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上的集中與搏殺

要寫一篇關於佛利民在經濟學術上的貢獻，但這裡的篇幅不夠，又不想切斷該文，還是轉向《南窗集》那邊打主意吧。正在猶豫，卻想起當年佛老對經濟問題的思想集中，有點怕人。跟他交朋友可真不易，因為除了經濟話題沒有什麼可以引得起他的興趣。也是當年，高斯說到馬歇爾對經濟學的思想集中，很佩服，而高斯自己的集中，不在佛老之下。

我的老師艾智仁，當年是行內公認的絕無僅有的經濟學天才。但他喜歡打高爾夫球，又多花時間修改他的經濟學課本，行內朋友有微辭，認為艾老的成就低於他的本領。他當然不同意，孰是孰非只能讓歷史作判斷了。我知道，艾師從事經濟學也是集中的。

批評我在經濟學上的天賦遠高於我在經濟學術上的成就的行內君子無數。皆胡說八道。這些人可能見我不務正業（其實我是在各行各業調查研究），或興趣多多（攝影、書法、散文、收藏等，下文會解釋），又或者見到回港任職後我少有發表英語文章（跟蹤中國的經改，提出建議，不能不全力以赴）。然而，我的英語論文結集長達八百頁，還有人記得的作品逾十篇，而中文則二百多萬字，文章千篇，其中一半以上是關於經濟的，怎樣看也算是多產了。你要不算中文嗎？讀了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再說吧。

不能否認，在經濟學行內——或任何學術行內——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興趣更多而每項走得那麼盡、那麼痛快的人。我處理經濟研究的法門，不是不斷地集中或專注，而是搏殺。搏殺是需要久不久脫離學術，鬆弛一下的。

記得作研究生時，費盡心機，花了年多時間也找不到自己滿意的論文題材。於是把心一橫，索性拿著照相機，天天靜坐園林三個月，任何有關經濟學的問題也不想。是在這三個月中，我想出前所未見的攝影法門，天下獨有，一九六七年在加州搞起風浪，最近在上海及杭州舉行攝影個展，風浪也見。是奇怪的品性。一連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後，兩年前說封機就封機；今天，杭州後，說封展就封展。

想當年，園林攝影三個月，再在校園出現，捲土重來，找論文題材拚命六個月，找到足夠的關於台灣土地改革的資料，決定以佃農理論的分析處理，跟著八個月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完工。這是搏殺。

一九六九年開始調查香港的租務管制，每次回港度假一定到處跑，什麼天台木屋，什麼租客吵罵，而租務法庭見我是常客，拿著他們的廢紙慎重影印，以為我發神經。一九七二年認為自己知得足，想得夠，動筆寫《價格管制理論》（七四年發表）。此寫也，驚天地，泣鬼神，只數十頁紙寫了一年，易稿十餘次。這是搏殺。

《公司的合約性質》是一九八三發表的。從一九六八開始想，為此題一九六九年開始在香港跑工廠，調查件工合約。想，想，想，想到一九八二年初，為高斯的榮休動筆，不分晝夜，不記得有沒有睡過覺。記得是不停地寫下去，用手寫，稿紙不知多少頁，時間不知多少天。完稿，還沒有重讀，還沒有交給打字員，我知道該文可以傳世。於是站起來，仰天大笑。這也是搏殺。

學術之道，人各有法也。沒有興趣的不應該搞。可惜為米折腰，今天的後起之秀逼著要在什麼水平的學報發表文章，既非為興趣而集中，也非為過癮而搏殺。這是把他們可能有的天賦抹殺了。能不悲乎？

佛利民活到九十四歲；艾智仁九十二，高斯九十六，還健在。搞學術，他們集中，不搏殺。搏殺者的壽命會較短吧。難道我要去學打高爾夫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