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兒子在香港求學,十四歲,暑期到海運大廈一間玩具店打散工。三個原因老闆喜歡他。其一是工資低:下午工作五個小時只五十元;其二是兒子英語流利,招待外籍小友是專家;其三是兒子與兒童合得來。今天兒子長大了,研究專於癌,習醫專於兒科。是的,我的兒子與兒童結下不解緣。
鼓勵兒子打散工是不容易的決定。有危險的:推介玩具要用梯爬上爬落。再者,那份工消耗體力,放工後兒子到麥當勞等食肆大吃,賺來的五十元不夠。我要補貼,連交通等費用每工作天補百元。為父者補貼也是福利經濟,但與政府補貼有大差別:兒子不工作沒有得補。政府補貼卻相反:不工作才有補貼,有工作則不補。
二十年前的香港,政府禁止兒童在街上擦鞋了。如果政府容許兒童在街上擦鞋,而兒子要嘗試的話,我會容許。比較頭痛,因為要親自替兒子選擇地點,也要注意兒子在街上結交的小朋友。
只有一個兒子,說不寵愛是謊話。但我認為在暑期打散工,貴賤不論,對兒子日後的發展有好處。工作是一種鍛煉,可以培養一個少年的責任感,增加耐力,而更重要是看到一點自己做出來的成績,或大或小有點滿足感。後來兒子在美國進大學,讀得好(本科畢業的總成績是三點八五),讀過的書是全新的(彷彿沒有翻過),懂得透徹,耐力強,有好奇心,有想像力。我當年的教導還可以吧。
百多年前,我自己的父親在灣仔書院讀了幾年書,午餐政府供應牛奶,是補貼。輪到我一九四八進入灣仔書院,開頭幾個月偶有免費牛奶,跟著取消了。當年的香港,私立與官立的學校平分秋色,後者免費,是補貼。醫療也有公立的,也是公私抗衡,與今天一面倒的醫管局相去甚遠。當年沒有什麼綜援,天天聽到的是人浮於事,找工作。我的家在西灣河,非富有之區,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工作,不少打散工,殺出重圍不容易,但這是生活,有血有肉也有淚。這些舊朋友的後一代都比他們生活得好,不少大學畢業,富裕得多了。社會的進步應該是這樣的吧。
最近在這裡發表《肥妹之死》與《迷惘之境》,發牢騷,得到讀者廣泛的共鳴。於是想,歸根究底,肥妹死自何因呢?答案是死於香港有很多青少年無所事事。我不知道打死肥妹的那一群有多少是生長於政府綜援之家,但絕不懷疑他們友儕中不少是受到綜援的培養。綜援左右工作的意圖,天下皆知。不工作,無所用心,於是陷於迷惘之境,肥妹當災是自然的倒霉了。
讀書不成沒有什麼大不了。有碗可洗,有街可掃,收入多少總可以練出一點真功夫。然而,這些機會,香港政府二話不說就抹殺了。今天一些議員竟然要推出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強逼無所事事的去掃街不是高明得多嗎?
想當年,自己求學不成,或無心向學,獨自跑到當時四顧無人的柴灣去釣魚,有所事事也。爬上離岸不遠的巨石上,用手把魚絲一次又一次地拋到海中去。根本沒有魚,就是有也要好幾條才湊夠一兩。一次一次地把魚絲拋出,拋出無數次,幻想著有大魚光顧。永遠落空,永遠失望。但就是這樣,我培養出好奇心,培養出想像力,培養出鍥而不捨的性情。八年前艾智仁把我在他教過的學生中排第一,說因為我永遠比同學多走幾步。
今天我認為,昔日到柴灣釣魚的鍛煉,可能比在學校考個第一對我後來的學問發展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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