五十，減百分之二十五，就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了）。這項前科我當然知道，但地主的市場分成不可能剛好是百分之五十。到了台灣，國民黨認真一點。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平均地主農產品分成估計為百分之五十六點八，管制在三十七點五是減百分之三十四，非二十五。這可見國民黨到了台灣還是亂來：一九二六年說是三十七點五，一九四九推行的就是三十七點五了。



說到卜賽教授的譯名，徐前輩說應該是卜凱。我也聽過卜凱之譯，但既然卜教授的老婆之名（Pearl Buck ）被譯作賽珍珠，我就選「賽」棄「凱」。



最令我慨歎的是徐前輩談到卜賽教授當年在南京領隊而作出的中國農業調查。這個我認為「包括之廣，探討之深，史無前例」的調查，曾經有一巨冊，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載這調查的原本數字數據，稀世之寶也。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機緣巧合，我出高價買到一冊。幾年前南京大學的多位同學到港大作訪問，我就把那巨冊送給他們，要他們放進該大學的圖書館中。隆重其事，我花了一晚工夫在巨冊前的空白紙上寫了一大段回憶，皆慨歎之言也。



徐前輩說當年的南京大學是金陵大學。這是很深的學問了。今天既有「南京」，也有「金陵」。當年究竟用上哪個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因為曾經轉來轉去。英文名字是University of Nanking ，而南京者，金陵是也。



我感到慨歎的，可不是南京不南京，而是我認識而又喜歡的錢俊瑞先生（已故），徐前輩引經據典，說一九三四年錢老大讚卜凱的調查研究，但到了一九八一年，就轉了口，說該調查「抹煞農村階級矛盾，……代表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欺騙是相當大的。」數十人合作的調查，要欺騙實不容易。靈魂何價？錢先生的靈魂何價？



讀完了徐前輩讚我的文章，很有點飄飄然，向右一看，是黃有光專欄，題目是《寫推薦信為何不收費——答熊秉元巨俠》。黃有光說他自己被稱為大俠，而熊卻被稱為巨俠，「巨」高於「大」，似乎有點不服氣。



讀內文，黃寫道：「台大經濟系熊秉元教授，不愧有巨俠的號稱，學生請他寫推薦信，他竟敢問學生願意付多少錢，雖然錢是給慈善機構。他（熊）也膽敢提出：『為什麼土地估價師可以為土地估價收費，而老師不可以為推薦信收費？如果寫推薦信可以收費，老師們會不會寫得更認真一些？』」黃大俠的回應是：不收費是為了避免老師替多給錢的學生講誇張的話。



我自己老眼昏花，思想遲鈍，這爭議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後生一輩發明的新經濟學，我一竅不通，但傳統的經濟學我還記得一點。依照傳統之見，熊、黃巨、大二俠是讀錯了劍譜，練壞了功夫。且聽在下道來。



大學教授或老師的薪酬，是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的。那是說，私立大學所收的私人學費，或公立學校所收的納稅人的錢，購買的是老師的多項職責，其中當然包括替學生寫推薦信。當然，老師有權像考試評分那樣，對不同份量的學生寫不同份量的推薦信。



一個成績奇差的學生，請教授寫推薦信，教授大可忙顧左右而言他，或婉拒。要是學生不識時務，看風而不懂得駛 ，堅持教授要寫，就會大難將至。是的，教授收了薪酬要替學生寫推薦信，但他有權作很大的分歧。一個好學生他寫得格外用心，甚至滔滔不絕；一般的他就一般地寫；差的最好是不寫，無謂誤人子弟。



在港大作主任時，聘請新教師，我喜歡委託年輕一輩的同事辦理。我給他們一個錦囊妙計（可惜年輕人往往不聽老人的話）：不要看推薦信的形容詞，重要的是看寫信的人花了多少心血來寫那封信。那是說，寫信的人若擺明是花了不少心機，長信而大論，細說他推薦的學生的思維、文章內容等等，就是很高的推薦了。



是的，老師替學生寫推薦信，不僅老早就收了錢，而且好的學生他要付較大的寫信代價。較為用功的學生等於多付了錢，老師當然要寫得精彩、認真一點，甚至誇張一下。這與熊黃二俠所說的有雷同之處，只是熊巨俠說的是收了錢要再多收一次，黃大俠說的是學生應該吃免費午餐。學生何來免費午餐呢？



遙想昔日作學生時，我苦讀，代價不菲也。找工作時請教授寫推薦信，他們不僅樂意寫，而好些我沒有開口邀請的教授，跑來問我要不要他們動筆。我比一般學生付出了較大的求學代價，教授們就要較為落力地給我寫推薦信。這是市場的規律，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吧。



