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夏理.莊遜(Harry G. Johnson)是個比我還要高傲的人,但才高八斗,大家就讓他高傲下去。一些關於夏理的故事很經典。他寄出一篇三十多頁的文稿到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被接受發表了。但學報老編遺失了文稿,要夏理再提供。夏理沒有存稿,於是憑記憶從頭到尾把該文再寫出來。老編收到新稿後,原稿也找到了,相對一下,竟然發覺沒有一字之差。
另一個故事,同樣精彩。我的一位朋友獲多倫多大學以高薪聘請為大教授。那是一九七一年。該朋友在聚會上遇到夏理,知道後者曾經就讀於多倫多大學,興高采烈地告訴夏理他的新職,問意見(其實是希望夏理恭賀一番)。殊不知夏理說:「多倫多是很不錯的大學,是二等腦子的最佳收容所!」興高采烈的朋友嚇得把手上的整杯咖啡倒在衣服上。
夏理視我如親弟弟,凡事維護,認為我是搞理論的最適當人選。但對其他同學或年輕同事他就不大客氣了。要跟他辯論,他會不耐煩地說:「無論我說什麼你就當作是對,可以省卻不少麻煩!」有人說在理論邏輯上夏理沒有錯過,但那種高傲的回應倒也自成一家。數十年來,我自己寫得比較慎重的英語論著,說我錯的大不乏人,但我老是屹立不倒,而說我錯的不知躲到哪裡去了。嚴謹的分析,我沒有錯過;不嚴謹的中語隨筆,分析可能有錯,但自己數不出來。然而,我不敢說夏理的無所不對的話。
記得昔日拜艾智仁、赫舒拉發、普納等高人為師,我的學習態度,是無論自己怎樣不同意,永遠是假設他們是對的才細想。這些高人當然會錯,但機會不大。動不動認為他們錯,不同意,我還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得什麼呢?假設他們是對的,我就會想,為什麼他們會說那樣的話?究竟他們是對在哪裡呢?這樣考慮,九成以上的機會到最後我發覺他們畢竟是對的,是自己低估了老師的本領。是的,假設一位專家是對而後想,比認為一位專家是錯而不想下去,學習的收益遠為可觀也。
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在經濟學作了四十五年的訓練,日思夜想,任何問題的有關局限,理論怎樣約束,怎樣行得通怎樣行不通,數分鐘之內可以想得很闊、很遠。你沒有學過經濟,不可能理解任何問題必有複雜的一面,想也不想就說我錯,其命中率不是近於零,而是零。好比跟楊官璘或胡榮華下象棋,你只學過兩三天,大叫他們錯,以為可以教他們一下,不是妙想天開是什麼?如果你不想學象棋,怎樣胡說不打緊,但如果要學就要問:為什麼棋王會這樣走?
昔日楊官璘對胡榮華,胡氏無端端走一著象五進三。我想,發神經,但為什麼他要走這一著呢?想了很久才知道他對,而楊氏也因為這著看來是不成章法的而敗下陣來。
任何大學問都複雜,往往深不可測。經濟學也如是。你不要學,不妨不斷地大叫錯、錯、錯。但如果要學,你就要想,為什麼這位經濟學家那樣說?這是初學的人應有的態度。到你自己成為經濟學家,在某專題上練到有獨得之秘,你才有足夠的判斷力說這專題的某些觀點是錯、錯、錯。
同學們告訴我一些網上客喜歡說我的經濟分析錯、錯、錯。無聊之輩怎樣說是無聊的事,但如果是學子,這樣的學習態度是錯、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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