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18, 2006

回顧感慨,前看憂心

寫中國未來,開頭七篇卻寫了回顧!不是有計劃的,只是寫了第一篇後,覺得有責任把自己跟蹤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記錄下來。對經濟歷史有研究,知道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從學術的角度看,比任何國家的任何時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說——跟著重複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經濟題材比中國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寫前言,他說中國的成功改革不僅是歷史大事,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是最深遠的。一九七四年經濟學天才嘉素(R. Kessel)對我說:判斷經濟問題的重要性,行內沒有誰比得上高斯。

寫回顧,有無限的感慨。是那樣重要的歷史,只起於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今天我們還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麼少,將來的歷史學者會怎樣處理呢?傳媒的報道不盡不實,專業機構的報告不知所謂,而就是研究中國的學者,我讀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誤解了中國的情況。我自己也所知不多,只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個助手協助我調查研究,北京有幾位搞經改的造訪港大,跟他們討教過一些日子,之後我要求某些資料,總會有人提供。這些加起來不等於我知得準確。是那麼複雜的改革,今天回顧主要靠自己的經歷,猜測在所難免。但我想,是對是錯,客觀地記錄下來,對將來的學者多多少少有點幫助吧。

比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過不少實地調查。既為街頭巷尾專家,這方面我眼觀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見到的種種以簡單的理論聯繫起來。話雖如此,我知道的還是不夠,遠為不夠的。希望北京當局能好好地保存他們的檔案,有朝一日毫無保留地公之於世,是學術之幸。

有些朋友對中國永遠不看好,但二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奇跡,將來的學者不會說違心話。要注意的,是這迅速經濟增長絕對不是因為改革一帆風順。正相反,這改革風風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還滿是沙石,值得破口大罵的事情無數。可見學院裡的經濟發展學說,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問題。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對周其仁說:「批評中國這樣不是那樣不對,很容易。但這不是問題。問題是有那麼多的不足之處,中國的發展創造了奇跡,北京一定是做對了些什麼,對得非常對。是些什麼呢?這才是問題。」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幾方面的,前文說過了。一減一加是淺邏輯,有大波折的過程,中國的經濟發展還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釋的現象。

二十世紀後期,像中國那樣,東歐與前蘇聯等國家都試圖從產權的角度入手改革經濟,但條件看來最差的中國,卻跑出好幾個馬位。雖然我認為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穩定下來的貨幣與地區制度很精彩,獨有的,但我們不能排除還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經濟效能的制度。為什麼東歐沒有相近的成績呢?一個原因是他們起筆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難我解釋過了。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諾貝爾獎委員對我說,東歐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認識近於零——雖然近幾年他們開始重視,但這門學問已經走上歪路,沒有什麼可教的。

還有一個顯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應該不說,但為了將來學者的研究要提點一下。中國的共產黨看來是一個很有系統組織的機構,從改革那方面看,這機構給我如下的印象:決定了大方向,他們拿得緊,但在改革的細節上,他們處理從寬。後者,要批評,可說朝令夕改;要讚賞,可說處事有彈性。別的不說,單是我認為今天穩定下來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區競爭制度,跟蹤過這發展過程的人,都知道地區的劃分、權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質與分帳的方程式,不知更改過多少次。說不民主,但我知道他們搜集意見是不斷的工作,天天做。說北京有權力鬥爭,但經濟效果卻看不出來。考慮,推出,不對,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國改革的細節過程。改來改去,到今天,我擔心北京分不開重點與沙石,把重點作沙石處理,改壞了。在貨幣制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論給我這樣的感受。

說未來,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顧題可以知意。應用上,經濟學與工程或自然科學等有很大的差別。一個工程師可以建造大廈,但一個經濟學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會懂得怎樣搞好經濟。有實用性的經濟學要對歷史與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識,要理解局限條件的重點,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經過正規訓練才知道的基本經濟原理。世事洞明皆學問,而有實用性的經濟知識,可不是今天學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論,也不是什麼回歸分析。換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個經濟學博士要從象牙塔跑出來,在真實世界不斷打轉起碼二十年。我不懷疑一些從海外名校回歸的經濟專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議經濟政策單靠名頭與智商不足夠,遠為不夠的。

北京當局能否維持他們已往的收取意見,自己考慮,自己決定——有關鍵性。摸著石頭過河摸了那麼久,過了那麼遠,繼續下去最高明。我也擔心貝加(G. S. Becker)對中國未來的負面觀:走上福利經濟的路。我不反對扶貧,更不反對扶助農民,問題是怎樣扶才對。曾經發表過三篇題為《扶貧何價》的文章,細說了,會再說。這方面我特別擔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來。這一點,與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細節從寬,不對則改」的處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議溫總理:任何扶貧政策都不妨考慮,但會養大壓力團體而收不回來的,不要干。

最令人憂心是樹大招風,帶來國際壓力。這是外交問題,我不懂。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我發表《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結尾寫道:「愚見以為,不出兩年,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言猶在耳,不出三個月此壓力就排山倒海而來。北京終於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今天上升了大約三個百分點。

大方向是走對了,走得好。我這個人不蠢,不會跟成功爭論。可惜餘下來的沙石不僅多,而且難處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的未來,今天的形勢遠為複雜,其中牽涉到我一無所知的學問。下期開始寫未來,是三分推斷,七分建議吧。

(「中國未來」系列之八)



《中國未來》系列之七:《人民幣的歷程》

《中國未來》系列之九:《讓我先覆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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