黃大俠似乎不知道，教授替學生寫推薦信，可不限於時間的代價。要是教授誇張得太厲害，或言不由衷，或胡說八道，使聘請該學生的機構中了計，那麼這位教授就會有很大的麻煩。胡亂的「吹水」信會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行業，使下筆者失信天下。



記得在芝加哥大學招收研究生時，我是評審委員之一。差不多所有申請的學生的推薦信都寫得天花亂墜。後來還是經驗老到的G. Lewis 教我們怎樣讀：這封信寫得用心，有斤兩；那封信的作者從來都大讚學生，作不得準。



有一封從以色列大學寄來的信，大名的作者簡單地說他推薦的學生是可以的，而該學生的成績只是中上。Lewis 一讀該信，大聲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位推薦者說一個學生是可以的，於是把該學生排名第一。後來這位學生不到芝大就讀，究其因，是美國幾家頂級大學都給他獎金。



是的，一般而言，名家寫推薦信是否可靠，在行內傳得很快。要是熊巨俠收了巨金而替學生寫得格外「認真」，他可能成為「超俠」，或「原子飛天俠」，但一個回合就玩完了。

科學說需求

那天帶了一位香港大學的美人到雅谷進午餐，遇到了林山木。一如慣例，山木替我付賬，是所謂免費午餐也。



餐後跟山木打個招呼，問他有沒有讀到我在《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他說想不到我在退休之際，還有興趣參考書籍來寫那本書。我沒有響應，因為不想說出自己的秘密。回家後細想，這秘密是應該公開的。



其實不是什麼秘密。那就是我家中有的只是關於藝術或書法的書籍，一本經濟學的書也沒有。我寫《經濟解釋》完全沒有參考什麼，只是有時記不清楚前賢的論點細節或他們的生卒年期，就掛個電話給張滔。這些瑣碎問題，張滔是有問必答的。我自己老了，記憶力比不上他。



自從作學生時寫《佃農理論》之後，寫任何論著我都不喜歡參考他人之作。寫好後我會「參考」，加些腳注，充充場面。然而近二十年來，我這種事後參考的工作也不干，只是要求讀文稿的同事或行內的朋友提供腳注數據。這種要求往往強人所難，而我的文章愈來愈天馬行空，不容易有參考數據。近十年來，我的英語論著腳注甚少，有時完全沒有。可幸國際上的學報編輯知道我這個人不依常規，放我一馬，沒有腳注也照登無誤。



在《蘋果》發表《經濟解釋》有一個好處，是不需要下腳注。這省去不少世俗的麻煩，再加上不用圖表，不用方程式，寫時就簡直如李太白，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話雖如此，《經濟解釋》是我平生寫得最辛苦的學術論著。困難是有幾方面的。



（一）《經濟解釋》是我要寫的最後一本經濟學論著，絕對不能馬虎。問題是六十五歲了，精力有



所不逮。十年前我可以一坐下來寫盡四枝墨水筆，今天寫盡兩枝也有困難。



（二）人老了，對重點的判斷勝於昔日，但推理的本領江河日下，再不可以暢通無阻。推理的效果雖然不減當年，但卻要分段來想。以前一晚想得通透的小節，今天要好幾晚睡不。寫學術文章，要手起刀落，筆筆見血才是上品。昔日寫時如公孫舞劍，今天用的是大關刀。讀者可能還不會看出我的智力在退化，但那只是因為我往往想了好幾晚才寫一兩段，然後改呀改，改之不盡。



（三）《經濟解釋》是綜合自己四十年來在一門學問上所學到的，但下筆時不管成見，自己認為問題應該怎樣處理就怎樣。好些思想是我三十年前想出來的新意。問題是這些「新」思想是數十年前的思維，今天才下筆，大部分記不清楚。只記得某些傳統之見當年認為大有問題，但問題在哪裡，今天夢裡依稀。於是又要輾轉反側，回想昔日自己想過些什麼。



（四）數十年的專業，與眾不同的思想當然數之不盡。這些思想分割開來，好些論點獨立地不值得下筆為文，但合併起來寫書可能洋洋大觀。問題是這種合併要有系統地處理。先後的安排是個重點。十多年前這種處理我做來容易，但今天我往往要做回顧補加的工作。因為是每星期按時發表一篇，我逼要搶先寫好了六、七期，以免要回顧補加時發覺有關的部分已經發表了。



