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來一個農業革命嗎？（二之二）

二百年前英國的工業革命，不僅歷史必讀，今天的英文字典有這一詞。該革命起於紡織機加進兩個新發明，大幅地降低了紡織成本，又因為紡織機為此增大，小家庭放不進去，促成了工廠制。今天中國的工業發展，從震撼性與影響力看，比昔日英國的工業革命大有過之，可說是另一場工業革命，只是將來的歷史學者多半不會懂得怎樣處理。

今天中國的工業發展也基於兩項發明，比紡織機的兩項更富想像力。其一是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國成功地引進外資科技，主要是靠不知是誰發明的以合資合約代替專利租用合約。後者我曾經花了一個基金不少錢，勞師動眾作過幾年研究，知道不容易履行。但當兩年多前一位同學拿出幾份不知從哪裡弄來的合資合約，求教於我，我一見大驚，說：「這些是專利租用合約的代替，怎會有人想出這個好主意？」其二也不知是誰發明的，那就是我數次提到的促成地區之間有激烈競爭的制度。上述兩項是制度上的發明，了不起，可惜發明者無從考究（多半是迫出來的），說不定將來寫中國經濟史的一無所知，跟著今天胡說八道的輿論亂寫一通。

只聽過工業革命，農業革命沒有聽過。難道在工業搞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國要來一個農業革命，加以協助乎？有可能，但要看北京怎樣走下去。先考慮其它兩個與中國情況相近的國家吧。一是日本，二是韓國。跟中國一樣，這二者皆人口密度高，天然資源平平，但經濟曾經發展奇速，使舉世矚目。這兩國與目前的中國有別。他們保護農業，大搞農業補貼，拖住了經濟發展的後腿。說到資源局限類同，不利，但經濟發展奇速，因而可以相提並論，中國不會找到比日本與韓國更適合的例子了。日本曾經紅極一時，但一蹶不振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韓國曾經把日本仔嚇得要命，但經不起九七金融風暴的蹂躪，之後捲土重來，本領不小，但雄風不再。

今天輪到中國。這個經得起天安門事件的國家，視金融風暴若無睹，迅速的經濟發展連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最近聽到在農村的處理上北京要倣傚韓國。好學唔學乎？不會吧！韓國拜日本為師，有類同的不幸效果。我到過日本幾次，說實話，沒有一餐吃得飽。印象最深刻是一九八二年，在東京，見到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一隻西紅柿零售五美元，走火入魔，是保護農業加大補貼的結果。當時我想，以美元算日本的人均收入直線上升，但吃不得飽，代表著什麼呢？再過三年，我發表了《日本大勢已去！》。

為恐國際上有什麼風吹草動，農產品要自供自給，是杞人憂天。世界上沒有比農產品有更具競爭性的物品供應。另一方面，強而為之，中國的「自給」形勢不是那麼差。漁業，不管鹹淡水，用上新技術，產量大升。君不見，這些年基圍蝦與大閘蟹的價格不是跌得不知西東嗎？畜業（雞、豬之類）也有新法，用地不多。果業盛行著成功得很的山頭種植，尤其是南中國，加上有海南島，外地禁止供應也就算了。蔬菜、瓜瓜豆豆之類，炎黃子孫喜歡吃的，用地不多但要勞力密集。價格是升了，但還不算賣得起錢。我重視蔬菜的價格，因為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可以單看蔬菜價格的穩定變動（與風雨無關的變動），就知道中國農民的收入變動，大約的，很可靠。

長遠一點看，牧業產品是要進口的，棉花也要，而最需要的是穀類了。後者，搶著供應的國家多得很。我不懂政治，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不學香港，讓商人處理農產品進口。年多前上海兩次缺米，我敢跟任何人打賭，商人自由處理進口這短缺不會出現。

在讀者反響很大的一連三期的《扶貧何價？》中（見《還斂集》），我指出扶貧有中性、負性與正性之分。負性為禍，正性為善。前者是指社會的扶貧成本高於貧者得到的利益，後者卻相反。我們可以用同一角度來衡量協助中國農民的取向。保護或補貼農業肯定是負性的，社會成本遠高於農民得到的利益。罄竹難書，只看日本與韓國的經驗就足夠。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公佈，今後五年中國將會增加農村教育經費二千一百八十二億，是很大的數字。雖然我歷來反對補貼教育，但中國的農村子弟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而言，人窮永遠是因為知識低。除非主事的眾君子胡作非為，補貼農民教育一定是正性的，處理得好，正性的社會效益會很高。這與補貼農業的大負性有天淵之別，一正一負，取捨沒有困難吧。再大的農村教育經費我們也不容易反對。

補貼農業教育辦得好，辦得非常好，中國就真的是來一個農業革命了。不是鼓勵農民留於農業，而是知識的增加會鼓勵他們轉到工商業去。美國的農民子弟一般有大學教育，沒有幾個留於農業，要靠墨西哥的「非法」農工耕耘收成。因為農地的性質與供應量很不相同，中國不會走美國的路。如果中國的原料與農產品從目前的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點一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左右（這要算進無可避免的農產品價格上升），農民（兼職的化作全職算）下降至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大成，而我認為處理得當，這目的不苛求。遍走神州，我的感受是農民兼職工商的很多。若如是，教育經費處理得當，再加二十年就差不多了。

有兩個大問題。其一眾所周知，政府任何補貼，混水摸魚或上下其手的行為不容易避免。北京要不是派出幾個像薄熙來那樣的人馬主理，就應該考慮委託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從事。民營本身出一元，政府補貼一元，五五分賬，經費自動提升一倍。如果民營的掛羊頭，賣狗肉，上下其手，或像諸葛孔明說的作奸犯科，殺頭算了。

其二更頭痛，那是教育要怎樣教才對。我對一般教育專家的觀點絕不苟同。三十年前，有七八位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跑到美國拜我為師，只教幾句——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他們就讀得出人頭地，今天一位享譽國際，其它皆職業專材。這幾句話可見於拙作《不是專家談教育》，更全面的可見於結集《五常談教育》，曾經傳誦一時的。

行行有狀元，只是教育狀元往往學而無術，假多於真，難以鑒定。這是困難，加上北京到今天還不肯放棄那些令青年腦子僵化的思想教育，我們只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