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五十多年前我在香港作學生時相比，今天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當年官立的只有港大、理工，與一小撮中小學，都是名校，而私立的中小學不少有口皆碑，令人羨慕。五十年代中期，學位短缺，「野雞」私校群起而出，可幸出錢的家長不傻，這些新校力爭上游，辦得很不錯。我的一位今天在生物學上得享國際大名的外甥，是新法書院培養出來的。
離開了香港二十五年，不知從哪時起教育制度開始闖禍。首先是聽到教育司署的權力膨脹，干預課本的選擇。六十年代中期，他們淘汰了我認為是好得不得了的《中華文選》，其後英語課本再不容易見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喜歡背誦的文章。
七十年代中期，政府資助教育開始淘汰私校。我的母親把一間工業建築租給一間私校營業，每年要補地價。該校辦得不錯，有原則，但因為政府津貼的學校教師薪酬急升，私校只聘用低薪的，鬥不過，節節敗退。從來不過問母親的事，但她見該私校交不出租金而要訴之於法，我身在美國也干預。我的本錢是母親最愛的兒子，吵、吵、吵，一說身體不適她就讓步了。聰明絕頂，她不可能不知道兒子在說謊，只是愛子心切，無可奈何。八十年代中期，該私校不交租也守不住。是政府，不是我的母親，把該校淘汰了。差不多所有私校都遭淘汰。
不久前香港有兩位教師跳樓自殺，有說與政府推出的「教改」有關。希望不是吧。如果真的有關——只有天曉得——那麼自殺是判斷錯了。政府花那麼多錢搞教育，懂也好，不懂也好，他們多多少少要推出一些「改革方案」給市民看。市民懂也好，不懂也好，沒有大群跑出來破口大罵，「方案」就過了關。這樣，作為教師的要不是辭職不幹，就是為了飯碗而隨波逐流，沒有其它選擇。隨波逐流有違己願，但工作情況不會太壞。人做你做，交差算了。
沒有誰會像我當年在港大那樣，寫信給一位副校長，說：「要管我嗎？請你先拿出一點學問來！」聽說這位副校長給我氣得紮紮跳，但沒有死，後來校方不給他續約，回到老家去了。
除了因為增加了政府干預，我們無從解釋今天香港政府花那麼多錢搞教育，求學氣氛遠不及五十年代。當時我是個逃學生，十試八不中，但口琴比賽了得，乒乓球左推右掃，下象棋閉目讓雙馬，同學們都給我一點情面。留級歸留級，總有老師看得起，認為逃學是我的專利，要學時總會指導一下，而有些給我啟發，培養了我的好奇心。說實話，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讀中小學，除了兩三位我討厭的老師，校園的求學氣氛很不錯，只是沒有釣魚或放風箏那樣過癮罷了。
想當年，語文課本是老師自選的，要怎樣教政府完全不管。好些老師悶得怕人，但精彩的彷彿當年西灣河海旁的說書人講武松過岡。自小學得快，懂得舉一反三，只聽一位精彩的國文老師搖頭擺腦地教一次《滕王閣序》，我知道所有古文都要搖頭擺腦地讀。舒巷城曾經說，我的文采是當年搖來搖去搖出來的。可不是嗎？文章讀來沒有節奏，不可能有文采。
香港的中小學今天搞教改，自己不身在其中，所知不詳，評價難以妄下。但香港的大學八九年前推出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這裡譯為「研究評估操作」），我曾經參與。跟「教改」異曲同工，這「操作」一則可圈可點，二則見笑天下。那是要大學的教師按時提供文章的發表數量，是合著還是獨著，在哪份學報發表，等等，起初一年一次，今天減為五年一次了。資料提供後，某些不見經傳之士替學報的不同名頭打分，加上什麼這樣打那樣算。學問的高下可以計分已是天下奇聞，以之決定薪酬或經費更是胡而鬧之。
不要說我這個曾經拿過零分的大教授認為葡萄是酸的。他們今天重視的文章引用次數，一位朋友最近算，我的英語學術論著平均每篇被引用五十一次。這是說，只一篇就比昔日給我零分的頭頭的平生所著的引用次數高出十倍以上。如果當年多帶博士生，平均引用次數大可倍升而破紀錄。要拜我為師的學子無數，但我是個喜歡獨自思考的人，從早到晚想自己的，不容易管他人怎樣想。
其它學系我不懂，無從衡量，但經濟學是過來人，知道要在名學報發表文章易過借火。有三個條件。其一是英文要寫得好，其二要懂得學術文章的規格，其三要受得起學報編輯及評審員的氣，他們要怎樣修改就怎樣修改。首兩項我是專家，只是第三個條件不及格。從來不妥協，想了一年才寫出來的幾十頁紙，玉皇大帝也不能動。
回頭說因為政府干預而在香港的大學搞起來的研究評估操作，以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是鼓勵了產出廢物。上述的三個足以在正規學報發表的條件，沒有一個是關於思想創新與啟發性的。正相反，一篇思想創新或有啟發性的文章，要在正規學報發表著實不易。這是因為除了很少數，懂得判斷思想重要性的高人，不會花時間編輯學報或評審文章。
想當年，史密斯花了十二年寫《國富論》。發表的那一年，今天香港的大學研究評估，可能千考慮，萬考慮，格外寬容，給他三分（書本可能不算）。之後史老每年皆零分也。芝加哥大學的戴維德，影響了我這一代，以香港的偉大評估算，年年零分。區區在下只拿過一年零分，僅在戴維德與史密斯之後，排第三，也算是天下高人了。
我往往懷疑，為什麼曾經管治香港百多年的大英帝國，學問與創作的成就高得那樣超凡。牛頓、史密斯、達爾文、莎士比亞、狄更斯、端納等大師，其成就雄視百代，都是英國的。只是大概地看。以我熟知的經濟學，邊沁、李嘉圖、米爾、馬歇爾、凱恩斯、魯賓遜夫人……，數之不盡，都是英國的。以香港今天的研究評估，這些大師不容易合格，更不會年年合格，但朋友，你認為今天的香港經濟學者中，有一個可以擠進他們的行列嗎？這樣問，是因為自己退了休，不算（一笑）。
毋庸置疑，香港政府在教育上花錢太多，搞得太甚，一塌糊塗。香港教育最可觀是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應該回復到那時政府資助教育的財政預算比率，將那比率用於今天，然後什麼都不管。政府花錢少，教師之外大家懶得管。只是我欣賞羅范椒芬，衷心的。讓她作義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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