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世界大同的角度做學問

山木兄寄來他新出版的《閒讀偶捨》，第一篇的名目是《嫉洋如仇魯迅誤打陳煥章》。魯迅胸襟不闊，筆下磨斧痕跡甚重，而又鄙視像林語堂那種在西方介紹中國文化賺飯吃的學者。陳煥章以《孔門經濟學原理》為題在美國寫博士論文，魯迅說陳氏「自己也覺得好笑」，其輕薄態度有點那個，也有點葡萄是酸的味道。

陳煥章是一百年前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的。那個時代能到美國名校攻讀的中國學子，不是天才也是才子。然而，從陳氏到我寫博士論文的六十年間，留美中國學子的可以數得出的經濟博士論文，絕大部分論中國，鬼子佬不容易判斷真真假假。輪到我寫博士論文，時代轉變了，中國專家沒有市場，而自己的主要興趣是價格理論。我於是想，論文一定要以有一般性的理論為重心，中國的資料可以用，但千萬不要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而寫得老師無從判斷。後來寫成的《佃農理論》，其理論有一般性，不分國界，雖然引證的資料大部分取自中國的農業與台灣的土地改革。今天這論文受到注意的只是理論那部分，而自己認為比理論更精彩的中國農業資料的分析，數十年來無人問津。這可見在學問上，無論怎樣精彩，沒有一般性或世界性的，在國際上不容易殺出重圍。不單是只為中國而寫中國引不起外人的興趣，只為美國而寫美國也有類同的命運。

自然科學，可取的發現都有一般性，沒有國籍。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可以有「國籍」，但如果缺少了一般性，難以成家。歷史學的國籍約束看來最大，要在國際上成家，若不能指出不同國家的共同歷史規律，就要指出不同文化會導致不同的史實，而又能解釋為什麼史實不同。

「東是東，西是西，二者永不會合」這句名言老話，雖然不對，但如果是說東與西不容易會合，卻沒有錯。今天的世界，做學問一定要把這二者會合起來——融合起來——才有希望論成就。這樣看吧，融合東與西是當今做學問的必需條件，但不足夠。有成就的學問，是把二者融合起來，然後表達一些不怪誕的新意。

不一定是近代的人才可以融合東方與西方而達到大成的。生於東而不知西，或生於西而不知東，但產出東、西大同的作品是有的。這些作者是天才了。唐初孫過庭寫《書譜》，論書法，其藝術概念與今天的西方藝術觀非常一致。十八世紀莫扎特寫的西方音樂，今天的中國人喜歡聽。這種人不學有術，只憑預感就打通了不同文化的貫通經脈，的確是天之驕子，令人羨慕。當然，藝術講感情，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互通比較容易，但達到的還不多見。歷史上，數之不盡的藝術作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不能共同欣賞的。不能共同欣賞的藝術不是好藝術，依稀地明白這哲理大約有二百年，一天比一天肯定，到今天一般的藝術家都明白，都同意。

在概念與感受上，視覺或聽覺藝術是比較容易融合東方與西方的。要通過翻譯的詩文就比較困難了。但如果你是今天的中國詩人，懂西語但對西方的詩毫無感受，你不可能是一個有成就的中國詩人。你可以因為天才橫溢，不懂西語而成為一個偉大的中國詩人，但你不可以懂西語，毫不欣賞西方的詩，而在寫詩上有可觀的成就。如果你和我差不多，寫詩的天賦不足但要在寫詩的造詣上有點成就，那麼中語西語皆通，中、西雙方的詩皆讀，融合起來，當可事半功倍。

不是低估董橋與陶傑這二君子的天賦，但我相當肯定，如果他們不是中西兼通，對西方文學有體會，他們的中語文字不可能達到我們讀到的水平。這是融會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的效果，是從世界大同的角度下筆了。

打通中、西融合的經脈，不容易，需要一段日子，而每個過了關的人會有不同的經歷。我自己的經歷，是起頭很困難。那是四十七年前，初到多倫多貴境。有兩個障礙。其一是老生常談的東是東，西是西，在腦子裡自己劃下界線。其二是在西洋鬼子面前不敢示弱，很有點要以炎黃子孫的文化把西洋鬼子的比下去的意識。於今回顧，正如魯迅寫陳煥章，「自己也覺得好笑」。

後來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年紀比我略長的名叫王子春的朋友，其英語文采好得出奇，也有學問，不厭其煩地指導了我幾個月，使我茅塞頓開。其後轉到美國的洛杉磯，就讀於該市的加大，屢遇大師指導，是四十五年前開始的了。

我感到自己完全中西不分，融合得通透，大概是進入加大後的第四年，即是在研究院的第二年，在西方生活了近六個年頭了。從本科生起我選科選得雜，這有幫助。進入了研究院我索性住在圖書館亂讀一通，不到兩年就恍然而悟：原來地球上的學問都是一樣，有好有不好，精彩的少胡說的多，而中國的學問，雖有可取，但一般不及西方。其中主要分別，是西方的學問佳作，在有深度的同時說得清楚。是在天天強逼自己想得清楚的日子中，我意識到學問就是學問，沒有國界，而中國人做學問的一大缺失，是想得不夠清楚。

炎黃子孫的文化傳統的學問不是沒有深度，而是喜歡吹毛求疵，數樹木而不看森林，似乎永遠拿不著重點。這種學問很容易故扮高深，把模糊看為深奧，不知為知之，不懂的往往盲目附從，堅持自己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如果學問是從世界大同的角度看，沒有國籍，做學問就逼著要看森林，而這樣看，懂是懂，不懂是不懂，湛深的學問不會真的深不可測，那才算是走進了學問之門。高斯和我曾經說，我們怎樣也不明白的經濟理論，應該都是錯的。

提到這些，起於我關心中國的青年。聽到同學們給我提供的今天網頁上的好些青年的言論，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在追求知識的重要路途上走錯了方向。激情遠超理智，不分客觀與主觀之別，不知道推理必須有假設，而又往往自以為是，不懂就以專家自居。只讀過幾本書，一知半解，就以為有了學問，以為知道真理。這是數樹木的途徑，過不久就會迷失在森林中。

在知識與理智的表達上，香港網頁上的青年遠勝國內的。求學的際遇不同，所以有別。我關心的是國內的青年。基因說，他們的天賦與香港的沒有分別。只是香港的生長於一個國際都市，無論學與問，他們的世界大同的意識搶先了幾個馬位。還不能說是一般地達到世界大同的學問境界，但比國內的接近得多了。

從今天的世界看，有國籍的學問，皆非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