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何必協議？

唐英年為了爭取香港的國際知名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招來世貿會議，打虎變作捉蟲，見笑天下。大英雄是韓國的老兄們。早就說過韓國老兄的心理狀態與眾不同。他們死纏爛打，刀槍不入，胡椒粉何足道哉？聽說北韓更不好惹，奇怪他們不走南韓的路，以他們天生的幹勁參與世界產出大混戰。



侯夫子建議世貿會議應該選在海南島舉行，我補充說要選七月。仲夏的海南上有白日，下有白沙，熱氣從上而下，又從下而上，雞蛋還沒有打開就熟了。於是，扎頭蒙面等於自殺，胡椒粉用來當有奇效。



好了，不再說笑。我沒有讀過任何經濟論著不說國際的自由貿易是互相得益，而歷史的經驗說，這貿易是人類進步的一個主要原因。問題是在某些情況下，保護主義會使某些壓力團體得益，滿足一小撮人的利益可以給社會帶來不知大多少的損害。這裡一小撮，那裡一小撮，數之不盡，在民主投票的局限下，分餅仔的形勢出現，結果是各有各的利益山頭。原則上，世貿組織是為處理這些困難而設的。



二十年前，彭勵治問我香港應否參與某國際貿易組織（是亞洲的，不是世貿），我反對，認為參與可能引狼入室，縛手縛腳，損害了香港人習慣的自由貿易遊戲。你要抽稅由你抽，你要配額由你配，你要禁止由你禁，我行我素，東家不買賣西家，總有門路殺出重圍。香港當年就是這樣成為東方之珠的。



但當若干年前朱鎔基要打進世貿，我不反對。三個原因。其一是中國太大，面對的國際政治局限與香港的是兩回事。其二是中國本身的貿易管制嚴謹，進入世貿是大家一起放寬，可取也。其三是自己說過多次，認為中國青年與勞苦大眾的潛在生產力了不起，如果真的舉世自由貿易，我要賭的錢會全部押在中國那一邊。奇怪很少人——其實一個也沒有——相信我對中國人生產力的判斷。歐洲的朋友不相信，美國的朋友不相信，香港的朋友更不相信。國內呢？每次我這樣說學生大聲拍掌，但又天真地說不相信。



四年前中國入世一開鑼，打衝鋒，在還有多種緩進的約束下，中國貨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將來的經濟歷史會傳為佳話。其實不是那樣了不起：需要先進科技的產品中國還差一大截。了不起的是傳統的輕工業產品——例如聖誕燈飾、打火機、玩具之類——那些外間的壓力團體懶得管的，一下子佔領了全世界！今天看，舉世自由貿易是唯一的可取去路，無須協議。



這次韓國老兄在香港的有趣演出，應該給溫總理上了寶貴的一課。那就是補貼農業可以後患無窮。日本與韓國的例子是前車可鑒，而美國的經驗害得那裡的經濟學者罵了數十年。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表決廢除農業稅（其實年多前就取消），可以，但他們應該趁這機會取消目前還有的小量農業補貼。經濟分析說，一物換一物，從農民與社會經濟的角度看，換得過。



最近北京對農業的處理可不是法定廢除農業稅那麼簡單。看來他們要大興土木，搞一個前所未聞的農業革命。我要轉到字數較多的《南窗集》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