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談到吵得熱鬧的二十三條,沒有什么感受,只覺得有點無可奈何,而在今天香港的經濟環境中推出爭議如斯的法例,不合時宜,政府把精力集中錯了。
昨天晚上與一些醫生朋友進膳,他們擔心二十三條的通過會使香港的國際評位降級。沒有誰可以反對這觀點。評位下降,其效果可小可大。小是面目少了點光彩,大則外資不再問津,甚或「轉移有利陣地」。香港的言論自由與訊息靈通,是招徠的因素。個人認為二十三條的通過多半不會對這些因素有大影響,但外資會怎樣想呢?國內有好些城市——尤其是上海——有吸引力,香港還有的優勝點是愈來愈少了。
從事學術、教育工作四十年,這裡要說的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幾年來我和太太到國內數十家大學講話近六十次,遇到近八萬個大學生。他們的求知意欲令我感動,而自己退了休,想把餘下來的日子傳授一點什么給中國的青年。以經濟學為媒,我主要是希望傳授自己的思考方法。多年來從師友中學得不少,加上自己的,天馬行空地想,想到什么就說什么,很受國內學子歡迎。
那所謂「張五常熱」給我惹來不少麻煩,而對這「熱」的解釋朋友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國內學子沒有遇到過思想言論毫無人為約束的導師。是那樣容易做到的事,但學子們就是沒有遇到過。在美國不難找,難找的是像佛利民那種天馬行空而又快如閃電的腦子。追隨幾位大師多年,我學得一點閃電之能,也懂得在一個問題上流暢地轉換角度。
今天國內的學術氣氛與求學意欲都沒有問題,事實上是遠勝香港的。但明顯地,學子的思想與言論有顧忌,轉換角度時滿有沙石,不願意跟我轉來轉去。他們喜歡提問,而大致上關於學術內容的他們問得有分寸。他們的提問缺少的是一種靈氣,缺少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或提出一些似怪不怪的問題。
不同大學的學生水平相差頗遠,但用功、有天分的多得很。然而,不管在哪裡,我總是遇到同樣的老問題:學生不能自由自在地把思想轉來轉去,提問靈氣不足,不能以預感給我來幾下怪招。聰明好學,但思想有點生硬,有點公式化,使我覺得他們有點固執,不能客觀地考慮問題。
我想,聰明好學但思想不夠靈活這個現象,應該是多年來政府推行「思想教育」的後遺症。我又想,以中國人的先天智慧與刻苦耐勞,加上今天求學的人多勢眾,不需要到外國留學也會有學術大師排眾而出。差不多是出現的時間了,但似乎還沒有見到。如果再過五年還沒有國產的國際學術大師,「思想教育」的禍害可以肯定。
二十三條若在香港成事,其發展將會怎樣我不知道。最壞的可能是在中、小學引起一種香港式的思想教育。次壞的是刊物或老師的言論變得吞吞吐吐,好像吃錯了藥。學子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這類感染,在學問、思想上有大成是不可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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