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抗戰時，「疏散」乃「逃亡」之謂也。可能因為「逃亡」不雅，且大有怯意，國民黨就發明了「疏散」這一詞。日軍快來了，要保命，三十六著，走為上著，疏散是也。四十年代初期，國內的城市疏散頻頻。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但記得湖南長沙的疏散次數多。
桂林疏散今天不見經傳，可能沒有人記得，或者身在其中的死得七零八落，沒有足夠的生存者勒碑誌之。我是知道的，因為我是桂林大疏散最後的其中一個。
記不起正確的年份了，但應該是一九四三，那時我七歲。母親和我的哥哥與妹妹在柳州，三位姊姊在桂林醫學院就讀，我在桂林真光念小學。這小學（是的，今天在香港大名鼎鼎的真光的前身）位於山坡腳下，很簡陋的。是寄宿生，膳食奇差。母親給我交了學費與宿費就讓姊姊們照顧我。
桂林疏散突如其來，毫無先兆。其實所有疏散都是這樣的。我在真光小學寄宿，早上醒來不見了好些同學。過了一天又不見了另外好些同學。過了幾天，醒來全校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不知是發生了什麼事，但心底裡覺得情況不妥。
三位在桂林醫學院就讀的姊姊曾經再三叮囑，不收到她們的指示，就不要動，不要跑，要等她們指導的訊息。後來我才知道，姊姊們見桂林疏散迫在眉睫，委託一位家中的世交前輩到真光找我，把我帶到柳州交給母親，而姊姊們各自為戰，先走了。她們想不到，那位世交前輩自己也忙於奔命，忘記了我這個孩子。
話說那天早上醒來，真光校園空無一人。廚房內有東西可吃。在校中等待姊姊們來找我，等到午後也沒有影蹤，於是獨自步行到火車站。街上沒有人，但火車站卻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嚷那是最後一班火車，叫的叫，哭的哭。一位婦人懇求一位男人帶她上火車，什麼可以做到的都可以，包括嫁給他為妾。這景像在我腦子中歷久不忘。
火車早就滿了，車頂上也滿是人。我是兒童，個子小，順利地爬到火車頂上，在人叢中找一個小位置坐下，沒有誰說什麼。火車晚上起行，不少人掛在窗外的。記得穿過山洞時，一位車頂乘客可能坐得過高，或半站起來，碰撞死了。
火車早上到柳州。下車只有三幾個人，我是其中一個。火車稍停後繼續行程。原來柳州也疏散了，市中不見人影。我步行到一條名為沙街的街道（不知此街今天還在否），是母親居住的地方。桂林真光之前我在柳州中正中學的附屬小學讀過幾個月，住在沙街，因此記得清楚沙街的家。
找到家門，進去，母親見到我，哭起來。原來哥哥與妹妹都在病，不能起床。媽媽說，不夠錢再逃了，只是後園有一頭豬，肥而壯，殺了可能賣點錢。感到窮途末路，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我到廚房拿了刀，走到後園，一下子把肥豬殺了。
母親和我把豬切開，在空無一人的街上找到一輛木頭推車，把豬推到位於河畔的市場出售。市場空無一人，沒有顧客，是夏天，蒼蠅滿佈豬肉，黑黑一片的。母親知道賣豬無望，哭了。
殊不知過了好一陣，近黃昏，數十艘船隻從江上趕到市場購買糧食，見到只有我們母子在賣豬肉。別無選擇，一下子搶購一空。這樣拿到一點可觀的錢，與一艘比較大的船議好了價，趕回家把哥哥與妹妹像豬那樣以木頭車推到江邊，上船向桂平（太平天國起於此也）進發。
木船坐了數十人，只有我們一家四口是從柳州上船的。船不是機動，沒有帆，也不用船槳。船行由兩種方法推動。其一是由幾個人以竹竿在近岸之處撐水底之地而行。其二是由十多個勞工以繩子在岸上拖船走。岸上的山坡有明顯的拖船者走慣了的路。有時竹撐，有時拖船，一段一段處理的，每段船主議價很快捷。
船程數天的行程中，有兩件難忘的事。其一是某天黃昏，船主突然大叫停船。原來江上有一隻大龜。船主拿一頭有網的長竿，只一下就把龜拿到船上。想來江龜不少，捕龜的工具早就準備好了。
其二遠為重要。岸上十多個勞工拖船，有一個拿鞭子的人，鞭打他認為是卸責或偷懶的。二十多年後書寫佃農理論，談到勞工合約時，我提出了卸責（shirking）與監管的問題。一九六九年，多倫多大學的一位學者朋友到我在西雅圖之家小住，聽到他正在下筆的公司理論，我提出「有形之手」是公司的重點，舉出廣西拖船與拿鞭子的人的例子。當時我說，有趣的問題是：拖船的人可能聘請拿鞭子的人鞭打他們。究竟誰是僱主？誰是被雇？
這拖船與鞭打的現象後來在經濟學界引起了很大的迴響。多倫多大學的朋友（J. Mc Manus）在文中說拖船例子與問題是我提出的。跟一篇大文（W. Meckling與M. Jensen）說是多倫多提出的。跟眾說紛紜，到後來誰是僱主，誰是被雇的一篇文章，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題目之內。
應該是廣西拖船例子與卸責的思維觸發了後來艾智仁與德姆塞茨的有關公司的經典之作。此文導致威廉遜的機會主義的創立，以及七十年代後期捲土重來的博弈理論。
我只是提出廣西的拖船、卸責與監管的例子。解釋公司的成因我選走的是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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