（五）要是我在經濟學上有什麼過人之處，就是對真實世界的市場現象知得特別多。作過調查，對社會無足輕重，但很有趣味，而自己又成功地解釋過的，屈指難算。每個現象都可以為文發表，但我可沒有下筆。《經濟解釋》的一個重點，是將這些寫出來，算是對自己有個交代。不用大做文章，每個現象簡化地分析一下就算了。問題是這些「項目」實在太多，不可能全部都寫出來，所以在取捨上又要日思夜想。



無論怎樣說，經過了七個月，我發覺《經濟解釋》要分三至五卷，而第一卷的理想分界處我竟然寫到了。從科學的方法到基礎的定理到需求的規律到市場的交易，剛好是一個「段落」，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段落組合，而跟而來的應該是利息與成本的理念，帶到生產、競爭那方面去。以「利息理論」開始的第二卷，意之所之，寫到哪裡才終結，到時再作打算。



第一段落（卷一）共寫了二十八期，每期三千多字，輯而成書，編得易讀一點，有二百多頁，可取也。我為這《經濟解釋》的「卷一」起了一個名目，叫作《科學說需求》，起得恰當。好幾天的晚上，我翻來覆去重讀那二十八期，再修呀修，改呀改，大喜若狂。說實話，這「卷一」比我事前所能想像的好得多。這可能是因為人老了，對自己還可以做到的沒有什麼期望。但《科學說需求》的整體，我很懷疑十多年前我可以寫出來。任何作品都要滿足讀者，但更重要的是要作者自己感到滿足。可能是老了，對自己不再苛求。但重讀又重讀「卷一」，我覺得難以苛求。



讀者可能不明白我這種日暮余功的感受。《經濟解釋》與我以前寫過的《賣桔者言》之類的不同。以前的中語經濟散文，自己認為某論點太深，讀者不容易明白，就說因為太深而不便多談。但《經濟解釋》是自己最後的一本經濟學論著，我不能以「太深」為理由而不論。我認為不重要的可以不論，但重要的我總要說個清楚，或詳加分析。問題是，《蘋果日報》是在街上銷售的大眾刊物，怎樣深奧我也要寫得讀者明白。不可能所有讀者都明白。我選定的讀者對象，是一個香港中學六年級讀過經濟學的中等成績的學生，或是一個沒有讀過經濟的成績比較好的中六學生，或是任何一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一個讀者不一定一讀即明，但細心地多讀一兩遍是總會明白的。



說實話，《科學說需求》可以獨立成書，很有點碰巧，可能是鄭板橋所說的「難得糊塗」的效果。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覺得這卷關於需求的分析，塵埃落定，是一家之言。我曾經深研馬歇爾、費沙、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等「需求」大師的論著，想了那麼多年，替他們整理一下，把重要的與次要的以不同份量處理，然後在自己認為是不足之處作補充，是我的本分。那是說，青出於藍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要做到卻不一定是那樣「理所當然」。



想不到，日暮黃昏，在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題材上，我還可以勒碑誌之。天助我也！

《科學說需求》目錄

前言

第一章：科學的方法
第一節：現象必有規律
第二節：事實不能解釋事實
第三節：特殊理論與套套邏輯
第四節：可能被事實推翻的重要性
第五節：模糊不清與互相矛盾
第六節：非事實與無限制
第七節：理論的真實性
第八節：結論

第二章：從自私說起
第一節：個人作決策
第二節：理論要約束行為
第三節：自私是一個約束
第四節：人的自私本質
第五節：結論

第三章：缺乏與競爭
第一節：物品的定義
第二節：什麼是缺乏
第三節：競爭的本質
第四節：遊戲規則與產權制度
第五節：競爭準則的含意
第六節：經濟分析與價值觀
第七節：經濟學的範疇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第一節：悲哀的發展
第二節：功用是數字的定名
第三節：費沙的貢獻
第四節：替換定理與等優曲線
第五節：內凸定理
第六節：貧窮物品與嘉芬反論

第五章：需求定律
第一節：功用理念可有可無
第二節：佛利民的分析
第三節：其他不變量的選擇
第四節：品味不變的假設
第五節：何謂價？
第六節：何謂量？
第七節：消費者的盈餘
第八節：需求的價格彈性
第九節：需求第二定律不能成立

第六章：小試牛刀
第一節：無知的含意
第二節：驗證的條件
第三節：不管成交量的含意
第四節：單質的需求驗證
第五節：多質的需求驗證

第七章：交易理論與市場需求
第一節：交易是上下交征利
第二節：市場需求否決剪刀分析
第三節：交易的局限條件
第四節：共用品的市場需求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