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的選擇

朱錫慶寄來快要在國內出版的《有場景的知識》一書的文稿，是此前發表過的經濟散文的結集，希望我能寫個《代序》。原來他說的「場景」是我常說的街頭巷尾，是我重視的治學地方。這使我想到經濟學者的選擇，在這裡說說吧。

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解釋與推測相同。這是說，在某些情況下（稱局限條件），依據經濟學的原理（主要是需求定律），人的行為會怎樣，而如果情況（局限）轉變了，行為會跟著怎樣變。這是解釋，也是推測了。

人的行為及其效果的好與壞，是價值觀，任何人都可作判斷，不限於經濟學家。價值觀（例如離婚是好還是壞）是道德、倫理上的事，不是不重要，而是互相不同意時吵一百年也不會有結果，是科學之外的事了。福利經濟學就涉及這類問題（例如政府應否資助教育），不少經濟學者有興趣。

然而，既然經濟學可以推測人的行為及其效果，這學問可以提供怎樣改變局限會有什麼效果的分析，讓他人的價值觀判斷。這是經濟學的次要用場，次要也重要。這種提出建議的學問是政策經濟學。舉個例，通貨膨脹究竟是好還是不好，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推測在怎樣的情況下會有通脹，以及通脹會帶來怎樣的效果，則是經濟學者的專業了。

解釋行為或現象是經濟學者的本分，而有了解釋，他們往往提出個人的主觀政策建議。通常不會有影響力，因為決定政策的是執政的人。執政者有壓力團體的左右，也要顧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是低貶執政的人，而是任何人作為執政者都會那樣做，只是有些人的靈魂之價高一點，有些低一點。

一般而言，經濟學者的靈魂既不超凡，也不脫俗。他們有時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某些政策而歪曲了——甚至刻意地歪曲了——理論分析。我自己呢？既不超凡，也不脫俗。但我是個固執的人：我不想知道自己的靈魂何價！這樣，醉心於經濟解釋，而有了解釋才作出政策建議時，執政者怎樣選擇我不介於懷。我說過了，如果我以改進社會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解釋行為或現象是有趣的工作，足以令人廢寢忘餐。有趣，但認真從事的人往往在恐懼的日子中生活。最可怕而又愚蠢的，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是的，道聽途說或資料數據皆可誤導。不是不可以用，但要考證，而考證的工作相當頭痛，有時吃力不討好。

這解釋了為什麼數十年來我喜歡在街頭巷尾觀察，問左問右，有時拿出錢包來考一下出售的人，而有時親自落手落腳地做起生意來了。但做生意我一般只是開了頭，知道生意的性質，清楚行內的現象，就不再管了。當年是艾智仁、高斯、佛利民等師友把我趕到街頭巷尾去的。但他們可沒有伴著我一起跑，只讓我自生自滅地跑了三十多年，寫成了今天中國青年喜歡讀的《經濟解釋》。

朱錫慶是個很有天分的經濟學者，像我一樣，是個街頭巷尾的現象專家。他在這方面的興趣，起於我們認識之前，不知是誰影響了他。如果有大量的中國青年跟著朱教授的路線走，神州大地的經濟學就變得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