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30, 2004

從高斯看中國說起

最近收到高斯一封長信,使我感慨萬千。回應我邀請他替我正在整理的英語文章結集寫個序言,說:「關於你的要求,我當然高興寫這個序。唯一的困難是我工作慢,要給我很多時間,但為你寫序是樂事。」

高斯九十四歲了。信中文理清晰,詳盡地記得我的兒子和女兒的往事。他說容易疲倦,睡很多,健康還算好,但比不上米爾頓那樣長春似的。

二十多年前,高斯替我的老師艾智仁的文章結集寫序,寫得有口皆碑。一個典型的英國老學者,任何一方面看都具有英國的醉人文化傳統:舉止緩慢,彬彬有禮,思維細緻,文采煥然,學富五車——在這些組合中下筆鋒利,力達千鈞。去年朋友們聽到我的英語文章要結集,一致認為最適當寫序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高斯。我當然同意,但高斯當時九十二歲了,怎還可以提出這個要求呢?最近去信問好,順便提及,他的答應使我喜出望外。

有了高斯寫序,買這本結集的人可以單為這篇序而值回書價。目前我正在考慮邀請諾斯為該結集寫個後記。搞新制度經濟學的只有高斯和諾斯拿過諾貝爾獎,一前一後,我的文章在中間,讀者要罵也不好意思罵出口吧。去年決定結集成書時,巴賽爾知道,立刻說我要他寫什麼都可以。但半年前他為了試新藥而中計,病重,幾近不起。目前脫離險境,如果過後可以動筆,要他多寫個後記吧。德姆塞茨也病重。艾智仁身體還好,但我是他的正規學生,不知怎樣開口才對。這些是當年搞新制度經濟的朋友了。

高斯對中國有偏愛,認為中國人特別聰明。一九八○年的冬天,他約我到底特律會面,為的是要我回到香港工作,找機會向中國同胞介紹產權的經濟分析。八二年港大有個空缺,高斯力促我申請,但後來以中文下筆,我要學寫中文。效果是好是壞今天還沒有定數。

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高斯這次來信提到中國,寫道:「中國將來的偉大成就我是沒有疑問的——除非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政府常常做出愚蠢的事。話雖如此,有產權界定的共產主義會使中國政府繼續朝著正確的方向走。」英雄所見略同。佛利民曾經說最佳的社會主義與最佳的資本主義是同一回事。說過幾次,我反對共產制度(指大鍋飯制度)的運作,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也說過幾次,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要讓民主投票取決,別無選擇,要讓北京政權推行。

「民主」何物到今天還沒有誰可以說得使我明白。「自由」較為清楚,而我為之寫過一篇眾人叫好,但自己忘記了把修改後的文稿寄給要發表的英語學報的文章。(此文將於正在整理的結集出現。)「投票」最明確,雖然有多種不同的變化。分析過了,在某些情況下,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然而,在權利界定不夠清楚的情況下,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投票往往弄巧反拙,甚至可以有災難性的效果。

我認識的經濟學者都同意以投票選擇大有問題,雖然他們對投票範圍的看法不一致。高斯和我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世界,而投票的成敗得失也是從這角度衡量。他比我年長二十五歲,經歷豐富得多。事實上,一九七三年,以經濟學天才知名天下的嘉素對我說,以他之見,高斯是一七七六年史密斯之後對經濟體制認識得最深入的學者。

一九一○年生於英國,學術上一開頭就走真實世界的路,高斯對昔日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制的發展瞭如指掌。他對列寧等人的論著讀得深入,有些觀點認同,而他竟然是那個主張產權界定、指出這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高斯顯然認為,私產與市場的運作,與「共產主義」是沒有衝突的。一九六九年,作為《法律經濟學報》的主編,他把一位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寄來的文稿以排第一的重要位置發表。該文說的是近於上述的「沒有衝突」的觀點。戴維德當時認為該文不是那樣重要,不應該排第一,問我怎樣看。我說在某些交易費用的局限下,該文重要,但作者沒有寫出來,就不是那樣重要了。

說過了,高斯對自己的思想是頑固的——差不多所有思想大師皆如是。高舉私產與市場,但也認為「共產主義」的某方面的安排,可以節省交易(制度)費用。可惜老了,再沒有機會與他挑燈暢談,深入地瞭解他在這方面的思想細節。

佛利民常說我是世界上對中國改革最樂觀的人。今天看,高斯是比我更為樂觀了。不要管那些差不多是眾所周知的、數之不盡的還存在於神州大地的弊端或弱點,但幾個月前我在文章裡提及,二十多年來我第一次對中國審慎地悲觀。高斯不知道,他說的「除非中國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今天是一浪一浪地出現了。

兩年來,補貼農植大幅上升,最低工資大幅上升,推出反托拉斯法例,加強維護國營壟斷,以管制借貸來宏觀調控,等等,而保護勞工的諸多法例,早晚會促成工會林立,罷工頻頻。一個經濟發展得快的國家一定要走這些路線嗎?不是的,神州大地五千年沒有見過,這些玩意大部分是從西方抄過來的。可能是那些受到國家重視的海龜派的經濟學子,數學有餘但學問不足,對國家的不良影響吧。

豈止不良,簡直是禍害。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更關心中國農民及貧苦大眾的經濟學者,只是我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知道上述的玩意歷來效與願違,長遠地害了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最後,讓我發一點牢騷。北京最近又推出約束言論的大政策,朋友傳來幾篇長文,被點名批判的當然包括區區在下。無所謂,但有兩點使我反感。其一是為什麼要把高斯之名也點出來了。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高斯與那所謂「新自由主義」有什麼相干。不敢說鄧小平選走的界定產權的路出自高斯,但不走這條路,今天中國的老百姓會有飯吃嗎?其二是這些批判文章還是用上三十多年前文革期間的「清算」文體,難道這些作者真的吃了秦始皇的長生不老藥,不知道今天是二十一世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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