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的人——無論是一般政客或是一國之首——似乎最容易被人批評。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老百姓說「錯」了半句話,會惹來大禍,所以當時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但我認為,令人反胃的歌功頌德,是一種諷刺。我很不明白,算得上是有才華的毛澤東竟會容許那些誇張得絕不可信的吹捧持續了幾十年。
是的,有時被人家大讚幾句,自己明知是假,卻喜歡聽——這是人性的弱點吧。我自己也有這點「不良嗜好」。但同樣的「假贊」,說到第三次我就覺得肉麻,聽而不喜也。我算是個世俗人,所以同樣的「假贊」可以接受兩次。近於「聖人」的毛澤東,怎可以聽幾百萬次的「假贊」還可以那樣欣然自得?
但除了老毛及類似的一些個別例子,從政的人,在言論自由的地方,被人批評的次數特別多。即使算得上是個甚佳的美國總統的列根,在任雖然被贊多彈少,但被彈的次數還是數之不盡。
從政的人是公眾人物,樹大招風,不可能沒有爭議性,被千夫指罵不算是奇聞。問題是: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或歌星,也是公眾人物,也樹大招風,但被大事批評的並不多見。這顯然是因為假若明星的演出奇差,觀眾或聽眾只「虧損」了票價及時間,不入肉傷身,得過且過地罵幾句就算了。從政的人呢?他們的言行可以舉足輕重,間接或直接地損害某些人的生活或自由,其所受的「批評度」超人幾級,是不難明白的。
不容易接受批評的人——或甚至不容易接受胡說八道的「批評」的人——是不應該參政的。話雖如此,好些批評政治人物的言論,深不可測,值得研究、研究。
大約兩年前,老友肥佬黎批評——其實是痛罵——李鵬那篇文章,可說奇文共賞,使全港嘩然。既富有而又大名的黎老弟,為什麼要那樣下筆,是一件不容易明白的事。但後來見到肥佬黎寫新詩,我也不明白。(據說有一位大家相識的文章高手,讀到黎老友的一首新詩,一不小心,把口中的煙斗咬斷了。)
李鵬是一大國之總理,但口才平平,給人批評應該是司空見慣的。不過我認為肥佬黎那篇「奇文」,不應該發表,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該文內容空泛,沒有說服力;其二是批評得不對。
事後我對黎老弟說:「你說李鵬如何如何,我不清楚,但說他IQ零蛋,我就不同意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個適者生存的制度。我自問IQ不算是零蛋的,但如果我是中國的總理,我不可能『生存』超過三天。拙於言辭的李鵬,其政治IQ比我高出何止百倍!」
從肥佬黎痛罵李鵬的那篇奇文中,我悟出「從政多被批評」的另一個哲理來(此悟也,雖然是後知後覺,IQ卻也非同小可)。那就是:除了因切身利益受損而批評之外,好些人認為(其實是誤以為)自己做總理會做得更好。
是的,從政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沒有參過政的總是以為參政很容易。不會唱歌的,總不會說名歌星的歌技不夠他好;不會演戲的,總不會說某大明星要跟他學習演技。我做教授這一行也是「得天獨厚」:從來沒有聽過不識字的人說他教書會比我教得好。但參政呢?街上的人,十個中總有一兩個會認為自己起碼是略高一籌的。
政治工作是世上最困難的行業,但卻被一般人認為是容易不過的,真是奇哉怪也。
不久前我在這裡發表了一篇大讚鄧小平的追悼文章,引起了好些反響。贊同的佔絕大多數,但一位聰明的朋友卻不同意。他認為搞開放是正著:他老早就知道理應如此,所以鄧小平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回應道:「知道很容易,但要做得到卻難於登天。」
我曾經白紙黑字為聰明而又穩重的董特首建華好評過,但近來有關他的民意急轉直下,認為自己作特首會更出色的人,數之不盡。從政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董先生在商場身經百戰,不可能不知道,政壇的代價比商場的大。
本文題為《政治人物多受批評》,在收筆之際,我也要不自量力地認為自己「做特首會做得更好」——以此跟董先生過癮一下。如果我是董特首,我會凡事委任於陳太方安生,自己打哥爾夫球去也。陳太作特首的民意既然那麼高,何不讓她一馬當先,犯了大錯才加以左右?
一位在美國的學者朋友,認為五十年代的艾森豪威爾威爾是大好總統,因為艾氏喜歡委任,也喜歡打哥爾夫球。九七過渡,風起雲湧,大魚皆出,董特首應該學辛棄疾那樣「過危樓,欲飛還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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