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很多青年要求我分析中國的農民問題，提出些建議，希望改善農民的貧困生活。不久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陳桂棣與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洛陽紙貴，其中描述安徽農村的故事，很具震撼性。與此同時，溫家寶對農民的關懷，溢於言表，而最近又提出五年後取消農業稅。
我不懷疑，從國務院到小學生，他們對農民的熱情是真實的。事實上，神州大地沒有出現過像今天那樣濃厚的對農民的關注。手頭沒有足夠而又可靠的中國農業資料，自己的觀察很片面，不能作出有份量的分析。幾天前太太的弟弟，一個四十六歲的飽學之士，給我電話，說他讀《中國農民調查》，哭了，要求我立刻為改進中國農民的生活下筆。可惜感人的故事對經濟分析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不要告訴我中國農民的苦況——我可能比所有的人都清楚。二戰期間我在廣西的農村生活一年多，記得只吃過一碗飯，稀粥一兩個月才能品嚐一次，蕃薯是上品，十來天才吃一次，主要食品是木薯，有毒的，要在水中漂洗幾個星期才能吃，也吃不飽。骨瘦如柴，餘下的皮肉因為營養不足而腐爛，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還見痕跡斑斑。
重要的是，當時的農民說，他們的苦況不是二戰使然——歷代相傳也如是。今天中國的人口比六十多年前上升了兩倍，而農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進。還是困苦，但平均壽命不到四十的日子是過去了的。
拙作《佃農理論》對中國農業有深入的分析，曾經在芝加哥大學教過農業經濟，不是個門外漢，加上二戰時的經歷，可以冷靜地看問題。我要在這裡提出三項原則，漠視其中一項中國農民的生活不會有大作為。
原則一。農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棄農轉工商。華中的張大哥培剛五十多年前就為這問題大聲疾呼，而去年謝世的芝大農業經濟大師D. Gale Johnson關心中國，為這個問題寫過好幾篇文章。想想吧，在美國，一個以農為業的小康之家，需要擁有的一級農地大約是中國的三百畝。我不知道今天中國一戶農家的耕地是多少，還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棄農從工，中國的農民不可能有小康之樂，永遠不能。
另一個現象同樣有說服力。個人的隨意觀察，以年息五厘算，今天中國的工業用地的現值比農業用地的大約高二十倍，住宅用地則大約高六十倍——雖然工、住用地有轉用途的開發成本。這龐大的差距代表著龐大的浪費。人口不大量由農轉工，土地相對較少量轉用途，這差距是不會大幅收窄的。
據說今天中國的農民人口是九億，大約是總人口的六成九，比以前的八成五有改進。我認為六成九是高估的，因為很多農民今天半農半工。正確的數字我不知道。同樣，我不大相信很多地區的農民的人均全年收入不及人民幣四百——工業及其它外快應該沒有算進去。低收入卻是毋庸置疑的。要使農民一般達到小康之家，以全職農業算（full-time equivalent），其人口比率要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政府幫助任何人是干預市場，但為了幫助農民而干預一下不容易反對。問題是，你可以幫助農民而鼓勵他們留於農業，也可以幫助農民而鼓勵他們轉到工業去。前者錯，後者對。縱觀今天北京幫助農民的策略，是選錯了方向。正確的方向明確，但路要怎樣走，我要多作細想才說。（我需要中國農地的頗為詳盡的產權與分配資料，希望讀者可以提供。）
原則二。一定要放棄農產品自供自給的保護主義。中國人多地少，加上大量棄農轉工的需要，農產品不可能自供自給而有大成。我多次說過，歷史上沒有任何供應，能比讓人家賺錢的供應來得可靠。要讓農產品自由進出口才可把農民的生活搞起來。稻糧今天有進口，是正著，但最近北京決定補貼鼓勵稻糧種植，是劣著。
大量放開農產品進口，市場的發展會轉向勞力密集的農產品那方面去。例如同樣農地面積，蔬菜種植所需的勞力大約是穀稻的八倍，而飼養行業與溫室培植所需的勞力，以土地面積算，也多。需要勞力密集的農產品，每畝的產值相應上升。開放農產品進出口，中國的農業會向這方面發展。以養牛為例，美國養一頭牛所需的土地面積大約是中國的三十畝。讓自由市場發展，中國肯定不會選這種養法。市場的發展，要不是牛只進口，就是學日本神戶的飼養：種植名貴飼料，以人工替牛按摩，像服侍父親似的，炎黃子孫出不起錢購買，就賣到外地去。
是的，中國要放棄二百多年前歐洲的重農主義的糊塗思想，開放農產品進出口。需要勞力密集的農產品與工業皆有可為，可以出口交換地多人少的農產品，由市場處理。
原則三。中國農民的困難不單是地少人多，而更重要的是知識不足。沒有任何資產能比知識資產來得穩定可靠，而不像土地，只要願意付出代價，知識資產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
要干預市場來幫助農民嗎？聽我說吧：大量向他們廉價供應知識教育。有多種通過媒體（例如電視）及其它廣及形式的教育方法可以選擇，而天天為中國農民哭哭罵罵的大學生，不能自食其言，臨陣退縮，要站出來作點義務工作了。我建議國內的大學採用美國的每年四學期制，學生選修三個學期，輪更地抽出一個學期到農村作教育工作。這經驗對大學生自己也是一種好投資。
兩年多前在成都幾家大學講話，聽到大約百分之三十的大學生是農村子弟，很高興。當時我說，這個數字使我對中國農民的前景看到一線曙光。萬事起頭難，今天農民求知的意欲明顯，政府要干預，不妨順水推舟，把補貼稻糧種植的錢轉往種植知識於農民的腦子中去。
我既欣賞也擔心溫總理的仁慈。國家負擔得起，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反對幫助農民。但幫助要講戰略，要論投資的社會回報。我認為上述的三項原則是要堅守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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